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为制造“无人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个人神共愤、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战争罪行。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封锁、扼杀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隔绝、切断抗日根据地之间、抗日武装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灭绝人性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大规模、有计划地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恶，是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对中国人民展开的一场长期性的大屠杀。这不仅表现在它的残暴性、野蛮性，更表现在它“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是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

制造“无人区”，最初是日本侵略者为镇压中国东北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而采取的恶毒施策，日本关东军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华北日军是后来者、仿效者。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从时间分布来看：1941年秋季以前，虽然伪满日军已经开始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但还只是小规模的、试探性的行动。1941年秋季以后，无论伪满日军，还是在华北的日军，都把制造“无人区”作为既定政策，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实施，并在随后的1942年、1943年达到高潮。此后，侵华日军的这一罪恶行径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算告一段落。

从空间的分布来看：被日军视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晋察冀边区，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重灾区，尤其是山西、河北（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两省。侵华日军在这里制造了两个最大的“无人区”：一是长城线上“无人区”，这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早开始制造的“无人区”，也是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现在为世人所熟知的“无人区”；二是冀晋边界“无人区”。此外，在华北大地上，侵华日军还在山西、绥远、山东等地制造了大大小小若干块“无人区”。

学术界对于“无人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成果寥寥无几，而且往往只是连带提及，停留在单纯介绍性文字的层面上。如郭士杰著《日寇侵华暴行录》（联合书店1951年版）对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进行了初步介绍。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人区”研究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得益于一些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无人区”的亲历者——陈平的不懈努力，发表了“无人区”研究的首篇论文《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无人区”》（《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者根据自己30年来通过调查、搜集来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次向世人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制造“无人区”的残暴罪行。

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无人区”专题研究产生兴趣，并且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多集中在对伪满“集团部落”的考察研究上。例如，韩学平的《试析中共东北党组织反对日伪“集团部落”斗争失利的原因》（《世纪桥》1994年第1期），车霁虹的《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日本帝国主义在黑龙江建立“集团部落”剖析》（《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周圣亮的《日本侵华历史的罪证：集团部落》（《理论建设》1995年第4期）、《党领导的东北抗战与日伪“集团部落”的推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东北抗日联军反“集团部落”斗争》（《黑龙江党史》1998年第3期），李淑娟的《从集团部落看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崔明玉的《日伪在延边地区的“集团部落”建设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06年），李倩的《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集团部落”剖析》[《东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等，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日伪的集团部落政策以及设立情况。

在对华北“无人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长城沿线“无人区”的研究上。如有的论文考察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区域，如刘斌的《侵华日军在辽西制造的“无人区”》（《兰台世界》2004年第4期），申玉山的《论侵华日军在河北制造的“无人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有的论文集中论述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战争罪行，如彭明生的《千里无人区汇集成中国最大的万人坑》（《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田苏苏的《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战争犯罪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考辨性的论文有申玉山、赵志伟的《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若干史实考辨》[《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申玉山的《侵华日军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新罪证》（《党史博采》2004年9月）等。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出版面世，如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日本青木书店1989年版，与陈平合著）、《何谓“三光作战”》（岩波书店1995年版），仁木富美子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青木书店1995年版）。

与此同时，有关“无人区”的文献资料的编纂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为全面的史料是陈平主编的《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它是作者几十年搜集资料的结晶，许多资料鲜为人知。该文集是集历史文献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于一体，由于收集资料全面、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长城线上“无人区”的必备资料。此外，陈建辉主编的《人间地狱“无人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的《暴行与血泪》（1985年印），这些资料集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史实。

综上所述，对于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专题研究，虽然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史实的考证、日军暴行、集团部落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总体上，相对于侵华日军暴行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仍显滞后。如在广度上，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了东北三省，对于华北地区又绝大多数集中在长城沿线，对于日军在其他地区制造“无人区”的罪行鲜有论及。在深度上，既有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事实性、残暴性的考证、考察上，而对日军在东北、华北制造“无人区”差异性缺少比较研究，对侵华日军的“无人区化”政策给当地的经济、生态带来的巨大影响，乃至对战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带来的隐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缺少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基于此，本书选取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为研究对象，力求在上述广度、深度上有所突破，借以推动“无人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面探讨和揭示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反人类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