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沈从文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以来，对他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沈从文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以“沈从文”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发现有5077篇学术论文，这还不包括出版的各种相关书籍及专著。换成仅以“边城”为篇名进行搜索，大约也有3289篇论文。因此，对沈从文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和创新，可谓难上加难。

本书的选题是“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它是一个相当传统的题目。国外叙事学的兴盛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兴起与繁荣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除了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介绍与探讨的热闹不凡，作家作品的叙事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力作迭出不穷。如结合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及国外叙事学经验的代表性著作——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既有理论的探析，又有作品的解读。

就沈从文的叙事研究而言，成果累累。首先，专著不少。代表性成果如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将叙事学理论与文本细读完美结合，从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态度三个方面对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作了全新阐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吴正锋的《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设专章从叙事视角、叙事态度、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四个方面去谈沈从文，也是新见迭出。其次，论文颇多。笔者试以“沈从文”加“叙事”两个关键词为搜索项，得出论文116篇。代表性论文如王继志的《论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叙事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该文通过对沈从文小说文体内容层的叙事基点、基调意旨及形式层的视点、结构等要素的考察，力图对其小说叙事形态作出整体性的把握。此外，在关键词搜索中，还有一些不出现“叙事”字眼的代表性文章。典型如王晓明的《“乡下人”的文体与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全文对沈从文小说的文体创新作了准确定性与周密论证，是沈从文小说文体研究的标志性论文。

鉴于有关沈从文作品叙事研究的成果多、深、广，笔者针对沈从文的创作所做的叙事研究只能藏拙。本书“剑走偏锋”的策略是，仅以笔者的阅读心得和能力所及，挑选出“突转叙事”“乡土叙事”“音乐叙事”“土改叙事”几个较分散的话题，统一在“叙事”的大命题之下，加以辨析和论述，从而显示出沈从文多样叙事艺术的某一些方面，并争取有所创新或突破。

但即使是偏向性的选择，这些话题也早已不新鲜。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粗略统计，与本书议题直接相关的论文，涉及乡土叙事的有264篇，音乐叙事的有36篇，土改叙事的有2篇。专门阐述突转叙事的暂时没有。在乡土叙事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如范家进的专著《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此书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家并列，重点梳理了沈从文乡土叙事的独特姿态及贡献。论文如丁帆的《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提出沈从文的小说中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写，以及对现代派意识流的化用，都为其“乡土抒情诗”的美学追求奠定了基础。在音乐叙事方面，代表性成果如谭文鑫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音乐》（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4月），分五章从“沈从文‘谈乐’”“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湘西地方音乐”“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音乐曲式结构”“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复调”“沈从文文学语言的音乐美”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单篇论文如曾锋的《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提出沈从文在文学中表现音乐，用音乐化创作的方式，使现代中国的音乐抒情文学这一新类型和新风格趋于成熟。有关土改叙事及突转叙事的成果相对较少。土改叙事方面的相关性成果，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有专门一章探讨川行土改中“群”“单独”“有情”于沈从文生命的意义。而论文则如张谦芬的《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2期）。该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从文的土改书信作了较全面的解读，辨析了沈从文在转折时期的思想改造、文学转型的处境。突转叙事是笔者借鉴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论古希腊悲剧的提法，引用而来的一个命名。但相关的研究在沈从文研究的泰斗——凌宇先生的《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中早已有所涉及，在吴正锋的专著《沈从文小说艺术研究》中也有专门提及。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本选题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思路的启发。

鉴于本选题是一个较保守，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缺乏新意与冲击力的选题，要想创新确实很难。笔者只能是尽力而为，争取不故步自封，也不亦步亦趋，勉力出新。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者在“编后记”中对拙作《沈从文小说中的突转叙事模式研究》一文的推荐与点评：“自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就一直是个热点，如今要想在这一领域翻出新意，委实不易，而《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一文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还是很有新意的。作者遍考沈从文小说，从而发现其小说——尤其是早期——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突转’模式。凭借这种‘突转’，其作品产生了发现、惊异、悲剧和空白的审美效果，既渗透了沈从文的人生体验，也是他对人生‘偶然性’的理性思考。”确实，在“叙事艺术”这个较传统的题目下，整体创新“委实不易”。本书力争在部分章节、部分观点上有所突破。

本书分四章来阐述沈从文的叙事特点和叙事艺术。各章观点摘要如下。

第一章“突转叙事”。“突转”是沈从文小说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主要集中在沈从文1924—1933年间文学创作，并以“死亡”的“突转”为其特色，产生了发现、惊异、悲剧和空白的审美效果。沈从文小说叙事上的“突转”既渗透了他的人生体验，也是对人生“偶然性”的理性思考。1937年以后，沈从文几乎中断了小说叙事上的“突转”而转向“抽象”层面的思考，也带来了他的精神危机。

第二章“乡土叙事”。将沈从文与他的弟子汪曾祺进行比较解读，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从叙事姿态来看，在边缘心态的驱使和边缘视角的烛照下，他们的叙事作品都呈现出背向历史的姿态。第二，从叙事话语来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乡村人物、乡村生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对乡村生存状态、生命形态进行诗意诉说。第三，从叙事时空来看，“边城”“大淖”等时空体的运用，体现出沈从文和汪曾祺以“边缘”拯救“主流”、以“民间”拯救“中心”的启蒙姿态或寻根立场。而且，两位作家独特的叙事时态和叙事时刻艺术，彰显出他们对“无时间性的醉心”及对时间人文化的重视与挖掘。第四，从叙事结构来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对照艺术手法的应用，特别是“前—后”对照这种艺术手法。同时，他们对小说的结构势能也很看重，并在《边城》《大淖记事》中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

第三章“音乐叙事”。分“沈从文人生与音乐的因缘”“音乐叙事的具体体现”两大块，着手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从根源上探究沈从文的人生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在沈从文人生的三个重要节点上，音乐因缘成就了他，也挽救了他。首先，音乐富于幻想的气质激励沈从文出走湘西。其次，音乐的静穆和谐特质挽救20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于“抽象”的“泥淖”中。最后，在1949年沈从文精神濒临崩溃时，音乐特有的调节谐和作用挽救他于绝地之中。音乐气质、文学气质，是沈从文并列的两种艺术特质。二者相辅相成，在沈从文的个体生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从叙述方式上论述沈从文创作的音乐性特征。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音乐是通过音响结构的流动来表现人的情感的。具体地说，音乐是以节奏的疏密、旋律的走向与和声的进行，以及配器的浓淡来展示人的情感变化过程的。沈从文则以流动的叙述角度、进程中的人事叙述和开放式的结尾设计，及疏密相间的叙事节奏来完成作品情节的构筑和情感的表达，从而实现叙述方式上的音乐性特征，完成他于作品音乐性美感的追求。第三，从叙述结构上论述沈从文创作的音乐性特征，主要从复调设计和奏鸣曲式结构两点上进行展开。沈从文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多声部民歌中汲取营养，一方面从自己钟爱的西方大量的古典音乐中获得灵感，凭自己对音乐的直觉、敏感与执着，承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路数，很好地在诸如《柏子》《腐烂》《丈夫》《灯》和《会明》等作品中征用了复调这种艺术手法，并在《边城》和《看虹录》等作品中成功地贯彻、运用了奏鸣曲式的结构原理和曲式进程。第四，从叙述语言上论述沈从文创作的音乐性特征。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富于音乐美。他善于调用各种手法来增强作品的音乐性特征，将内心旋律转化为语言旋律，将语言旋律转化为音乐旋律，从而突破理性语言的局限，实现他文学音乐性的初衷与追求。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用字遣词上，十分注意所选用词汇的动感与乐感特征；其次，在短语运用上，特别强调对称感、节奏感；再次，在句式运用上，句与句之间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旋律美与音乐感；最后，在组段成篇上，善于在行文中调用各种手法来增强作品的音乐性美感。第五，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民歌元素进行研究。沈从文喜欢在作品中运用各种形式的湘西民歌，如巫歌、山歌、小调、劳动歌曲和风俗歌。此类乡野民歌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文本的趣味、野味、巫味，使文本氤氲着浓厚的湘西习俗氛围，并打上深深的湘西文化烙印，更使文本飘溢着馥郁的音乐美，增强了美感和感染力。

第四章“土改叙事”。1951年的川南土改之行，是沈从文第三个人生节点的完成点，亦是他后半生人生的真正开启点，具有完成和开启的双向时间意义和双重生命意义。川南土改之行是沈从文的寻梦之旅，静心之旅，疗伤之旅，更是他的改造之旅，赎罪之旅，自新之旅。由此写作的川行书简是他个体生命的证词，是他文学生命的最后一次律动与勃发，也是他思想认识变动全过程的记载与见证。1951年、内江、川行书简，三者从时间到空间，从实践到沉思，见证了沈从文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变化。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川南土改之行，就没有后半生的沈从文。如不经历土改，沈从文可能就无法真正化解他的精神危机，愈合他的心灵创口，就不会平心静气于文物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也就不会有后来作为服饰文物学家，焕发人生第二春的沈从文。

不管是独辟蹊径，还是被逼无奈，本书对沈从文叙事艺术的探究仅是一孔之见。囿于笔者的学力和识见，全书的系统性、逻辑性、学理性还有很大欠缺，片面性、不完整性在所难免，甚至存在偏讹之处。期待于方家的批评和指正，我将虚心接受，俟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