第4章 《家庭背景及在南非[1]和牛津大学的早期经历》：家庭背景及时代状况

一 家庭背景

塞西尔·罗得斯生于1853年7月5日，出生地在英国赫特福德夏郡的比肖普—斯道福德。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罗得斯是赫特福德夏郡圣迈克尔教堂的牧师。据牛津大学罗得斯纪念馆的文件记载，有据可查的塞西尔·罗得斯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其祖上大多以农牧为生。1601年，罗得斯这一姓氏首次出现在怀特摩尔（位于斯坦福德与克里维之间）的教区人口登记簿上。[2]

父亲弗朗西斯·罗得斯在成为牧师以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是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在1834—1849年期间，他担任爱塞克斯郡布兰特伍德教区的副牧师。他乐善好施，人缘很好，那里的人们都喜欢称呼他为“大好人罗得斯先生”。甚至他还自掏腰包为当地百姓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从1849年起，他移居比肖普—斯道福德，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76年。1878年弗朗西斯去世。弗朗西斯是一个严守清规的人，有时甚至显得十分刻板。他在向会众布道时，时间一般精确到十分钟，不多也不少。由此，可以窥见他性格的一斑。弗朗西斯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婚后两年就过世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塞西尔·罗得斯的母亲路易莎·皮考克是他的第二任妻子。1844年，两人结婚。婚后，他们共生育了九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两个男孩未成年便夭折了。塞西尔在所有孩子中排第五，在男孩中排第三。长子赫伯特是个好动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孩子，爱好体育运动。在比肖普—斯道福德的童年岁月里，塞西尔和赫伯特关系最好，两人常形影不离。赫伯特的关于世界和帝国的奇思妙想深深影响了童年的塞西尔。赫伯特被父亲送到温莎公学读书，后来去了南非纳塔尔。次子弗兰克被父亲送到伊顿公学读书，毕业后参军成了英军第一龙骑兵团的战士，参加过在特拉维夫的战役表现勇敢，在乌干达服过役声誉良好，在埃及服役时荣获英军颁发的D.S.O埃及勋章受到长官高度评价。哥哥赫伯特死后，在诸兄弟中他和塞西尔关系最为密切。1895年，弗兰克卷入塞西尔导演的“詹姆逊袭击”丑闻中，为此他一度被英国政府撤销上校军衔。后来他被《时代》杂志聘任为驻苏丹特派记者，英布战争期间由于在莱迪斯密斯被围期间表现不俗，而被英国政府恢复上校军衔。塞西尔去世后，其在新马可特的遗产由弗兰克继承。1905年弗兰克去世。四子欧内斯特后来也参了军，在军中升至上尉军衔。退伍后他去澳大利亚发展。最后，他又来到南非约翰内斯堡投奔兄长塞西尔，协助哥哥在南非统一金矿公司里做事。有关塞西尔的另外三个兄弟的情况，现在知之不详。只知其中两人也参了军，另一人后来去了南非。塞西尔的两个姐姐爱迪丝和路易莎则一直在英格兰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父亲弗朗西斯希望他的七个儿子能以他为榜样，都成为神职人员。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七座教堂里的七个天使”。[3]但是后来七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由于父亲职业的缘故，家里的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父亲非常重视孩子们对“摩西十戒”中第五戒[4]的遵守情况。男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父亲送到主日学校去接受宗教知识的教育，表现好的孩子会从父亲那里得到宗教书籍作为奖励。塞西尔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文雅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持家有方，喜爱孩子，热衷教区公益事业。塞西尔对母亲非常敬佩，他曾回忆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每天有干不完的活，我猜她可能是具有管理方面的天赋，因为她不仅总是把纷繁的家务做得有条不紊，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我们小孩子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一定让妈妈很疲惫。”[5]塞西尔到南非后还一直给母亲写信，保持密切联系，直到她过世。关于塞西尔的性格，据说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得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在他的小日记簿上写着这样一句座右铭：“努力工作抑或无为而亡！”他13岁时就对外宣布他将终身不结婚，他说结婚会让人分心，不能去完成生命中严肃的使命。[6]这些话出自一个13岁少年之口的确让人匪夷所思。而且他说到做到，终其一生也没结婚。此外他做事也很有耐心，这一点给哥哥弗兰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7]塞西尔到入学年龄时，由于体质较弱，父亲没有把他像两个哥哥一样送入伊顿公学或温莎公学，而是让他在家附近的语法学校读书。对此，多年后塞西尔仍然为没有尝试过伊顿公学或温莎公学的独立和集体生活而感到遗憾。塞西尔在语法学校上学时，学习十分认真，给教过他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校的教学科目中，他最喜爱的是历史课和地理课。

1869年，塞西尔16岁时，他离开了语法学校，在父亲的直接监督下继续学习。此时，他已经对于未来有了自己的考虑。他在写给姑妈索菲亚的信中说：“如果对您也支支吾吾不说真话就是虚伪，我得向您承认在一切职业选择当中我觉得做一名律师最好。尽管我同意您的观点这是一份不安定的职业。其次，我认为做一名牧师也是不错的选择。为了实现两个理想，我必须竭尽全力进入大学才行，因为接受大学教育对于实现这两个理想至关重要。”[8]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较之牧师职业，少年塞西尔更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律师。而律师职业是一个纯粹世俗性的行业，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纠纷、维护契约与权益。因此，可见在职业选择上塞西尔已偏离了父亲当初的期许，表明他更感兴趣的是世俗的、人间的、地上的事务，而不再像父亲那样对虚无缥缈的“天国的事业”情有独钟了。之所以会造成父子间的这种差别，根本原因是受到所处时代环境和社会风尚的影响。少年塞西尔的人生理想预示着他将与父亲走上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塞西尔进入大学的理想被疾病粉碎了。离开语法学校不久，塞西尔就病倒了。后经家庭医生约翰·爱德华·莫里斯诊断，他患了结核病，肺部已经感染。[9]最后，在莫里斯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塞西尔送到南非去投奔兄长赫伯特，家人希望海上航行和南非清新的气候能治好他的结核病。这样，1870年6月21日，塞西尔登船启航远赴南非，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与南非的不解之缘。

二 时代状况

上面简要介绍了塞西尔·罗得斯的家世与家庭背景，下面笔者拟就罗得斯出生至离开英国去南非治病这一阶段，即19世纪50—70年代的英国时代状况做个交代，以期从宏观层面和角度出发，更清楚地理解罗得斯的早年经历和早期思想脉络。

（一）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经济面貌

19世纪50—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期。这场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经济变革。在经济领域，工业革命的一系列进展使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它标志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业革命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变革。从技术层面看，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经济结构明显变化；从社会层面看，它导致阶级结构变动、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的流动加快和城市布局的新趋势。

有材料显示：1770—1840年，就冶金业来看，英国工人日均生产率提高了27倍。在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则是成百上千倍地增加。工业革命前后，工业部门的生产量、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空前绝后的。棉制品、煤、铁等几项主要指标均增长几倍到几十倍。另外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包括：以机器生产为特点的工厂制度取代了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工场制度。工农业之间、地区之间、工业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相应变化。

工业革命前，英国经济重心在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工业革命后，煤铁丰富的英格兰西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出现了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并导致人口重心逐渐向西北地区转移。此外，在工农业产值和就业人口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说明了工农业结构的改变。1801—1851年，在英国国民总收入中，农牧业的比重由31%下降到20%，而工业产值则有大幅度提高。全国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人口开始超过农业人口，在全世界英国率先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工业革命还带来一个社会效应，即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1541—1741年，英格兰人口从277万人增加到557万人，用了200年才增加了一倍。可在1750—1850年间，由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提高。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达889万人，人口增长率突破了1%。1811—1821年增至1.81%。此外，工业革命还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新型工业的兴起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也产生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的矛盾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10]

（二）民主化进程逐渐加快

工业化与民主化具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因为工业化往往引起社会力量的大变动和新兴阶级的产生，导致旧社会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工业化产生的新的力量要求分享权力，影响国家公共生活。一般来说，工业化完成得越彻底，则民主化的要求越迫切。英国工业革命对于英国民主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罗得斯出生及至成长为青少年的时期，英国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新的阶级的出现，使19世纪的英国政治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贵族对于国家的专权正被来自下层的力量一点点销蚀。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这一时期的英国统治者被迫向民众让步进行了逐步的政治改革，以应对民众的呼声。

1.1832年议会改革

1832年议会改革又称“第一次议会改革”，它的起因一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但在政治上却处于无权地位，引起他们强烈不满。二是因为工业革命导致原来英国人口分布重心改变，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崛起却无自己的议员。这两个原因导致了议会改革方案的提出。方案的提出实际上说明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经济地理的变化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已不能容忍英国当时的陈旧过时的选举制度，是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土地贵族、大商人和金融家之间为了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1832年议会改革法令规定，56个“衰败选区”被废除，30个小选区失掉一个席位。在伦敦和其他新兴城市，新设了40多个选区。改革法令使选民增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选民由20多万人增至37万人，城镇选民由18万人增加到28万人。全国选民大约增加了30万，由1831年的51万增至81万人。另外，选民比例由5%提高到8%。就议会阶级成分来看，议案并未动摇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11]但尽管如此，1832年议会改革仍然是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英国实行政治改革的起点，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从此登上了英国政治舞台。1832年改革又是一个转折点，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英国已经跨进了民主的门槛。这不仅因为它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更因为它确立了英国走向民主的方式，即以渐进、改革的模式向前发展，旧制度在改革中更新，新制度在改革中发展。[12]

2.人民宪章运动

1832年议会改革后，由于没有选举权，英国工人阶级不满意于其结果。他们将改革视为骗局，积极进行新的斗争。1836年开始至19世纪50年代的宪章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宪章运动是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任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在1837年5月提出了“人民宪章”的改革法案，要求：成年男子享有普选权；按照代表和人口的比例合理划分选区；取消议员财产资格；议员支薪；代表无记名投票；议会每年改选一次。[13]由于英国统治阶级的阻挠，宪章运动几经起浮，前后延续达20年之久。1858年2月8日宪章派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宪章运动画上句号。宪章运动是英国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它促使政府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3.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1832年的议会改革很不彻底，下院多数议席仍被土地贵族控制，他们在下院占有大约一半的议席，所有地产利益的代表超过400多人。[14]这种情况不论是工业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不满意。最终政府决定让步，于1867年7月15日提出新的改革议案，经议会讨论通过。这就是1867年议会法，该法案规定使全国选民由130万增加到200余万。法案再次调整选区设置，46个“衰败选区”被清除，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拥有3个席位，伦敦选区获得议席。1867年议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使土地贵族再次让步，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扮演主角，表明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其后，英国政府又进行了相关配套性改革。在议会改革的带动下，文官改革、司法和军队改革接踵而至。这样，在经济革命以后，英国政治也进入了一个改革时代。1855年文官改革令出台、1870年通过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命令、1871年颁布军事改革条例、1873年颁布最高法院令。

这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改革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残余，使英国地主寡头体制趋于瓦解，资产阶级终于得到了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另外，下层民众也从改革中受益，取得了一定的权利，保护了自己的权益。

（三）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和对人们观念的影响

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它对思想禁锢的破除。因为工业化的本质是对无限发展的追求，因此它离不开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通过社会世俗化这一途径来实现的。我国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先生指出，所谓社会世俗化，是说社会破除思想禁锢，不以信仰作为价值的标准。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不再依据《圣经》而循规蹈矩。在英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从“光荣革命”起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中，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主要表现是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不再把天国的价值奉为圭臬。现实的价值和世俗利益成为人们考量事物的标准和行为的出发点。决策和判断都不再盲从信仰，而是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工业和科学使人们注重实践，上帝怎么说已显得无足轻重了。这种情况导致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两重性：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人们秉承理性主义，以理性指导行动；信仰已退隐至纯粹的精神领域中。信仰仅是“自我”的私密事务了，它只属于精神领域。在社会交往当中，信仰的束缚作用已大大减弱。这种情况导致了信仰与现实分开，信仰与社会及国家分开的社会世俗化局面的出现。[15]人们观念的另一变化是个人主义思潮的凸显。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一步加剧和社会对个人追逐财富的合法化认同，一种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个人主义思潮显现出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年轻人不再遵从传统家庭所传授的不切实际的知识和对自己职业与命运的安排。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拥有技术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在新的开放社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和位置。可见这是对个人奋斗精神的肯定和张扬。

19世纪50—70年代，即罗得斯的青少年时期，如上文所述，此时的英国正处于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改革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资产阶级甚至平民向以前封闭的上层社会流动的路径逐渐被打通。原来以血缘和出身为准入标准的上层社会，在新兴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力量面前低下了头颅。资产阶级中的杰出人士，借助于议会改革法案和文官制度改革等法令得以踏上政治舞台，从而用他们的意志影响公共生活。约瑟夫·张伯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张伯伦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原来是一个螺钉制造商，是最早从事小商品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人物。[16]通过实业致富再进入上层社会，已成为平民获得成功的一条途径。

这个时期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状况应当深深影响到了罗得斯的生活机遇和价值观的形成。工业革命带给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为他提供了不同于祖辈的以土地资源为依托发财致富的机遇和条件，包括后来他与哥哥能够移民南非，都与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流动加快等社会变化分不开。再看后来罗得斯背离父亲的期望，转而热衷实业在南非经营矿业致富，又涉足政坛的历程，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时代精神对个人人生轨迹的影响。罗得斯这位上进的中产阶级子弟在时代风云面前，逐浪潮头，充分发挥个人奋斗的精神，利用时代赋予的条件，走上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达到了寻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只有从时代背景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罗得斯的行为和思想。因为人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只能在时代赋予的框架内活动。人无法选择时代，只能顺应时代的要求。

注释

[1]本书中的“南非”除特别指出外，均为地理概念，与1910年成立的南非联邦以及后来的南非共和国的简称“南非”有本质不同。

[2]Cowan Papers （Rhodes House），ch.12,p.16.

[3]Basil Williams,Cecil Rhodes,p.8.

[4]内容主要是孝敬父母，参见[英]麦克拉斯《基督教概论》，马树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J.G,McDonald,Rhodes—A Life,p.4.

[6]J.G.Lockhart and C.M.Woodhouse,Cecil Rhodes,p.26.

[7]Lewis Michell,The Life of the Rt.Hon.Cecil John Rhodes,p.19.

[8]Rhodes House Library.Mss.Afr.s.115.

[9]Rhodes House Library.Mss.Afr.s.115.

[10]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56页。

[11]L.Woodward,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1962,p.92.

[12]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3]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14]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15]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130页。

[16][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