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架构

通过对学术先进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晚清满汉矛盾与晚期政局尚有很多领域有待开垦，尤其缺乏长时段的全面的深入探析，此即本书重点着力所在。唯统治阶级之内部矛盾亦错综复杂，互相交融，各阶层、各集团间利益盘根错节，犬牙忽见。职是之故，条分缕析满汉矛盾与晚清政局变动之关系，势必关涉“满满矛盾”及“汉汉矛盾”，前者如恭亲（王）肃亲（顺）之争，恭亲（王）醇亲（王）之争等；后者如南北之争，瞿（鸿）袁（世凯）之争等。固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亦必纠结其中。特以满汉矛盾为主线，以统治阶级上层为中心。晚清满汉矛盾之发展，以戊戌变法为界，前松后紧，是以本书略前详后，以期突出重点。

满汉矛盾贯穿有清一代，前后关联紧密，职是之故，第一章首先对甲申易枢前的满汉矛盾关系作简要回溯。

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注意。“首崇满洲”及“不令汉人掌权”乃有清一代的祖传家法，以此为圭臬的满汉双轨制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领域，系统而严密，终清未易。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始，汉人便是其重要的利用对象，范文程、佟氏家族、洪承畴等更为满洲定鼎中原及巩固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乾隆年间当八旗制度出现危及满洲利益的危机时，为了给满洲八旗更多的兵额以解决其生计问题，部分汉军旗人成为唯一被扔掉的包袱——被迫出旗为民，这或许是清代满汉关系的一个缩影——即使衷心归化满洲的汉军旗人，亦不过是仅供驱驰的马前卒而已，遑论其他汉人。清军入关之初，满汉矛盾异常尖锐。清中期，在清廷长期的软硬兼施下，汉人渐忘其被征服之苦，满汉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然其潜流一直未绝。康乾盛世甫一结束，会党起义便开始绵延不绝。嘉道之际，满洲势力中衰，汉人势力明显上升，而皇族干政分明加强。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满汉官僚集团势力消长的分水岭，以曾氏为首的湘军将帅在平定内乱中逐次掌握了地方大权，形成了督抚专政。这使清王朝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双重权力消长：一是清王朝中央总体权力削弱，地方总体权力增长；二是满族贵族专制主义权力削弱，汉族地方势力抬头。满洲政府对湘军集团始终是既利用又防范，而曾国藩等始终给予善意之回应。当曾氏被授予节制五省钦差大臣的汉人最高大权时，当天下督抚湘系十九时，清廷之忧惧亦达到顶点。满洲贵族多虑为忧，故皇族干政力度空前提高，开创了清季第一个皇族政治高峰，隐伏了此后满汉冲突加剧的危机。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而战争前后的政局之动荡，亦惨烈无比。第二章着力探析甲申至戊戌间的满汉矛盾（1884—1899）。

甲申易枢可谓清廷又一次政变，满汉矛盾为其重要推手，其于清朝政局乃至国运影响深远。奕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即因满汉之争而起。慈禧决定从政治上根除奕，满汉矛盾亦为其重要考量。慈禧所瞩意的代奕之人既有双重血亲又易驱驰，且“猜忌汉人尤甚”[48]。甲申朝变后，“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49]。汉族势力集体在清廷中央之衰退，自不待言。这次政变实为晚清政治走向堕落最重要的转折点。醇亲王唯慈禧是从，对汉族势力集团仍采分化瓦解之策，一心巩固旗人之根本。

满汉矛盾与甲午战争相与始终，并在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甲午战前的满汉矛盾使中国民族分裂，自强运动阻力重重，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甲午战争期间，满汉畛域使双方互不信任，旗兵统领对汉人将帅猜忌颇深，汉臣对部分旗兵颇有以怨，最终贻误战局。中国内部的满汉矛盾也被对手大加利用，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对中国人的斗志，起了很大的打击作用。满汉矛盾也极大动摇了清廷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对清军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发轫，它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开放包容以融入世界，另一个则是坚闭固拒以自绝于世界。

光绪亲政后，颇有雄心壮志，无奈年幼权弱，是以依恃翁同龢、张荫桓等汉族大臣，初以甲午战争挺战，而后变法维新，欲与慈禧抗衡争权。而戊戌政变举措严重威胁了满洲部族利益，极大地刺激了旗人的神经，故而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惶恐，甚而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高论。国家利益与王朝利益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集中在满汉之间，以慈禧为核心的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是故戊戌变法的失败便不可避免，满汉冲突的加剧亦同样不可避免。

第三章重点讨论庚子事变前后（1899—1905），满汉之间在大政方针上出现的明显对抗，及其对晚清政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走向新世纪之满洲政权，面临严重缺乏互信之满汉对立局面。戊戌政变后，汉族官僚派系实力全面跌宕，满洲亲贵保守势力急速上升，集权夺权之势日益增高，满汉矛盾渐次激化。在刚毅、载漪、载澜等满洲少壮派撺掇下，慈禧阴行废立，以期抢班夺权、皇位永固各得其所。恰逢拳变事起，少壮派挟慈禧以令天下，对妨碍满洲利益的“一龙二虎三百羊”等大开杀戒（核心目标是汉族大吏），并对八国同时开战，惹下弥天大祸。

面对国破人亡的危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为首的东南地区汉族督抚沉着应对，首以“矫诏”为名抵制清廷的战争行为，后又与英美列强商订《东南互保章程》，虽然保全了半壁江山，但坐视中央政府仓皇西迁，表现出明显的割据倾向。多数汉族士绅对满人的疯狂自私寒心不已，职是之故，李鸿章有广东独立甚至自立总统的腹稿，巧于仕宦的张之洞也有独立之心，最后政局明朗后他们才主动放弃。“东南互保”使清政府与东南督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与危机。事后，清廷虽然被迫称赞东南督抚的做法是“老成谋国之道”，但骨子里对其“叛逆”行为衔之刺骨。因此，其后满洲亲贵的集权排汉行动步步加剧。

庚子政变后，西太后被迫开始新政。满人特权已日益为广大汉族所不满，然新政前五年，平满汉畛域问题虽多有建言，但实际举措很少，满汉矛盾无从消解。相反，清廷对以汉人为主的东南督抚势力的摧折打击迅速而有效。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江南制造局以及打破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三项任务，东南督抚势力遭到了很大削弱，“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中央实力一时猛增。而与清末新政同时发端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延续了四年之久，最终由爱国运动演化成革命排满运动。拒俄运动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晚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大出清廷所意料。此间，孙文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最终确定了其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久被压抑之汉族主义在因缘际会下日见其隆，多种因素促发满汉矛盾进一步恶化。

1906年，清末新政进入宪政改革时期，由于事关权力再分配，双方的争斗十分激烈。第四章、第五章集中探究预备立宪时期的满汉博弈（1906—1912）。

光绪季年，“朝政杌隍，满汉之见亘于中，革命之声腾于外”[50]，满汉畛域的存在使满汉矛盾日益突出，满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令人瞩目。诸多满汉臣工纷纷上书建言，他们普遍将化除满汉畛域视作消弭革命的重要措施。清廷虽迫于形势，有所兴革，然口惠而实不至，内满外汉、以满驭汉之祖制并未根除，满汉之见自然愈益加深。

立宪运动由汉人发起，始终以汉人为主体，公开的目标是立宪救国，但也显然蕴含打破满族政治优势，免除满人凌压之意。清廷对立宪运动长期漠然置之，却在宪政改革开始后明显地加强了集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亲贵之步伐。官制改革主要是满汉间的政治角逐，最终雷声大雨点小，1906年清廷最终核定之内阁不但旗人总数远多于汉人，且重要职位悉归满洲，号称“满族内阁”。1906年至1907年，经由官制改革及丁未政潮，汉族官员在中枢大受排斥，皇族干政愈复显见，清廷公开地将统治重心集中于亲贵。慈禧的排汉政策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愈加深刻激烈。汉族士绅对此结局耿耿于怀，效忠清廷之心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国内外遍设宣传机构，出版书报杂志，宣传同盟会的主张。革命党以《民报》为阵地，对于立宪派的主张作了有力的辩驳，揭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取得了思想领导权。在舆论宣传的同时，革命党策划和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及暗杀活动。革命党人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革命党力量孱弱，其暗杀和暴动很难有太高的军事价值，但与革命宣传相配合，其政治上影响力却不容小觑。清政府却一直在为革命党的宣传作注脚，内忧外患致革命风潮愈演愈烈。

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年幼无知，治国无方，尽管对预备立宪姿态很高，然对核心权力决不放手，排汉集权较之慈禧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国会大请愿亦进入高潮，至1910年已有至少四次大请愿活动。国会大请愿以汉人精英杨度、张謇、孙洪伊等为核心领导，以汉人士绅民众为主体，根本目的首为救国保大清，次则为汉人争权利、争民主，解决满汉矛盾乃其大旨之一。然而一次次的失望终致绝望，自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之后，一些激进的立宪派骨干已经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

1911年，迫于形势成立的皇族内阁使排满运动达到高潮，亦使满人遭受空前孤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激化。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排满运动达到高潮，满洲统治迅速分崩离析。走投无路的清廷不得不自唾其面，重新敦请三年前被逼下野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然袁氏坚辞不就以获得足够权力后，便费尽心思在革命军与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在革命党边打边炸、袁世凯连哄带吓及奕劻假劝真骗下，满洲贵族已经丧失了所有反抗的勇气，叶赫那拉·隆裕终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宣布清帝退位。三天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亲率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宣告汉人之光复大功告成。

几点说明

1.本书“满汉”之界定。学界于满洲、满族含义及汉军八旗族属等争论颇多。本书满洲意同满族（满人），在与蒙古、汉族并列细分民族时特指满洲八旗；仅与汉族并列时意同满洲势力、旗人或满洲集团，包含所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汉人或汉族不包括汉军八旗。因汉军与汉人表面上一字之差，却有体制内外之别，汉军旗人作为满洲“世仆”，享有满洲血统贵族的若干特权，较之于被征服的汉人也高出一等，在政治上划入满洲势力应无疑义。尽管清廷始终视汉军为汉人，任职时占汉缺，但在汉人眼里，旗汉之间有天壤之别。然而满汉集团间既有利用与趋附，争斗与妥协，亦有忠诚与背叛、分化与重组，是以满族政治集团中始终有汉人相助，而“汉大臣必以满人为护符”。[51]故本书“满汉矛盾”中之“满汉”非确以满汉民族为限，而以满汉官僚政治集团为别。

2.本书“矛盾”之界定。“矛盾”有多义，本书取其哲学范畴，指事物内部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赖而又互相排斥的关系。然甲申以降，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满汉之间排斥多于倚赖，清廷虽有对满汉畛域局部调适，然于满汉大局改观未见成效，故本书探研之重点仍在满汉的斗争排斥。

3.正文起自甲申易枢之原因。晚清满汉矛盾之发展，以戊戌变法为界，前松后紧，往后靠可以突出重点。而“甲申朝局之变”不仅有满汉矛盾为其重要推手，且对满汉矛盾产生了直接反作用，致“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52]，当年便出现了光绪朝排汉集权的首次高潮，其后一脉相承，对晚清国局朝政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