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选题契机
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但是他们伟大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同。关于莫言同马尔克斯的文学关系比较问题，一段时间之内仍停留于魔幻主义的模仿、民间立场的排斥等亟待深化的认识水平之上。莫言也说过，他翻了几页《百年孤独》，看出自己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具有共同的叙事爱好，然后就放下书本开始创作；同时，两人都是想冲击诺贝尔奖的作家，马尔克斯已经成功，莫言随后也成功了；并且，随着寻根文学的退潮，曾经启动并风靡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的关系研究被一度冷落下来；同时，由于历史、文化、翻译、美学差异种种原因，中国汉语文学界目前仅有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这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以及具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更深的期盼！同时，拉美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作品的文学资源很难说已经被我们吸收到位，而莫言的作品学到了马尔克斯的什么？学的如何？又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在摆脱和领会融合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在学习福克纳重复写作建设“南方世界”的路向上，逐渐由模仿到粉碎、互文从而形成“马孔多世界”，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在文学意义的建构上，他留下了让西方学者和世界读者回眸的一笔。喜欢重复书写的莫言是如何把其“东北高密乡”建成世界性的、全人类性的，尤其是具有中国民族表征的文学世界并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能不能继续为人们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莫言和贾平凹、冯冀才、邓友梅归属于乡土市井小说，这是否可以完全概括莫言小说的内涵？莫言和马尔克斯两人从文学资源、成长背景、书写语境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更多不同之处，魔幻主义的模仿等是否能够概括两个文学世界的关系？等等。总之，无论从文学及文学史、流派史和魔幻现实主义文论的分析和构建上，还是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最终解开上，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比较研究就有了坚实的文学（文学史）基础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研究范围
由于莫言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生产一部大块头作品，同时，马尔克斯尤其是莫言的作品数量之大，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与其匹敌者甚少；马尔克斯的著作和国外研究资料的国内翻译相对有限，等等。本书的比较范围主要包括两人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长篇小说，并且，相关的魔幻现实主义短篇如有涉及，也会作为资料使用。笔者主要选择莫言到目前为止的全部长篇小说（当然偶尔会使用他的短篇小说和文学理论作为旁证）11部：《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天堂蒜薹之歌》（《十月》1988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十三步》（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酒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食草家族》（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红树林》（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四十一炮》（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选择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世界小说九部：《枯枝败叶》（1955年）、《蓝宝石般的眼睛》（短篇小说集）（1955年）、《恶时辰》（中篇小说）（1961年）、《上校无人来信》（中篇小说）（1961年）（陶全平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短篇小说）（1961年）、《百年孤独》（1967年）（高长荣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家长的没落》（1974年）（伊信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卢炳瑞主编，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迷宫中的将军》（1989年）（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为了追求政治效果，马尔克斯的创作已发生写实化转向，它以写实为主，本书只在关涉处提及该书）。其他还有《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和大家对话》《莫言研究资料》（杨杨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三 研究方法
1.文本细读法。文本是文学活动的核心媒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文学现象学、符号学、文学社会学等奠定比较研究的文本基础。
2.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法。主要从解构、对话、互渗律、佛教内涵、变态人物、女性形象、情爱等方面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梳理其文本特征的异同及其原因，同时辅之以影响比较研究。
3.文献梳理和实证法。将文本资料、作者自述资料、他人评价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4.理论透视法。在文本阅读基础之上，采用合适的理论视角（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进行透视研究。
四 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以马尔克斯、莫言为原点，以世界文学思潮为方向，梳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地域发展线路。
2.以文学地理文化为支点，辨析莫言、马尔克斯文学世界（马孔多和东北高密乡）、书写策略、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
3.在反思西方理性的偏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重估中国、西方、拉美等地域的文学形式、思维方式、美学风格的价值，在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学思潮之下，展现其“俗而弥新”的现代美学风格。
4.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显现马尔克斯和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以民族地域文化、民族文学形式为主干，融合世界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创造性成果。
5.在梳理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基础之上试图阐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资源的异同。
（二）现实意义
1.厘清莫言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否摆脱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怎样更加卓越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并有所超越。阐明莫言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作家融合发展世界文学思潮和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个案分析。
2.从解构、对话两方面，透析莫言和马尔克斯在文学文本中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资源和本民族文化资源。他们既拥抱又批判、既模仿又反叛西方和民族文学（化）资源的文学创作态度、过程和作品，敞开莫言如何集古今中外于一身，出神入化地开拓具有中华性、世界性、人民性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在“新丝路文化”的发展路向之下，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判断的个案。
3.在世界文学思潮之下，从地理文化环境、魔幻、弑神、对话等方面试图勾画出莫言先生模仿吸收、融化、摆脱的线路，窥视莫言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世界的关系地图，为民族艺术世界的建构提供个案分析。
4.从解构、多维对话、原始思维、佛教内涵、变态心理、生命倾诉等方面，阐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民族风格表征和成因。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展现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实绩，借此勾勒出中国新时期“小说丝路”的踪迹。
五 国内相关重要研究文献综述
（一）关于莫言的研究现状
1.关于莫言作品的个案研究数量较多
如雷达的《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以福克纳的神话模式和中国的比兴，解释莫言的神秘机制。李陀的《现代小说的意象——序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用意象来探讨莫言小说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合努力。程德培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从叙事的童年视角和心理的过度压抑等方面，探讨莫言的文本印痕及其机制。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昆仑》1987年第1期），从叛逆精神、酒神精神、红高粱精神等方面，探讨莫言作品的生命内涵及其对国家文学建设的努力和意义。王干的《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读书》1988年第10期），从接受角度批判莫言小说中“感觉丑”的审美思想的反文化倾向。吴炫的《高粱地里的美学——重读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文科月刊》1988年第11期），揭示稚拙、荒凉、野蛮轮回的审美寓意（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结合在一起）。陈炎的《生命意志的弘扬 酒神精神的赞美——以尼采的悲剧观释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南京社联学报》1989年第1期），以尼采的悲剧、超人哲学为视角，透析文本内外的少年中国精神，以及种的退化的担忧。丁帆的《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分析了莫言的民族神话“以丑为美”的风格表征。邓晓芒的《莫言：恋乳的痴狂》[1]，分析莫言《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对“寻根”作家的思考解构，这和邓晓芒的实践美学理论是一致的。贺绍俊、潘凯雄的《毫无节制的〈红蝗〉》（《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对莫言的语言、丑恶意象的选用进行抨击。唐韧的《百年屈辱，百年荒唐——〈丰乳肥臀〉的文学史价值置疑》（《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从安泰、女娲来批判其审美的不足。张军的《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从言说方式、情景、结构三维度解读《丰乳肥臀》的反讽性（与其说是反讽，不如说是解构和象征）。陈思和的《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钟山》1988年第1期），指出莫言用梦境来诠释历史，并对莫言的粗鄙提出批评。谢有顺的《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从刽子手、看客、被处罚者等方面进行人性分析。洪治纲的《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则从形式、刑文化、戏、人性等角度切入。周景雷的《红色冲动与历史还原——对莫言小说的一次局部考察》（《当代文坛》2003年第1期），分析莫言天马行空的红色历史建构的缘由。吴义勤的《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简述其三条线索、人性复杂、语言洪流等。宋明炜的《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分析莫言对民间历史的构建，等等。关于莫言小说的个案研究较多，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以2001年为界，自《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文学作品逐渐获得诸多个案批评者（家）的认可。这期间，在莫言作品的个案研究中，莫言的生命精神、民族文学建构、民间文学建构、红色文学基因、文化内涵等受到较多认可，但是其文学风格隔三差五地被以“丑”“粗鄙”等称谓被批评，莫言的这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优雅”风格的反思、对民间文学的追求、“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视角、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中国化等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研究和衡量。冷战思维和莫言的小学生文凭（大家忽视了莫言的文艺学硕士的身份），及其坦诚的自述态度，老百姓的语言追求等，这些现象使大家误解了莫言。在民族文学塑造、民族精神的高扬、国民人格的文化探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等方面，和马尔克斯小说一样，莫言小说有崇高的追求和很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些现象为莫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2.将莫言研究奠基在思潮之内
如朱向前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人民日报》1986年12月8日），用“文学共和国”的营造来分析莫言、福克纳的共同点。王炳根的《审视：农民英雄主义》（《文艺争鸣》1987年第4期），从父辈、子辈两代来考察农民英雄的人道，以及反战艺术主观塑造的历史责任。金汗的《评今年小说新潮中的莫言——兼论当今“新潮小说”的某种趋优走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在小说新潮的背景下，把莫言小说的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学走向。贺仲明的《逃避与追寻》[2]分析了莫言小说的乡村情结。李洁非的《莫言小说里的“恶心”》（《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以存在主义探讨莫言小说人的“兽性”感性书写的哲学意义等。因此，在思潮之内研究莫言不是新鲜事，把莫言放在思潮之内进行研究代表着这一段时期莫言研究的较高水平。莫言较早被放在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等思潮之内被研究。很明显，这种研究并没有被深入贯彻下去，关于莫言的思潮研究一度被中断，更不用说出现比较全面系统的莫言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相关研究了。其原因在于，首先，莫言、马尔克斯本身的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并且佳作不断，因此，有分量、有深度的相关思潮的系统研究显然还远远不够；其次，由于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程度有限，大家都被吸引到存在主义风潮之内，边缘性文学的系统研究被搁置了。相对于寻根主义、红色经典、新历史主义等研究文章，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在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内展开莫言和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
3.阶段性整体研究
如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从狂歌的叙述方式、抑郁的基调、写实与象征、时空、语言等方面进行整体归纳，主要偏重于道德分析。季红真的《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从审美的性、经验和神话的结合、语言的民间化等方面，探讨莫言小说的异质性。李德明的《天然的歧途——莫言作品侧识》（《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简述社会转型时的价值失范及莫言童年经验的文学资源作用。王德威的《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第3期），从历史空间的建构、流派的离合、文本—身体—历史主体等方面，探索莫言文本的黑洞。乐钢的《以肉为本 休书“莫言”》（《今天》2000年第4期）论述莫言小说的身体叙事、狂欢化特点。王金城的《理性处方：莫言小说的文化心理诊脉》（《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从童年经验、创作观、批评的缺席等方面，批评莫言的审丑倾向。罗小茗的《轻逸——论莫言的短篇小说》[3]分析了文学语言化转向后的轻逸文本倾向。陈思和的《中国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4]采用民间、庙堂、知识分子视角透视莫言的民间叙述。“《天堂蒜薹之歌》里，作家围绕一个官逼民反的案件反复用三种话语来描述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自己陈述的民间话语，虽然不成熟，但这种叙述语言的变化与小说叙述的多元解构却是莫言的独创。”[5]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简论莫言与说书及中国精神的勾连。王爱松的《杂语写作：莫言小说创作的新趋势》（《当代评论》2003年第1期），简述莫言小说语言、叙述的错杂疑虑等。有关莫言作品的阶段性整体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特点：操刀者多是文艺批评界的大家，大多从文学界现状，或者莫言作品的文本现实，或者某种理论视角等不同方面出发，展开具有说服力的论述。文章不多，但是论述系统、专业、有特色。为莫言作品被读者深度接受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为莫言创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某种支持和指引。由于莫言仍然处于创作的旺盛期——新作将不断涌现，马尔克斯的译著质量也不断提高，所以，相关的阶段性整体研究将不断向前推进。
4.进行历史性或裂变研究
如夏至厚的《红色的变异——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红蝗〉》（《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论述了莫言由温厚的文风到残缺和完美不可分的美学思想的建立进程：“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残缺，意识到自己割不断动物的尾巴，意识到所有的理性旗帜飘扬的地方都有着非理性本能的冲动。人改写人的本质，人打破了对人自身的迷信，人在更深入的一个层次上追索到了人的存在，人的自觉不愿再以扭曲自身去顺从什么关于‘人’的规定。曾经遭到贬抑的人的生命冲动，如今被认为是对人的正常的对自然生命的追求。非理性主义的盛行，也使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6]何向阳的《一个叫“我”的孩子》（《莽原》2002年第3期）历史地勾勒出莫言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孩子形象及其恋母倾向。张清华的《叙述的极限》（《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论述莫言小说的身体、民间、狂欢、历史等维度。由于世界变迁、时代发展、作者创作思想的变化等原因，不同作家的作品都处于变化之中。尽管莫言说过，一个作家只有一部作品，他也说过要不断地写出新的作品，然而，历史地研究莫言、马尔克斯作品的差异性变化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尚未完成的工作。尽管在历史的研究层面，更容易展示出莫言创作风格的变化，及其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方面的发展轨迹，然而，无论从作家莫言的成就，还是莫言相关研究的丰富复杂程度等方面来看，莫言作品风格变化、创作思想发展等方面的历史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
5.专著性研究
如张志忠的《莫言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何立伟、杨守森等的《怪才莫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这些专著研究为深入比较研究莫言和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支撑。但是，相对系统地比较研究莫言和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的著作仍没有出现，达到应有的研究深度的作品更没有出现。在长篇小说领域之内，本书预期相对系统和深入地比较研究莫言和马尔克斯的相关论著，从多个维度揭示两者之间的纠缠、勾连和异同，并试图由此凸显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内在生成机制。
6.综述性研究
如陈吉德的《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从“怪味”、审丑、感觉、文体等方面对莫言的研究论文进行归纳、综述等，这些研究综述了近年来莫言研究的发展趋向。相关莫言研究的综述文章相对较少，能够系统地阐明莫言创作思想、文学风格等方面的来龙去脉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则更为鲜见。当然，相关莫言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比较研究综述还在期待之中。
7.研究资料汇编
如贺立华、杨守森的《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杨的《莫言研究资料》；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路晓冰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杨守森、贺立华编选的《莫言研究三十年》（上、中、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这些研究资料的汇编汇聚了大部分重要的研究莫言的文献，为深入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撑。
8.讨论式研究
如王宏图整理的《莫言：沸腾的感觉世界的爆炸——复旦大学“新时期文学”讨论实录》（《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6期），采用讨论的形式对莫言的感觉自然主义进行评价。李陀、莫言、乐钢、孔庆东、林克欢、田沁鑫、童道明、王东亮、吴晓东、杜丽、王向明、季红真、洪米贞、王树增等的《关于“垓下”的想象突围》（《读书》2001年第6期），讨论了莫言的阴谋与爱情、语言等现代拼贴艺术。郜元宝、葛红兵的《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讨论众多作家的前启蒙语言、“文化大革命”语言及语言的声音、方块字表意等的语言意识等。这些讨论式研究现场感较强，关注了一些莫言研究的前沿问题和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不多的讨论式研究已经预示了莫言文学作品被较多的人民群众和专业人士关注的热潮。但是，尽管会前可能进行了准备，然而这种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和时间限制可能影响其研究的深入性、系统性等特征。随着“莫言学”的深入，这种讨论式的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多高质量的记录。
9.作家评论或专著批评
如阿城的《鬼怪与莫言小说》[7]简述聊斋故事、童年恐怖故事与莫言小说的联系。王蒙、郜元宝的《谈谈我们时代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点明莫言小说的知青味道。张志忠的《感觉莫言》[8]点明莫言小说中农民式的幽默。陈晓明的《莫言小说的形式意味》[9]简述莫言的语言、形式意识。黄发友的《影像化叙事与莫言的小说创作》[10]用含混来纠正莫言的影像化偏执。李建军的《是大象，还是甲虫？》[11]用诙谐、修辞语言来批评莫言的杂语。俞敏华的《李博士：你认识大象与甲虫吗？》（《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3期）以现代精神对之进行反击。方克强的《原始主义与莫言小说》[12]浅析了莫言的原始主义倾向。王慧的《莫言小说评点》[13]从生命意识、神奇感觉等层面对莫言小说进行分析。关于莫言的作家评论或者专著批评有如下特点：当代性，这些批评者大多是和莫言生活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具有体验莫言小说的时代基础；专业性，这些评论者不是作家，就是文艺评论家，其批评具有专业化特点，尤其是作家的评论具有把读者引入莫言创作世界的特性。相对来说，有关莫言与马尔克斯比较研究的专门章节、段落不时涌出，专著则鲜有耳闻。
10.中国香港和国外研究情况
个案研究有：中国香港周英雄的《红高粱家族演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探讨了莫言小说的神话和历史合成，宣泄种的退化的焦虑。日本藤井省三著，胡以男翻译的《魔幻现实主义地描写中国农村》（莫言短篇小说集《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日本ICC出版局1991年版）[14]，在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农村关联之内探讨相关问题。其他还有英国加内斯·威克雷著，杨守森译，季广茂校的《〈爆炸及其他的故事〉引论》[15]等。中国香港周英雄的《酒国的虚实——试看莫言叙述的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从食、色、志怪简论莫言《酒国》的书写策略；旅瑞中国学者傅正明的《民俗文学的庙堂之音——评莫言〈檀香刑〉的国家主义倾向》分析国家主义文学的建构等。除了东方主义味道之外，较多关注莫言小说的叙述技巧、国家关怀等。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外关于莫言的研究很少，有的还是国内学者的外发文章；在莫言获奖之后，从springer上的文章来看，国外研究莫言的热度有所升高，但远没有达到国内的白热化倾向，热潮还没有出现，这与国外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国外消化莫言文学作品需要一定的时间有关。笔者相信，随着国外研究者对莫言作品的理解日益加深，一定会出现更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同样，以莫言和马尔克斯为关注点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还有待深入。
关于莫言的研究资料很多，以上是笔者从十个方面进行的粗略归纳：总体来说，其研究经历了政治性解读、文学性解读（语言泛滥、意识流、寻根、意象、对红色经典的重写等）、哲学解读（存在主义哲学解读、重写革命史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尼采的生命精神解读、主题性解读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美学（审丑意识）解读、文化解读（女权主义等）、民间文化解读等发展进程。同时，还出现了把莫言的作品同中国作家沈从文、鲁迅等进行比较研究等。总体来说，以个案分析较多。阶段性、综合性的解读受时间的连续性及分期的影响，大多是综合性阅读或以1989年、2000年为界限进行阶段性解读，或绕过、根本不提1989年的影响。综合性解读多出自文学评论界的大腕之手，代表着当时关于莫言研究的最高水平。最容易展现莫言小说风格特征、创作思想演变的历史性解读和思潮解读相对薄弱，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高度。因而，从文献资料分布和学理根据、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和世界文学（化）发展逻辑来看，莫言和马尔克斯相对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因此有了必要（相关比较研究现状待后面论述）。
（二）关于马尔克斯的研究现状
关于马尔克斯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但是纵观国内研究，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6年之前，国内把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解读作为政治性书写，把他揭示为小资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盟友（马尔克斯主张拉美走共产主义道路）。这与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冷战格局和思维模式相符合。第二阶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马尔克斯在中国作家群中激起强烈的学习和模仿冲动，很多研究者把马尔克斯作为寻根文学的范型，这时期的作家，如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等主要从技艺层次进行学习，一些论文将之同蒲松龄、陈忠实等的作品进行比较，却忽视了马尔克斯的左倾思想战斗倾向。由于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批评目的，马尔克斯的作品翻译较少，所以，大多数文章以马尔克斯为案例，进行现实、魔幻、修辞、时空、意象等方面的研究（当然也有比较性质的），且多是二手资料。论文以《外国文艺动态》最多，1982—1983年就有近40篇。多以魔幻、象征、主题性等作为论题。当然，在这些各有特点的作家中，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属于集大成者。第三阶段，1989年之后，整个文坛、社会都发生了变化。莫言亦不例外，莫言的转变在《丰乳肥臀》中达到高潮（《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之间的张力也是社会转换时期裂隙的体现）。随着社会转型、后现代话语的引入，文学面临商业、政治的扭曲，20世纪末“史诗情节”的展开，关于马尔克斯的研究论文大多关涉世界大家的局部阶段性比较研究。如把马尔克斯同曹雪芹、鲁迅、福克纳、卡夫卡等关联起来，进行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总体来说，90年代之后，相关比较研究相对深入全面。但是，相关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更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则有待时日。
（三）相关比较研究的现状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作者大多从影响研究的路线展开，后现代拼贴、作品中心、叙述技巧等方面是大多数文章谈论的主题。从思潮路线、研讨主题等层面看，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显然，莫言和马尔克斯等的文学作品，已经在很高的层次上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如美国M.托马斯英奇著，金衡山编译的《比较研究：莫言与福克纳》（《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5期），从叙事技巧、思想内容、作家背景等方面出发，重点就《喧哗与骚动》同《红高粱》进行比较，强调了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钟志清的《英美评论家评〈红高粱家族〉》（《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6期），认为《纽约时报书评》编辑威尔博恩·汉普顿把《红高粱家族》看作爱情、秩序、陌生的文化。D.J.恩赖特在《伦敦图书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其是战争、魔幻难破译的密码。保罗·麦金托什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让红旗在这里飘扬》，认为《红高粱家族》具有色彩、拼贴、省略等特殊维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刘绍铭的《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莫言著作、葛洪文译文印象及其他》（《作家》1993年第8期），认为外国读者只让作品显现莫言文学作品的特征，莫言作品走向世界要建筑在精美的译本之上等。国外关于莫言、马尔克斯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将他们同福克纳、大江健三郎等对象的比较研究之内，特别是在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尽管莫言在国外已有影响，但是，相关的专题研究文章还没有出现，这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外研究者心中的地位。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莫言和马尔克斯作品的叙述风格、比较路向、翻译译本、作品中心、符码和文化研究等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显明了莫言和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这为较全面、系统地比较研究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支撑和依据。
2.国内相关比较研究状况
如李劼的《动人的透明 迷人的诱惑》（《文学评论家》1986年第4期），通过《透明的红萝卜》和《冈底斯的诱惑》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感觉世界和组合世界这两个文学世界，其比较内容还包括语言和叙事等方面，涉及作品较少，但分析较细腻。樊星的《文学的魂——张承志、莫言比较论》（《当代文坛》1987年第3期），将张承志和莫言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显现了两个北方作家作品的异同。王国华和石挺的《莫言与马尔克斯》（《艺谭》1987年第3期），将莫言和马尔克斯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较早的相关比较研究文章。胡河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从骨、气、慧、幻四个方面，追溯儒家、道家、佛家等东方传统文化精髓在莫言、阿城两个作家文本中的不同倾向。林坚的《色彩的魅力——莫言与后期印象派画派》（《盐城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通过比较研究了莫言小说中的色彩美。李迎丰的《爱与死：战争背景下的生命意识及其他——〈百年孤独〉与〈红高粱家族〉的文化心态比较》（《教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探讨两部作品所显示的生命文化意识。郭熙志的《王安忆、莫言的疲惫》（《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4期），将王安忆和莫言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胡小林和刘伟的《福克纳、莫言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8期）和张卫中的《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将福克纳和莫言置于中外文学语境之下进行研究。钱林森、刘小荣的《“异端”间的潜对话——西方印象主义与莫言、张承志的小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从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宗教式悔悟、反叛，文本的消解，丑的意象，色彩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分析他们同西方印象主义的相通之处。兰小宁、贺立华、杨守森的《莫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派——〈怪才莫言〉代序》[16]，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莫言小说的“非理性”“自言自语”等特征（主要指《食草家族》）。张学军的《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在现代主义文学的中西方比较视域下，肯定其审丑、人性、回归自然的维度。朱向前的《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3期）表现对军旅作家莫言创作的高产和变异的质量的担忧。吴非的《莫言小说与“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学》（《小说评论》1994年第5期），利用印象派画家的画论来理解莫言小说色彩的抒情性和象征性。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通过莫言和贾平凹的比较，分析他们作品的世界图景。关江秀的《〈百年孤独〉与〈浮城〉的比较分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认为《百年孤独》把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印第安文化融合在一起，对中国文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家梁晓声认为，《浮城》与《百年孤独》这两部小说都按照“变现实为魔幻而又不失其真”的原则进行创作，两书都以运用象征意蕴、纷繁复杂的人物活动、荒诞的情节引人入胜。田祥赋的《〈百年孤独〉与〈所罗门之歌〉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较》（《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比较分析了《所罗门之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的获奖小说）和《百年孤独》，从色彩和艺术手法两方面，作者认为，这两部小说都是成功地将魔幻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不朽作品。麦永雄的《诺贝尔文学奖视域中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从边缘意识和怪诞现实主义两个重要层面，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文学特质，认为日本文学川端康城模式与大江健三郎模式，为中国作家莫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黄佳能、陈振华的《真实与虚幻的迷宫——〈酒国〉与〈城堡〉之比较》（《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比较莫言和卡夫卡作品叙述迷宫的不同表征。李迎丰的《福克纳与莫言——故乡神话的构建与阐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揭示福克纳与莫言文学作品叙述风格的异同。吴玉珍的《试比较莫言与卡夫卡寓言小说的异同》（《兰州铁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将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莫言的《幽默与趣味》放置于“人的异化”这个话题之下，从表现主题、文体风格、创作特色等方面进行比较，试图探求异化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时代的国家里所呈现出的具体表现形式，企图推动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以防止异化现象的再度蔓延。马娅的《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中州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前者侧重于毁灭而后者侧重于幻灭，前者叙述悲剧系沿用西方人格悲剧的套路，而后者叙述悲剧则直承天道盛衰、反复周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张磊的《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探讨了狂人和侦探两者如何被俗世吞噬的精神痛苦；李晓辉、李艳梅的《游走于两个世界间的作家——马尔克斯与莫言创作的类同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探讨了马尔克斯与莫言二人创作的众多相通之处：多元开放的小说主题与结构、奇特灵活的叙述方式、天马行空的语言表述、怪异超人的艺术感觉等。孔露的《孤独的百年和悲哀的千年——〈百年孤独〉和〈故乡相处流传〉的比较》（《重庆职业技术学报》2004年第3期），论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在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上的诸多相似之处。董阳的《孤独中人性的回归——〈百年孤独〉中雷梅苔丝的象征意义以及和〈婴宁〉的比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将雷梅苔丝和婴宁进行比较分析。李颍、谭慧明的《〈百年孤独〉与〈白鹿原〉比较初探》（《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从魔幻、集体无意识和孤独三个方面分析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黄幼珍的《生命力的还原与扩张——试论沈从文小说与莫言小说之异同》（《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分析两个艺术王国生命力的相同崇拜和差异叙述。周琳玉的《从〈百年孤独〉看魔幻现实主义及其对莫言的影响》（《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观念、心理依托。姚继中、周琳琳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文学之比较研究——全球地域化语境下的心灵对话》（《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从边缘乡村与城市中心的对峙、性与人性的伸张、魔幻手法下的真实三方面，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文学的特质。腾威的《从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史论》2006年第4期），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下，论述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游走和变迁：政治书写与形式先锋。温伟的《故乡世界的守望——论莫言与福克纳的家园小说》（《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论述莫言与福克纳关于家园的叙述、回忆、期待和批判。赵杏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尝试——谈〈百年孤独〉与〈受活〉》（《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分析比较《百年孤独》和《受活》的文本内容、创作手法、艺术等方面的特征，意在寻找《百年孤独》对《受活》的影响等。
总体来说，就笔者把握的资料来看，相关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比较研究状况有如下特点：（1）在1989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从语言、叙事、民族精神、色彩、儒道佛文化等方面同其周围作家进行比较分析，较少有跨国界研究。（2）1989—1995年，关于莫言和马尔克斯各自的跨国界比较研究逐渐多起来。这些研究主要从宗教、色彩、非理性、人性、审丑、叙述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在前两个阶段内，专门把莫言与马尔克斯从文学视角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的只有很少的几篇。并且，“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敞开和遮蔽两位作家丰富内容的词语。研究的篇目多以《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为重点，对其他篇目则相对缺少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3）在1995年之后，对魔幻主义思潮的梳理及其对莫言的影响研究逐渐登场。这些研究在将莫言或者马尔克斯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对莫言和鲁迅、沈从文、贾平凹、大江健三郎、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以及马尔克斯同陈忠实、贾平凹、蒲松龄、梁晓声、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不断涌现，相对于此，几篇直接将马尔克斯和莫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姗姗来迟。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研究指出了莫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根基：拉丁美洲文学（马尔克斯等）、美国文学（福克纳）、日本文学（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等）、中国文学（张承志、阿城、王安忆、鲁迅，甚至蒲松龄等）、奥地利文学（卡夫卡）等，这些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学资源恰恰显明了莫言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界性特质。同时，从比较的范围、内容焦点等方面来看，莫言与国内作家的比较研究多于其同国外作家的比较研究（因此，认为莫言及其研究崇洋媚外，对于研究者和莫言本人都不公平），单篇作品比较多，也有部分文章将他们的作品沉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印象派、新历史主义等语境之下进行比较，但是程度较高的整体化比较研究还有待深入。总之，随着莫言作品和研究的不断增多、马尔克斯的译著更多地进入国内，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在国内生根发芽和国内文学日益民族化、世界化的发展，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世界文学等意义上，关于莫言和马尔克斯更加系统化的比较研究便显得重要起来。尽管莫言和马尔克斯的比较研究早已有之，然而本书的意义在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真阅读相关著作，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研究莫言小说为主干，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内，将对两者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进一步系统化、深入化，并以此显现现代文学思潮在中国流变和生根发芽的实例，探讨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作家莫言身上继承和发展的可能机制，彰显莫言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民族性、世界性、融汇性，探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工作机制和原理。
六 比较研究的学理根基
在当代全球化和地域化的文学思潮视域之下，从马尔克斯到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源流为本书的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奠定了基础。“魔幻现实主义”的称谓从欧洲的后期表现主义绘画开始，甚至其可以关联到德国的鬼故事文学体裁，后来经过翻译流传，魔幻现实主义逐渐成为艺术流派的名称！首次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命名拉美当代小说的，是拉美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安赫尔·弗洛雷斯（Angel Flores）。在1954年纽约全美文学教授协会年会上，他将博尔赫斯《世界性丑闻》1935年的发表日，定为西语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日。他定义了魔幻现实主义，并将1935年之后的许多西语美洲小说家视为魔幻现实主义者。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西班牙文艺界比较明确主动地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风格和成功归为西班牙语言的特征和西班牙文化魅力的直接结果，因此，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资源就可以合法地追溯到塞万提斯。拉丁美洲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自然为魔幻现实主义架构了流动的桥梁。魔幻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得到广泛的发展，在那里较早形成了作品流、理论流。20世纪50年代，作为《观察家》报的记者，马尔克斯在欧洲进行了长期的学业和专业旅行，为他再次接触西方现代派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思想、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等提供了直接机会（马尔克斯在少年时期曾经认真阅读了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西班牙长期殖民地的哥伦比亚，它的文学自然深受西班牙塞万提斯精神的强迫和熏染。无论是成长时期的殖民地文化环境、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还是青年时期到欧洲帝国主义老巢的文化旅行、反帝反殖的政治文学追求，都为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84年，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等作品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文学艺术的独特风格和成就被掩盖在一种严厉的意识形态批判态度下。拉美诸多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世界格局之下，中国和拉美诸国的政治交往、文化交往日益深化，这为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文化前提。1975年1月，中国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隆重推出了拉美文学专辑，首次介绍了哥伦比亚的新流派小说《一百年的孤独》。1976年2月，《外国文学情况》再次介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刚刚出版的新作《家长的没落》，评论文章认为，小说没有以政治和阶级观点分析拉美独裁政治的根源，而是用“魔术现实主义”手法将独裁者神奇化了。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真实和完整面貌的认识一次次被搁置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拉丁美洲当代小说一瞥》（1979年）中，陈光孚先生再次提到了这种被称为“魔术现实主义”的文学新流派，并且较详细地评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开花结果的甘霖。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前提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面临新的机遇，对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文学思潮的人性和理性追寻的共鸣、反思，及对西方理性—中性主义的反思，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能够进入中国生根发芽并能够走在世界文学前列的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前提。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新时期文学具有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吸纳世界文学资源的胸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学把欧洲的文学作为主要文学资源，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此等胸怀由于民族矛盾、社会革命等原因而逐渐被革命文学、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工农兵文学、“样板戏”文学所代替，到新时期这种文学传统才得到恢复。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也是众多作家的自觉追寻。魔幻现实主义随之进入中国。魔幻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非常复杂且是发展的、开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思维方式，同西班牙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国的《聊斋志异》、印度的万物有灵论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为中国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内在动力。莫言、陈忠实、阎连科、贾平凹等因而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尤其是蒲松龄的老乡——莫言更是集大成者。关于国内魔幻现实主义的梳理超越了笔者的能力，也非本书的主要任务。总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格局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社会前提；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世界蔓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之的反思，第三世界边缘/古代文化（文学）的崛起为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文化和学理前提；“文化大革命”之后，五四运动的人学资源和理性资源的恢复及其反思，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学理资源和世界情怀；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学（文化）资源的崛起，为莫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提供了直接动力和资源。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世界性质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为两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文化、文学等的平台。总之，相同和不同的社会文化前提、语境、书写方式等为两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
魔幻世界的比较分析基础。无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境界说（如刘勰、姚鼐、王国维等），还是西方文学的世界说（柏拉图、尼采、黑格尔、英伽登等），它们都把成功地描绘出一种具有艺术意义、社会意义的世界看作作家成功的标志。在文学实践上也是这样的。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等都是这样的。从浪漫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社会意义上的乌托邦和审美意义上的文学世界，都被一些重要作家不断地重构和反思，莫言和马尔克斯也不例外，这为思考、体验和比较“马孔多”与“高密乡”文学世界提供了基础。
生命意识和叙述的比较分析基础。拉丁美洲的热带季风气候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当地原始宗教和风俗文化、塞万提斯精神的影响、残酷的殖民生活等，这些因素形成了当地人和马尔克斯小说文本重视生活质量、生命自由、热爱自然、个性舒展等生命意识，甚至抵达了超越生死的地步。它们以民族灵魂和作品底色的方式存在着，并和外在的文明展开着对话。儒家入世重生思想、佛教轮回思想、道家重视现实生命享受思想、尼采强力生命思想、齐文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视角、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等众多因素，形成莫言作品中汪洋恣肆的生命意识，这种无拘无束的生命意识和形象也是莫言小说成功的主要指标之一。因而，马尔克斯和莫言的文学作品都展现了绚丽多姿的生命形象和深厚的生命意识。其和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进程是同向异步的。这种生命意识在文学作品的故事、题材、意象、叙述、对话、人物心理、身体、性别、情爱、思维方式、表象形式等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而，生命意识也是两位作家作品众多层面比较研究的内在基础。
解构问题的比较分析基础。20世纪50年代，马尔克斯到欧洲工作，尤其在法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方兴未艾的解构主义。另外，解构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矛盾统一律，费希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定律，尼采的重估一切文明的思想，甚至与柏拉图的否定认识论、赫拉克利特的永恒运动论等有着渊源关系。而且，为了哥伦比亚、拉美的非殖民化运动，马克思的思想成为早期马尔克斯的思想基础。尽管政治形势险恶，早期马尔克斯与共产党来往甚密，且多次进行合作。具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马尔克斯在文章中表现出解构思想也在情理之中。莫言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作家，饥饿、孤独的童年生活，惨痛的“文化大革命”记忆，动荡较多的20世纪中国历史等奠定了莫言的叛逆性格。受过正统教育（当兵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莫言，在全面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20世纪的环境下创作，接受解构、弑神、叛逆思想更是正常的事情（莫言多次表明，由于创作个性，他故意同别的作家、世俗的思想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而且根据《柏拉图对话集》《论解构》，解构思想其实古已有之，只不过在20世纪被挖掘出来作为挑战权威、去魅的工具和方法、思想、进程等。所以，从处于意识形态不断变换社会背景下作家的文本中分析出叛逆的、弑神的解构思想，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不同的作家所面对的解构对象、态度、技法、思想资源不同罢了。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以及世俗社会文化层次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的日渐深入，这些因素都促成了马尔克斯和莫言文学作品中的解构思想。解构思潮和社会文化制度层面的反殖民主义等因素，是对两位作家进行解构比较分析的基础。
对话问题的比较分析基础。两位作家的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巴赫金的文本对话、狂欢和解构理论。对话其实在《以利亚特》《奥德赛》《柏拉图对话集》等中已经明显存在。但是，在一元的思想语境中，无论文本之内还是之外，往往把对话的非正统一方放在一边，或者被消灭的位置上。巴赫金提出和建构的复数文本理论，其实就是针对斯大林时期的一元思想所提出的十分有力的解构策略。在喧哗之中，发声的各方获得自己的地位。在思想资源方面，他和罗兰·巴特、克里斯蒂瓦等的复数文本、间性文本理论具有很多类似点。因此，很难说哪一种思想是完全、永远错误的，是可以被消灭的。对话各方在文本内外的结构中都有其应有的位置。众声喧哗是思想场、文本内外场最正常、最基本的状态。文本内场的对话象征着思想场、社会场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话的权力变化只有在对话修辞化、象征化的层面上理解才更具有文学意义、思想意义、社会意义。无论是柏拉图、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还是费希特、黑格尔，甚至尼采、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抑或是弗洛伊德、巴赫金、拉康、海德格尔、罗兰·巴特、克里斯蒂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作家、文本、读者，甚至文本中的人物都在不同的系统之内进行着来来往往的对话交流。因此，无论魔幻主义思潮的流变，还是魔幻世界、生命内涵、文学叙述、殖民等思想的蔓延；无论作家、文本的存在状态，还是从事物的存在方式；无论全球化的计划，还是中华性的建构；无论城市和农村、全球化和地域问题，还是宗教、性别、文学叙述问题；无论实证研究，还是抽象思考，莫言和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深厚的学理根基。同时，由于莫言和马尔克斯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学观念非常自觉，在他们的作品里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东方和西方、拉丁美洲与西方等层面的富有特色的对话叙述，这也为文学地理对话分析奠定了基础。
其他，如在原始思维、宗教背景、变态心理等方面，在马尔克斯和莫言两人的作品内外也都具有深厚的比较基础。
[1] 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徐俊西主编：《世界末的中国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杨杨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6] 杨杨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7]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8] 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0] 黄发友：《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王铁仙等主编：《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贺立华、杨守森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 贺立华、杨守森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 贺立华、杨守森编著：《怪才莫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