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暴力叙事的“历史”因素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中满布着暴力？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乱象丛生的世界里。马克思说，对历史的解释只能从历史出发。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就必须进入文学赖以存在的这个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社会普遍以主流所表述的新时期为主要指称。所谓“新”，它与旧相对，有别于之前高度政治一体化之极左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新时期主要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现代化想象为人们勾勒了关于国家未来的新图景：文明、民主、富裕。但现实真的如构想的那么美好吗？并非完全如此。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这种现实又为文学提供什么样的想象空间，暴力叙事与之有何关联？我们且从这些问题开始思考。

一 “文化大革命”叙述与后现代境遇

“文化大革命”已经远去，但时间的推移并未能抹去它的印记，它依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里，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或成为别人用以逗乐消闲的一个工具，或成为文坛的一些话题和谈资。即以20世纪80、90年代文坛令人瞩目的王朔而言，他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就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经验，诚如王朔自己所言：“我的小说不是纯粹的北京口语，‘文革’时的东西我要充分利用，有时很出效果。”[1]而发生于90年代末期余杰与余秋雨之间的所谓“忏悔”事件，无疑也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个回响，其留于人们思考的东西依然弥足珍贵。不过，“文化大革命”带给社会，带给人民更多的是灾难和痛苦。打开三十余年来的文学史，无论“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还是后来的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抑或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和“新生代”写作，“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书写的重要对象，显现出隐藏于人们心中隐隐作痛的“文化大革命”情结：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这样的事，可不是偶然的。”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比如说父亲呢，我听他说那把剪刀，怕说了有二十年了？不管什么事，都是由来已久的。”（残雪《山上的小屋》）

这些红袖章把他押进仓库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了对他的折磨，这些红袖章把他的双手和双脚绑起来，到外面去捉来了一只野猫，把野猫放进了他的裤子，裤子的上下都扎紧了，野猫在他的裤子里又咬又抓了整整一夜，让他痛不欲生地惨叫了整整一夜，让仓库里其他被押的人哆嗦了整整一夜，有几个胆小的吓得都尿湿了裤子。（余华《兄弟》上）

这里节选的是残雪《山上的小屋》和余华《兄弟》（上）中的几段文字，前者昭示的是家庭亲情的破坏与荡然无存，后者是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斑斑劣行，中华文明最为久远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基础，令人称道的道德人伦在此烟消云散，了无踪影。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人说是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证明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文化大革命”究竟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做了很多研究，总结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经验教训。在笔者看来，“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在于对社会文化及心理的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3]社会风气破坏会使人们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心理，信仰的幻灭则会形成全社会的精神危机，造成社会普遍产生对生活的幻灭感。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格外关注：“政治运动导致文明的退化是最惊人的，它的巨大破坏作用，主要不在于破坏政治、经济这些表层的东西，最可怕的是破坏了深层的东西，它扭曲了民族的心灵，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摧残了社会的良知系统和道义系统，造成了难以疗治的精神内伤。”[4]刘再复的这个判断是很有见地的，表层的物质层面的损伤修复易，深层的价值层面的破坏要复原就难了，何况是身心的双重摧残。

时间可以淡化某些记忆，但不可能将那些深入骨髓的精神创伤淡化、模糊，它会以某种形式潜隐于心理的某个角落，伺机而动，一有机会就会施展它的影响。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大陆，给予它可以展露的机会实在太多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此大的背景下，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纷纷被译介进来，尤其是非理性思潮的译介和研究，空前活跃，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成为学术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以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更是深刻地影响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青年们对此趋之若鹜，社会上相继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非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哲学’,‘是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深刻危机的思想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凉挽歌’。”[5]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在作家创作，尤其是先锋作家之小说创作中得到广泛实验，以致有论者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先锋作家在短短的几年内重现了西方近100年的现代主义文学历程。”[6]为什么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能够受到如此的“礼遇”？因为在这片尚未现代化的土地上有着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人相似的异化感、荒诞感。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对现实的异化感、荒诞感切合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陆人的心理感受，激活了潜伏于他们脑海中的并不久远的惨痛记忆，刺激了他们的表达欲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侵入”，则为他们提供了解构这个让他们曾经或正在感受着荒诞，经历着痛苦的世界之理论武器。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讲学，讲稿后被集结为《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出版，大陆学者得窥后现代主义的堂奥。此后，后现代主义理论陆续被引介。关于后现代主义，至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多数学者倾向于它产生于两次大战之后。艾伯拉姆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文学艺术思潮，佛克马认为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延伸到80年代，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和技术科学繁荣的结果。杰姆逊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大约发端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一种消费性话语。他用两个特征来概括后现代主义：一是以革命姿态消解现代主义原型政治的使命感，一是所有极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东西都消失殆尽，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等。为什么学者们喜欢将后现代主义与两次大战相联系？大概与战争的影响有关。两次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战争的惨痛经历颠覆了社会关于真善美的传统观念，固有的信仰也发生动摇，曾经深信不疑的上帝不再变得可靠，思想家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种种美好设想如理性、人本、理想等不再值得信赖或不可企及，人们必须重新探寻人生的意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发展或延续，后现代主义的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反传统，怀疑一切。

中国同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像西方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整体性创伤记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没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中国历来没有反思战争的意识，十年“文化大革命”，包括从“反右”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的撕裂与伤痛。这种撕裂与伤痛，其程度丝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所给予西方社会的打击与伤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无意将两者进行比照，这也不是本书的着意点所在。这里所要追问的是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究竟给予了大陆新时期文学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伤痕文学尚未落潮，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就此起彼伏，虽然最后争论不了了之，现代主义却切切实实地在大陆扎下了根，并很快出现了先锋文学思潮。先锋文学给予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形式主义革命，严格来说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在当时各种批判运动还比较频繁、思想禁锢还相对严密的情况下，只有选择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突围成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被抛弃固然与其陈旧的叙事方式有关，但更与其与主流合谋的写作策略有关。当常规方法难以还原现实，表达自己内心的时候，“异端”就是最好的选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大陆当代文学提供了还原、解构那段尚未远去的惨痛历史，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体验提供了称手的工具。

二 现代化与当代社会镜像

“文化大革命”之外，有无其他因素支撑着新时期以来的暴力叙事？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现实生活！文学反映论在当今的文评界已经不是什么热门词语了，但笔者认为，正是正在上演的现实与已经逝去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一起形构了当今大陆的文学暴力叙事形态。“文化大革命”结束，新的时期开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定，为未来社会描画了一个灿烂的图景。稍后推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确乎使得社会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结构出现巨大而深刻的变动。问题在于，旧的平衡被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并未如社会所预期的那样得到切实建构，社会出现新的不能承受之轻。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表层是暴力和血腥，深层是社会戾气和扭曲的心理。新时期执政当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冤案平反和心理抚慰，不过，从现实的层面看，无论是措施行为还是效果结局都并不尽如人意。这首先表现于受灾最严重的知识分子身上。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炼狱史。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不是肉体的伤害，而是灵魂的扭曲和异化、人格尊严和思想自由，而恰恰在他们最为在意的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形成新的挫折感。

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现实中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失落形成强烈反差，带来对现实的失望与冷漠。创作上，刘心武“救救孩子”的呼声拉开了新时期文学新启蒙的大旗，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乃至“反右”时期极“左”思潮的反思和清理，重启文学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思考，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理论上，则相继出现了“三崛起”、“文学的主体性”及“向内转”等新的文学观念，实现了对过去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凝固化、片面化的反拨。“三崛起”对于朦胧诗表达自我感情，退出时代精神号角角色的美学选择赞誉有加，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特别强调作为文学历史实践的人之主体性地位，并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而鲁枢元提出的文学“向内转”则是刘再复文学主体性“人的文学”理论的大胆实践，其核心就是要对逝去的“历史”进行全面检讨和“重新阐释”。由此，新时期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向上都出现了脱“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文学而对接“五四”和世界文学的基本态势。有学者进而总结为“80年代文学被理解为是‘人的文学’的恢复和高扬以及重新回归到对‘世界文学’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认同当中，这不仅成为理解‘80年代文学’的独有方式，而且也成为贯穿于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种知识谱系”[7]。

“人”之意识在文学中的“觉醒”未能在现实中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发展。就在伤痕文学横空出世之时，批评和反对的声浪几乎也同时发生，后来更是陆续出现了“朦胧诗”论争，对白桦《苦恋》的批判，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发生于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种种思想论争乃至批判运动。论争也好、讨论也好、批判也罢，其实都是对文学中的思想“越界”现象进行的有力规范。伤痛尚未清理，对错误的反思尚未深入，“人”的意识尚未完全确立，就已经被做出了终审判决。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其初衷是纠正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与“歪曲”，改变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而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更不是要回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上来。对此，李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个思想运动，后者是想凭借“援西入中”，借用“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这不仅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排斥、替代‘阶级斗争’的论说，更重要的，还要通过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来占有对任何社会、历史关系的解释权”[8]。两个思想运动碰撞的结果，历史已经予以了呈现，1989年“风波”之后，知识分子基本从思想场域消隐，虽然后来也出现了所谓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但再也激不起什么大波澜了。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的出现应该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做出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退却反应。可以肯定的是，思想解放的退却给予他们的重击是不言自明的，其曾经遭受的精神创伤是否有了新的变异，我想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包括暴力叙事小说，应该是比较好的注脚。

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虚拟提高与经济地位的实际低下反差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暴力叙事小说中浮躁的社会、冷漠的心理、灵魂的缺失乃至对生命的漠视仅仅与现实生活有关？结论恐怕绝非如此简单。小说叙述者的叙述视角、情感选择并非仅仅是一种叙事的技巧，同时也是作者的美学选择和精神体现。虽然在新启蒙上遇挫，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相比以前还是有着巨大提高的，不仅国家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讲话，而且做出了不少决议，如1978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1990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及1995年2月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政策，并规定，今后凡是“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对改善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生活条件，甚至从政之路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不过，实际情况并不乐观。20世纪80、90年代突出的脑体倒挂现象足以说明一些问题。1978年的数据是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出14%。1985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提工资后，还高出10%。北京市通过对5000多名职工月收入的调查，发现以50岁为界，凡是低于50岁的职工，大学文化水平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均低于同龄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体力劳动者。90年代末期有学者对石油战线知识分子的一份调查显示，其心理状态更是十分堪忧：“自感压抑和比较压抑的占31.5%，烦恼和比较烦恼的占26%，空虚和比较空虚的占16.6%，烦躁和比较烦躁的占19.4%，消极和比较消极的占5.8%，对工作发展和个人前途说不清的占30.1%，信心不足或毫无信心的占25%。”[9]这份调查所示知识分子心里根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一面。即使这份调查存在不够准确的因素，亦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心态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现状在21世纪后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中知识分子心态的显著差异，负面心理仍然占有相当比例。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有着紧密而又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弥漫于社会生活中，也会形诸文学作品里。

与知识分子相比，工人、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处境在新时期以来几乎可以用坐过山车来形容，天与地般的境遇反差，于这两个群体、于社会而言都不只是社会结构变化这几个枯燥文字所表现的那么简单和大而无当，它所引起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变动，文化心理的深层变革，与知识分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统治阶级，工人和农民曾经有过令人骄傲的过去，这一切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发展，转瞬化为乌有。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转型，千万工人加入失业大军，成为弱势群体。人数更为庞大的群体——农民也因为“三农问题”进入国人视野，其生存状况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明。“2006年农民纯收入全国平均为3587元，西部各省份基本上都低于3000元，有数千万农民的纯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2006年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28。更重要的是，这种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0]“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8年12月对全国2200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8年农民工工资平均每月1156元，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平均每月1016元，新生代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除去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开销后基本所剩无几。”[11]从农民到农民工，两代农民改变的只是谋生的空间，城市亦非乐土，工人尚且处境艰难，何况农民工。工农主人地位的失落和边沿化、底层化、经济的贫困化究竟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满怀希望来到城市，结果却受到排斥与歧视……不平等、被侵害、被剥夺感比较强烈，长期下去定会累积很多矛盾，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2009年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调查显示，在广东，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不断攀升凸显这个问题的严峻性。”[12]让我们回到作品，再回味九财叔因为二十元而疯狂砍杀勘探队员，荔红因为工作而出卖身体而报复杀人以及《谁能让我害羞》中少年手持水果刀与雇主的紧张对峙等，杀人的、想杀人的、肉体消灭的、精神折磨的一幕幕血腥恐怖场景中，其折射的难道仅仅是作者的想象？须知，这些作品可是具有强烈写实性的底层叙事！

三 喧嚣的与沉默的

现在，让我们从网络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一些热点话语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当今文学创作的社会心理语境。

以下是十八届人大和政协召开期间的一些热点话语或者雷人话语：

方明（佛山人大代表）:“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13]

穆麟茹（北京籍政协代表）：无论是经适房、保障房还是公租房等等，住房应该由政府来建，通过合理的租金（政府微利）出租给需求者，这些房子是不能出售的，能出售就会出现腐败和寻租；而房地产则是市场选择，只要双方合意，一平方米卖100万、1000万也是合理的，这个政府就不该干预。[14]

王毅（北京籍人大代表）:“其实环境保护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你也可以选择赚钱但呼吸肮脏的空气。”“当然，也要考虑到企业的税负。企业的税负本身已经很重了，那么就要考虑在所得税、人力税等方面为企业减税，达到一种平衡。”“而且，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将一部分税负转移给消费者，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老百姓不能总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付出代价。”[15]

申纪兰（山西籍人大代表）:“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那能说上网就上网呢！”[16]

万鄂湘（湖北籍政协代表）:“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尝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中国30多年的发展，你看我们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从370多块，到去年的28000多块，翻了70多倍。因此我也反过来，我说你们美国人保持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率，是不是也可以学学中国的政党制度。现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目前的政党制度不是所谓的政治安排，而是中国这么多年经过很多失败、很多经验教训最后确定的这种政治制度。”[17]

事实上，民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针对方明的“教养”说，民间就存在这样的质疑：一些人大代表才像是被溺爱的“孩子”，无论是选举之时还是当选之后，一些人大代表既没有受到民众的强力监督，也没有受到制度的充分约束，以致有些人大代表缺少责任感、使命感，屁股经常坐错地方，甚至变得无知无畏——缺少对自己身份的正确认知，缺少对百姓权利的起码敬畏。

对万鄂湘的“进步”说，民间同样存在不同的声音：

肯定甜头大大的，整天啥都不用想，每年就上几天班，镜头前举举手作作秀，回来大把大把的银子女人全有供给，闲下来还能打着民主党派的旗号去投资捞钱，回头拿着米帝的国籍在国内捞钱，就连米帝的民主共和两党都羡慕嫉妒恨它们啊。

这些声音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阵营：当局与民间。从发声的渠道来看，那些代表、委员是在公共场合如会场，或者记者采访，通过主流传媒发出，代表的是当局的声音。那些针对代表的批评声音则多是存在于新闻报道后的跟帖里，或者各网站的贴吧里，属于地下的“潜流”，不可能在正规场合发出，更不可能在媒体以醒目位置出现或通过记者采访发出。从发言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是阵营分明，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既深刻又尖刻，形成对立分明的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另外，从双方发言内容也可以看出舆论空间的“充分自由”，代表委员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跟帖网民也可以口无遮拦，不分对象。但是，在这个纷乱而又藐视自由的舆论空间里，强势与弱势分明，无知与无畏并存，嘲讽与反叛相伴，奸邪与正义交织，它芜秽纷杂又生机勃勃。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将人的心理分为超我、自我、本我三部分，超我往往是由道德判断、价值观等组成，本我是人的各种欲望，自我介于超我和本我之间，协调本我和超我，既不能违反社会道德约束又不能太压抑。他认为人的人格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露出来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即有意识的层面，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处于无意识的，而这绝大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和行为。那处于海面下的本我何以突破水面的超我？肯定是自我出现了问题，自我恰恰是受社会现实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的部分，它直接决定了超我与本我的关系及存在方式。网络舆论的公共空间亦如弗洛伊德的人格“冰山理论”，潜伏于各主流言说之下的网民跟帖才是真正反映社会心理走向的主体。非常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潜伏主体虽然处于沉默的水下，但其心理状态在凸显的“冰山”的崩裂诱发下，逐渐与失调的自我对接融合，促成了一座满布裂隙、危机四伏的“冰山”的形成。

拿上台面说，这是一个思想纷乱、矛盾丛生的社会，甚至是一个撕裂的社会。非常怪异和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大众弱势话语的尖刻与毒辣，还是强势主流话语的无知与无畏，都弥漫着火药的硝烟味。这就不只是一个话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心态问题，这个社会病了，它充满着戾气。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态学视野中，戾气是一种残忍、邪恶、偏向走极端的行为、心理及风气，这种“遇事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或风气，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18]。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还广泛存在着“暴力崇拜”情结，例如，“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夺妻，不共戴天”等，“复仇文化”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深层心理而日常生活化了。“复仇文化”日常生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题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加以解决，以暴制暴成为最简单最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暴力也是统治阶级最有力的统治手段，久而久之社会就形成了“暴力崇拜”心理和“复仇”习惯思维。“这样的心理和思维虽然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兑现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不存在了。作为人性的暗流，它仍隐藏在心底深处，并时时会蠢蠢欲动。”[19]在笔者看来，问题倒不在于这种暗流的蠢蠢欲动，而在于产生这种蠢蠢欲动暗流的社会土壤的现实存在，而且这种暗流成为显流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了。

无论弗洛伊德艺术是性欲的升华，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抑或毛泽东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始终离不开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离不开其所生活的环境。环境不仅形塑了作家的性格，同样形塑了作家的心理，形塑了作家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回过头去，一路数来，暴力叙事的每一个变化都离不开社会演化的身影，泣血的控诉也好，血腥的变形也好，恐怖的直露也罢，哪一幕幕变化的背后没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呢？暴力叙事小说是作家的审美创造结晶，也是新时期社会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