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平庆泾固道任内

第一节 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

左宗棠奉命督师陕甘后，于同治七年（1868）檄调魏光焘进入陕甘作战。

魏光焘在繁忙的军事之余，对于甘肃的文化建设事业也备极重视。

同治七年（1868）戊辰，魏光焘率部转战于陕北一带。不久又行军驻防西安、凤翔，移兵鄜州和洛水，一路经过环县和庆阳。戎马倥偬之余，并未忘记对百姓的劝化，对当地市民谕以礼仪，试图从文化方面稳定战后地方秩序。同治八年（1869）夏，魏光焘率部分巡陇东。庆阳自遭战火侵袭后，“附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1]。景象十分凄惨。为此，魏光焘大力抚恤地方百姓，招徕流亡百姓开垦业已荒废的土地。在魏光焘的实力经营下，庆阳一带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复苏。庆阳一带安定后，魏光焘将该地的文化建设提上了日程。他看到庆阳大成殿在战火中“殿府丘墟，鞠为茂草”[2]，感触颇深，曾慨叹：“呜呼！此斯文托命之原也。海内云扰二十年，次第廓清，庆中兴而垂亿万世庥者，我朝圣圣相承，一本斯道以维之也。郡初复，百废俱兴，矧文庙重祀，曷可忽乎？”[3]于是和地方官员谢大舒一同上书陕甘总督左宗棠，请求在大成殿旧址上予以重修，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获得左宗棠的首肯后，魏光焘开始着手重建。因庆阳初定后，地方经济维艰，经费无从筹措。故魏光焘首倡捐资，庆阳地方官员宁州知州杨大年、安化知县周继盛、正宁知县黄绍薪、环县知县余甫勋、合水知县廖绍铨亦先后踊跃慷慨解囊，筹集经费。然后，魏光焘派副将刘洪胜和训导牛步月为监修，召集工匠负责修建。一应建筑材料木石等物，均由魏光焘派其部属搬运。在地方人士和将士的通力合作下，重建大成殿工程很快在4月内顺利竣工。

固原的庙学，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初修规模很小。至明弘治年间，总治三边军务、户部尚书秦竑重新增修。新修的庙学：广二十五丈，袤五十丈，建成大成殿八楹，崇五寻，戟门、棂星门各三间，崇二寻，两庑各计五间，崇二寻。[4]之后因固原屡受战火侵袭，许多建筑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毁坏，文庙亦未能幸免。魏光焘担任平庆泾固道期间，目睹固原文庙被毁的惨状，极为痛心。但因军务迫急，无暇顾及重建之事。同治十年（1871）春，湘军攻破金积堡。陕甘总督左宗棠此时亦急于振兴固原的文教事业，命魏光焘一面办理战后安抚事宜，并指示其遵循庆阳旧有章程，对该地的文庙予以重修。魏光焘和固原提督雷正绾商议后，决定以知州萧明才和训导魏兴万负责文庙工程，派副将刘洪胜督饬将士参与修建，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落成。

此次重修，规模较前有很大扩展，南北至关街，东至石宅，西至旧庆祝宫；前为万仞宫墙照壁，东角门曰“礼门”。外有墙，嵌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长方石一。西角门曰“义路”，门外墙嵌石亦如东门。第一级中建牌坊、石砌之泮池，左右以“忠孝”“乡贤”二祠翼之；而文武官厅，亦兼隶焉。[5]并设置了祭祀古代圣贤的牌位。第二级中建大成殿，正中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前明系塑像，清易之于木牌。左右辅以四配：东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十二哲：东闽子骞，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夏，有子若；西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6]

关于重建固原文庙的主旨，魏光焘指出：

斯道之在天下，文武不可偏废。昔炎宋抑武右文，群贤迭出，学术远迈汉唐。然立国不兢，终宋之世，西夏一隅不能定，而其他尚武力不尚道德之朝，又往往学废民乱，二者均失。我朝学校同符三代，每征弗庭，必告先师，勒石太学，在泮献猷之典，周以后二千余年独能举行，化愚顽于圣武神功之中，意深远也。固原古萧关，关中北镇河陇、银夏，数为内患。晋永嘉以后，没于氐、羌。唐广德、广明间，为土蕃陷。明河套犯边时，有门户之虞，外寇迭乘，治日恒少。我朝德威所暨，北越瀚海而遥，此方攸谧二百年，近小丑跳梁，今复转乱为治者，夫亦曰维之以道而已。道也者，人心之存亡所系，天下之盛衰所关，昧忠孝节义之大，不务实修，徒知文骋词章，武矜技勇，虽承平无事，君子隐以为忧，甚负国家作育人才之意。[7]

固原文庙经过重修后，规模较前有了很大改观，为当地儒学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魏光焘任平庆泾固道期间，还以补救世道人心为宗旨，对一些地区的关帝庙进行了修复和重建。

平凉以西70里的三关口，相传为宋代杨家将驻守之地，系军事要冲，关口原有关帝庙毁于兵火，仅剩断壁残垣。魏光焘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试图重修，但因战争尚在进行，军务繁忙，无暇顾及。战后，魏光焘主政陇东，开始了大规模善后活动，除安置迁移回民、修治道路外，着手重建寺观庙宇。鉴于地方经费维艰、百姓困顿，他首倡捐廉，筹集经费，令部将彭兰亭重建三关口关帝庙，并在庙内配祀两杨将军神位。当时有人提出质疑：“关帝精忠贯日月，祠祀遍瀛寰，洵足万古也。若杨将军者，士人悉多附会，果何说之是从？”[8]魏光焘认为此举不仅关乎祭祀问题，而是关乎世道治乱根本所在。至于《宋史》中所载杨琼和杨政之事，理应从正邪分途的角度来看待，不必专注于微末事迹的考证。他说：“此关帝庙也，浩气攸归，百灵效命。使两将军者，冥承帝君英威，潜昭临察。正者扶之，邪者黜之，亦天地福善祸淫之道。上帝无私，视所简在。若能捍大患、御大灾，数著灵异，固于世道人心大有补救，尤亟宜崇祀也。又何必凿求其解，致疑为无名之歆格耶？”[9]可见，魏光焘所关注的已非对史实的精微考据，而注重于世道人心的补救和社会风化的培植。

六盘山雄踞陇东，蜿蜒耸拔，道路崎岖，历代皆非常重视其军事地位。山巅庙儿坪原有关帝庙，创建年月已不可考。战后，固原提督雷正绾和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商议后，决定筹集经费，筹集工料，以湘军武威后旗镇军邹冠群具体负责，开始修建。在旧有关帝庙基础上，增建了厦房六间，山门一座，其他工程一应具备。完工后，魏光焘提出“以因为创”，做好后期维护，并对继任者寄予了期许和厚望。他说：“天下当为之事，有举而不可废也，大抵如是。虽然，六盘冲要，隆替何常？今日之因乎？前以为创者，安必他日之创乎？后者不以为因耶？则继此式廓修葺，踵事增华，当有不仅享其成者。吾方将虑其后，惕惕焉属望于后之人。”[10]

由以上可见，魏光焘力图通过恢复传统的儒家道统，达到教化民众之功效，而且以儒家道统作为治理边区的重要手段。文庙重建的动机，不外以文治补武力之缺失，以古代宁夏地区文治的疏忽作为当今治理边荒之区的借鉴，采用文武并治之术，保持边陲地区的持久稳定。

魏光焘在甘肃文化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对恢复甘肃科举事业的贡献。

甘肃科举考试，曾一度停止。左宗棠率兵肃清甘肃中路后，署理泾州直隶州知州邵杜向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禀请修建泾州考棚，以供科举考试之用。泾州地区尽管作为直隶州，但一直未设置独立的考棚，长期以来泾州地区的士人需赶赴平凉，依附平凉考棚应试，给泾州地区的读书士子造成困难。于是，泾州全境绅民经过公议后，决定捐资建立考棚。魏光焘将此情向左宗棠汇报后，获得批准。于是，魏光焘派人在泾州城东勘定地址，传集当地工匠进行修建。在修建过程中，总计费用工料钱4800串，泾州各地绅民踊跃捐资，其中泾州捐钱2000串，灵台县1400串，崇信县600串，镇原县800串，保障修建的顺利进行。魏光焘委派泾州训导苏亮节监造，地方绅士杨驹等人经理其事。于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兴工，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竣工。历时一年，建成考棚大小74间，除堂号外，南北两棚500多号。[11]足以满足泾州地区士人应考之用。考棚建成后，左宗棠命魏光焘等地方官员负责补办同治元年和五年的院试，并预备同治八年和九年的岁试。泾州考棚的创建，为该地区士人应试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泾州地区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甘肃的文化教育事业，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1874）上奏清政府，请求陕甘分闱，以便为甘肃士人创造更多科举入仕的机会。光绪元年（1875），清廷下旨允准陕甘分闱，两省分别举行乡试。甘肃因历史原因，汉、回杂居的情况较为普遍，汉、回士人长期各在本籍应试，汉、回考生同棚考试，根据考试情况一体录取。甘肃回族长期以来对于汉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因而在考试中很难获中。加之一些陕西籍回民被安置于甘肃各府厅州县，许多回族考生在本籍参加考试，录取考生中也有不少聪颖之士。但在陕甘分闱后的两科乡试中，甘肃境内的回族考生竟无一人获中。这种情况严重打击了回族考生的积极性，他们“虽私怀愧厉，不敢存侥幸之心；然毷燥秋风，独抱向隅之感”[12]。而在战后安置回民的地区中，平凉、庆阳、泾州和固原人数最多，也是回族考生比较集中的地区。对此，魏光焘深感责无旁贷，理应为广大回族考生赢得更多的机会，于是他会同甘肃布政使崇保和甘肃按察使史念祖联名向左宗棠禀请，对于回族考生在科举方面量情予以优待。而当时的兰州府知府也督同各府县教官传集绅士会议，各府县教官和绅士都认为：

甘省地处西陲，前因风气甫开，文风不无轩轾。向设丁字、聿左、聿右、聿中字号举额五名，原因边隅寒畯艰于进取，故定以中额，俾免尽付沉沦。今回民读书应试人数日增，似应仿照聿中、聿左之例，一科另编字号取中一名，一科归入大号取中，以励士气而普皇仁，于舆情尤为允协。[13]

于是，左宗棠决定顺应民情，向清政府上奏，请求对回族考生乡试进行变革，回卷照一科另编字号之例取中一名，一科归入大号合试取中，以俾其观感奋兴，力图上进。[14]经部议后允准施行。这种变革无论从兴教劝学还是移风易俗方面来说，不仅为广大回族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机会，对于边陲少数民族也起到了化育和劝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