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王》与父权制伦理原型
母权制社会伦理是古希腊社会早期形成的基本伦理规范和社会结构运行的基本理念。在这个自足的伦理实体中，它有着安定的组织、平稳的运动与和谐的节奏。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这种自足的伦理秩序逐渐遭到破坏，继之发生激烈的社会转型。古希腊社会就发生过母权伦理被父权伦理取代的社会转型，恩格斯也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妇女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此后，以宙斯为最高神统的父权制伦理秩序统治着希腊各城邦。虽然，“父权制的伦理意识本质上是直接趋向法律或法权发展的”，但古希腊各城邦当时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因而各城邦国家虽然都建立了相对发达的父权制民主制度，但由于当时父权制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普遍的怀疑。这种情绪自然会使古希腊人萌生一种企图恢复古老的母权制社会的愿望，但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毕竟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这种互相敌对的伦理冲突，索福克勒斯密切关注着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命运，《俄狄浦斯王》便是他对这一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伦理关系的细致而深刻思考的结晶，他在这里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几种最基本的父权伦理观念，从而为社会转型期间的生命个体适应这种变化提供了心理转换的基本原型。
伦理原型之一：法权观念
雅典是古希腊最为发达的城邦制国家，但雅典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5]，因而在国家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父权伦理并不足以对曾经长期存在的母权伦理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制约，一旦城邦出现矛盾纷争，人民就会对这种新出现的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转而去求助于过去曾长期统治社会的母权伦理。母权制以母系血缘为关系纽带组织和规范氏族部落，这种制度主要依靠血缘关系来统治，其自身也有很高的民主形式，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雅典城邦民主制度陷入危机时期，索福克勒斯清楚地意识到法权观念的脆弱。于是，在《俄狄浦斯王》中，作者便以对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罪行的先行论定，表现出作者对法权观念至高无上地位的强烈关注。而在母权制社会里，杀父娶母是没有罪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存在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盖亚既是乌拉诺斯的母亲，又是他的妻子。乌拉诺斯仇恨自己的子女，盖亚就联合自己的子女反抗丈夫，其子克洛诺斯就是通过与母亲的联盟建立起第二代神统的。这则神话典型地反映了母权制社会中的伦理现实，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罪行的先行论定，意在表明母权制社会依靠母子血缘建立起来的联盟无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而会造成无休止的仇恨和杀戮，严重损害了种族的繁衍和社会的和谐。因此，杀父娶母之所以是严重的罪行，不仅因为它是母权制度下的一种伦理现实，而且严重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并且与人类崇高的法权相违背。
就俄狄浦斯来说，杀父娶母并非是由俄狄浦斯的行为所致，而恰恰是由其父拉伊俄斯造成的。传说拉伊俄斯在年轻时被迫逃离本国，投靠佩洛普斯国王，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但拉伊俄斯却以怨报德，在涅赛亚赛会时劫去佩洛普斯的儿子克勒西波斯，于是，众神决定对拉伊俄斯进行惩罚：他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他的王后将成为儿子的妻子。父亲造就的罪恶却要儿子来承担，这不仅对儿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它也不能作为俄狄浦斯法律意义上罪行的证据，因为当拉伊俄斯得罪神意而受罚时，俄狄浦斯还没有出生。此外，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离开科任托斯正是要逃离杀父娶母的命运，他在逃往忒拜的路上杀死一个老人是出于正当防卫，他娶忒拜寡后为妻是由于她的智慧而得到的荣誉，他的动机和行动都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罪行。然而，俄狄浦斯“在决意行动时，行为者所昭然明了的一般只是决意的一个方面。但是，决意自在地是一种否定物，因为他本身虽然是有明白认识的，却有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异己的、陌生的东西同自己对立着。因此，现实总是隐藏着认识以外的不正当的那一面，不把自己按照其自在自为的本来面目呈现于意识之前，不让儿子意识到他所杀的那个冒犯者即是他的父亲，不让她知道他娶为妻子的那位皇后即是他的母亲”[6]。俄狄浦斯并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然而神意却在他完成行动之后显示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使行动的意义陡然间朝相反的方向转化，杀父娶母的命运得到应验，俄狄浦斯一下子由高贵的人变为令人所不齿的人，一个犯下人类最大罪行的人。这种转换与其说是俄狄浦斯行动的结果，倒不如说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有罪行的环节。正因为杀父娶母是命运强加给俄狄浦斯的，俄狄浦斯就不应该为这桩罪行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命运正是以它的这种不合理和强蛮显示了其威严和力量，俄狄浦斯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尽管他也认识到这种命运的不公正，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屈服，授受了这桩罪行。
实际上，笼罩在俄狄浦斯头上的命运就是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必然性。作为具体承受这一命运的生命个体，俄狄浦斯自然不可能知道他要承受父权制强行施予他的巨大伦理压力，他仅仅是做了历史车轮下的一个无辜牺牲品。因而无论俄狄浦斯怎样有智慧，怎样去逃避、反抗命运给他的惩罚，他都未能摆脱父权制的必然性对他个人悲剧的先行裁定。父权制就是这样通过对俄狄浦斯的惩罚和俄狄浦斯对罪行的自我认定，宣泄着对母权制时代杀父娶母的恐惧，并用俄狄浦斯的巨大伦理罪状宣告了母权制的寿终正寝。
伦理观念之二：英雄的双重性
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由英雄创造业绩所孕育而成的对英雄的崇拜一直是诗人们所歌咏的主题。英雄超乎常人的力量和智慧，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比一般人所起的作用大，但是，古希腊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度感的民族，诗人们并不因为英雄人物的光环就无休止地对他们歌功颂德，而是凭借他们的理性来判断英雄的具体贡献。在《荷马史诗》中，荷马就以其充满理性的思考，一方面盛赞阿喀琉斯和其他英雄的勇武精神，另一方面又清醒地看到他们个人主义的严重缺陷，以及他们对集体、民族造成的危害。古希腊人这种对英雄的矛盾态度，使一般民众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英雄既羡慕又不信任的情绪，因为民众害怕这些地位太高、太成功的英雄人物把他们拖入险境。古希腊的改革家梭伦就说：“一个城邦会毁在它太伟大的人手中。”[7]正因为如此，即便到了城邦制民主时代，雅典人还实行特殊的“陶片放逐法”，清除那些升得太高但民众又害怕他危害城邦的英雄人物，以确保城邦的安全和稳定。
古希腊人在对英雄的深度思考中敏锐地意识到智慧本质的双重性，智慧一方面对人类摆脱愚昧和野蛮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同时也给自然和人类自身带来无穷的灾难，尼采说：“智慧，尤其是狄奥尼索斯智慧，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罪行，并且告诉我们，任何人如果借知识上的自负而把自然投入深渊的话，他自己也必将尝到自然分裂的苦果。”[8]正因为如此，智慧型英雄奥德修斯用智慧挽救了希腊军队的命运，但万神之主宙斯却同时给予他在海上漂流十年的惩罚；而神界中的智慧型英雄普罗米修斯虽然创造了人类，并且成为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和人类技艺的导师，但这一造福人类的神祇却触犯了宙斯的神意，遭到了宙斯给予他的经历无数次死亡的严厉惩罚。而人类只有一次生命，也只能经历一次死亡，这种惩罚实际上是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残酷的刑罚。古希腊人的这种对智慧本性的深度思考，使他们感受到了智慧所造成的细微而深刻的痛苦，启发了古希腊人心灵深处的悲伤与隐痛，使他们创造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悲剧形象。
俄狄浦斯就是这样一个集勇武和智慧于一身的悲剧英雄。作为人世间的英雄，俄狄浦斯是“无人不晓”、“人上人”、最高贵的人，拥有权力、智慧和财富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却是一个罪犯，一个最坏的、让同类看着害怕的人。俄狄浦斯集高贵和卑贱于一身，在他身上笼罩着谜一般的色彩，但俄狄浦斯又是一个猜谜的高手，他猜出了斯芬克斯最难解的人之谜，并由此赢得了全体忒拜人的崇敬，但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当俄狄浦斯勇往直前，力排众议，一直走到了自己闯开的道路的尽头，这时，他才发现自始至终支配整个事件的他，自始至终被玩弄了”[9]。他切切实实地做了命运的牺牲品。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表面上看是人与命运的冲突，实质上却体现了他对人的无知。英雄习惯了轰轰烈烈、高高在上、勇往直前的生活，却不明白低贱、平凡也是自己的本质，他不明白英雄既有崇高、美好的一面，又有受苦、低贱、平凡的一面，他同时是一个有缺陷的凡人，如果英雄一味地追求荣耀，追求崇高，追求神圣，那么英雄的灵魂就会逐渐偏离人性，最终丧失人性，同时他们的灵魂又逐渐趋向神性，而最高神意是不会让人类成为神的，他们最终会遭到神意的严厉惩罚。
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察俄狄浦斯对案情的追查，就更清楚作者对俄狄浦斯智慧的评价了。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命运是神预先设定的，而这种命运的具体表现则是由一个简单的父母调换和由此产生的误认造成的。早在科任托斯国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俄狄浦斯，他的亲生父亲不是本国国王，他是假冒的儿子，如今忒拜的神示又告诉他是忒拜人，忒瑞希阿斯也告诉他，他可怕的命运已成为现实，但他发现这些说法之间竟出现了无法逃避的联系时，他怎么不反躬自省呢？更有甚者，当俄狄浦斯对伊俄卡斯忒说，“人家预言我会玷污我母亲的床榻，亲手杀死我父亲”时，伊俄卡斯忒当即回答说：“人家对我的儿子也是这样预言的。”他们都对自己已经应验了的命运无动于衷。伏尔泰在举出许多实例后认为，主人公这种装聋作哑的行为，“不过是诗人拙劣的技巧罢了”[10]。而笔者却认为这是俄狄浦斯故意逃避。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有，当俄狄浦斯已完全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应验后，为了逃避或推卸责任，竟然把妻兄（也是母舅）克瑞翁推到前台，想把罪责推到他身上：“怎么？你还敢来见我！”他对克瑞翁说：“你肯定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你显然策划好了要夺我的王位，你还敢走进这宫殿！”
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当俄狄浦斯走到事件的尽头，命运的惩罚已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他面前时，他承认了这桩罪行，尽管时时感到命运的不公，但如果联系当年他因害怕杀父娶母罪应验而逃离科任托斯，就更清楚地看到俄狄浦斯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始终是采取逃避的态度的。在索福克勒斯的眼里，俄狄浦斯并非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罪人，当命运无端地降临在他头上时，他犹如惊弓之鸟，逃之唯恐不及，虽然它是无辜的，他在追查凶手时也尽了一个国王、一个英雄应尽的责任，但俄狄浦斯仍然无法逃脱胆敢违反人性者的严厉惩罚。具有智慧者也只能在可见事物中用计用巧，却不能深入人性的本质，他那天神般的智慧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这就是英雄俄狄浦斯的悲剧，也是一个智者的悲剧。
父权伦理之三：尊崇父系血缘
马克思曾经说过，古希腊人是人类童年时期发育最为健全的儿童，它表明古希腊人从开始就尊崇自己的本性，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展现每一个人的个性。但是，古希腊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把这种既能发展人的个性又常常会捉弄人的盲目力量称为命运。古希腊人对命运的态度是既顺从又反抗，这种矛盾的态度不断地驱使着他们去摆脱命运的捉弄，而这种强大的意志最终使他们走上了“专制政权（国家）的道路”[11]。
古希腊人在通向专制政权道路的过程中走的并非是一条光明、通畅之途。国家作为“伦理观念的现实”（黑格尔语），摆在古希腊人面前的还有更为艰巨的难题，这就是如何调适社会制度转型中人们的伦理观念的变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在伦理行为中对新制度产生心理认同。在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时代，父权制已完全取代了母权制，但这并不表明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父子关系——能得到普遍的承认，因为它涉及每个具体的家庭，甚至涉及具体的个人关系的细微变化。因此，要使父子关系取代母子关系，父子血缘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在全社会获得普遍认同，就必须为这种伦理关系确立神圣感。但是古希腊人在确立父子关系的神圣性过程中，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过艺术，古希腊人为他们所思考的深刻而又细微的伦理转型寻求到了精神的安慰，从而在他们摆脱母系脐带走向父系伦理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意义。
在《俄狄浦斯王》中，作者主要是通过神意对俄狄浦斯罪行的预先认定和俄狄浦斯对罪行的自我认定来思考这种新型的父子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直接的父子对抗关系，亦即反抗和惩罚的关系。当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后，由于母亲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和母子血缘的长期存在，父子之间的直接冲突可能不存在了，却以一种潜意识的形式演变成反父意识。这种原型在《俄狄浦斯王》中就体现为拉伊俄斯的惩罚和俄狄浦斯的反抗关系，由于拉伊俄斯得罪了神，于是众神决定惩罚他，但罪行的承受者是俄狄浦斯。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拉伊俄斯是罪行的制造者，此时却担当了惩治罪犯的角色，这显然有悖于神意的初衷，在庄严、神圣的神意面前，拉伊俄斯无权惩治自己的儿子，但实际情况是，拉伊俄斯因害怕被儿子杀死而企图先将儿子置于死地。这种把罪行与惩罚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激怒了神，因而遭到了儿子的报复。尽管俄狄浦斯杀父是神的安排，但无疑这一父子相残的悲剧典型地反映了母权制度下残忍落后的遗风。神预先认定俄狄浦斯的罪行，表达了作者对这种落后制度和伦理关系的坚决否定和唾弃。正因为这样，尽管俄狄浦斯犯下了父权制度下的滔天罪行，他也认同了这种罪行，但神并没有给他相应的惩罚。
把神意对俄狄浦斯罪行的认定与俄狄浦斯对神性的父亲的忏悔式认同结合起来，表现了索福克勒斯对新型父子伦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作品中，俄狄浦斯对亲情是非常看重的，他对养父波吕波斯（被误认为是亲生父亲）是充满敬意的，但神性的父亲却无端地把杀父娶母的罪行降临到他身上，虽然俄狄浦斯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这是他犯的罪，但在这样一个神圣的父亲面前，俄狄浦斯仍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并主动承担了这桩罪行，他为此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要求被放逐异乡流浪，过着自我惩罚的生活。而在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神性的父亲，俄狄浦斯罪行的设计安排都是出自他之手，正是他把俄狄浦斯放在不仁不义的罪恶处境中。但是我们与其说他的这种行为是对俄狄浦斯罪行的惩罚行为，毋宁说是一种施爱行为，因为神性的父亲正是通过俄狄浦斯罪行的实现才形成父权制的基本理念，并让人们在感受俄狄浦斯罪行的场景中体验到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然而，由于俄狄浦斯本身是高贵的，无可指责的，尽管他承受了命运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并没有引起人们对他的鄙弃，反而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儿子却仍然在为神的荣耀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俄狄浦斯与其神性父亲间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惩罚与反抗的关系，而是施爱与献身的关系。神性的父亲主动遗弃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在高贵的生活中无端受难，但神性的父亲最后还是原谅了他；而作为受难中的儿子，虽然感受到了父亲惩罚的不公正，但仍然以忏悔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罪行的自我认定。通过虔诚的忏悔，人中豪杰俄狄浦斯终于获得了神的重新肯定。尼采也说：“这位深刻的诗人（指索福克勒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犯有罪行的，虽然他的行为破坏了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自然秩序，也就是整个的伦理规范。但是，所有这些行为，将创造意义更为丰富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12]这个新世界就是父权制的最高形态——有信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