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争锻造

抗战时期，一批广西作家逐渐成长起来，桂林文化城不仅聚集了大批旅桂作家，而且，相当一批广西本土作家也活跃在桂林文化城，他们与旅桂作家交流切磋，提升了广西新文学的水准，除白宁（秦宗尧）、朱荫龙、陈迩冬、李文钊、阳太阳、罗承勋、柳嘉等桂林本地文人之外，王力、陈闲、秦似、严杰人、周钢鸣、曾敏之、胡明树、凤子等人也曾经在桂林生活过或长或短的时间。

陈迩冬1913年生于桂林，毕业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曾在第五路军国防艺术社任职，主编过《战时艺术》、《拾叶》等刊物，担任过《桂林日报》、桂林《力报》等副刊编辑，1949年以后曾任山西大学教授，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迩冬出版过诗集《最初的失败》、叙事诗《黑旗》和短篇小说集《九纹龙》,《猫》、《空街》等诗作还被闻一多收入《现代诗选》。

严杰人1922年生于广西宾阳，1939年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昆仑关战役的采访，1941年至1943年，严杰人先后在桂林出版了两部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和《伊甸园外》，一本散文集《南方》和一部中篇小说《小鹰》，被认为是当时的神童诗人。

不妨读一下他的《烽火情曲》：

一

过重的记忆

酝酿了一个过长的梦

梦里

我看到了你

你矗立在山头

眼睛监视着敌方

为何不投一瞥目光

给我这边

曾有一次

你沉溺在一个广大的队伍里

你的歌声被同志的雄音所淹没

是不是

今夜，我没有更好的寄语了

趁月明似水

借赠一池浅浅的月光

为你洗掉征衫上的风尘

这是严杰人在昆仑关前线采访中写成的诗歌，也是整个抗战时期罕见的战地爱情诗歌，既有爱情的沉浸，又有战争的豪迈，充分展现了一位青年诗人既为情所迷，又舍生取义的情怀。这样的诗歌哪怕今天读来，仍然有动人的力量。可惜天妒英才，1946年，严杰人在山东烟台英年早逝，这颗有可能放射异彩的南国之星过早地黯淡于北方的苍穹。

王力1900年生于广西博白，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在桂林广西大学文法学院任文史地专修科主任，暑假后回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文学成就是小品文。抗战期间，因为通货膨胀，西南联大的教授面临生活困境，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也因为战争对王力的影响，1942年开始，王力相继在《星期评论》、《生活导报》、《中央日报》上开设了《瓮牖剩墨》、《龙虫并雕斋琐语》、《棕榈轩詹言》等小品文专栏。

秦似是王力的儿子，1917年生，1937年考入广西大学，1年后辍学，在广西贵县从事文化工作。1940年，秦似给桂林《救亡日报》投稿，得到夏衍的赏识，秦似决定到桂林发展。在桂林期间，秦似与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一起创办了《野草》杂文月刊，以杂文写作成为野草作家群的一员。1941年，秦似第一本杂文集《感觉的音响》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

王力、秦似父子，就文学的成名而言，是子在前，父在后。作为语言学大师，王力是在学术研究之余写小品文；作为进步青年，秦似进入文坛之初，即以写杂文名世。王力的小品文是学者小品，属于软性文字；秦似的杂文遵循鲁迅“匕首投枪”的传统，具有较强的政论性。父子俩的文章风格迥异，试看下面两段文字：

依照文人的酸话，有书胜于有钱，所以藏书多者称为“坐拥百城”，读书很多者为“学富五车”。有些真正有钱的人虽然胸无点墨，也想附庸风雅，大洋楼里面也有书房，书房里至少有一部《四库丛刊》或《万有文库》，可见一般人对于书总还认为是一种点缀品。当年我们在清华园的时候，有朋友来参观，我们且不领他们去欣赏那地板光可鉴人，容得下千人跳舞的健身房，却先领他们去瞻仰那价值十万美金的书库。“满目琳琅”四个字绝不是过度的形容词。那时节，我们无论是学生，是教员，大家都觉得学校的“百城”就是我们的“百城”，有了这么一个图书馆，我们的五车之富是垂手可致了。

——《战时的书》

法西斯蒂在全世界燃起毁灭的火，不知多少属于我们这时代的优秀的人，在毁灭的火和空前黑暗的地狱中受着惨苦的磨折！这些人，他们的智慧曾经照亮了漆黑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哺育着社会的正义，可是，现在，在法西斯的凌迟下，他们的生命力，肉体和灵魂，都被剁碎了。我写这篇短文，正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香港的情势还没有判明，已经是日寇围攻的十八天了。几天来，中国多少有前途有成就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因这守正不屈，牺牲于日寇毒手。他们不但是民族的脊梁，也是人类灵魂的支柱。日寇现在狂暴进攻着的香港，有百几十万我们的同胞住在那里，也有着不少我们的文化战士，在那里艰苦支撑反法西斯的文化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也正是优秀的艺术家，与受难的祖国一同受尽了长期的折磨的，在那弹丸之地被残酷围攻的情况下，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可靠的消息。我祝福他们，我怀念他们。我不知道要是不幸而现在还有人出不来，他们在那样的人间地狱里，是怎样度过这些日子的。

——《怀念》

委婉与率直，温润与锐利，幽默与平实，从容与峻急，博学与好学，各有千秋。王力虽然不以创作名世，但他的小品随笔，渗透语言大师的功力，犹如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品味越佳，他留下的数十篇随笔小品，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常读常新，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时间就像磨石，磨砺出王力文章的光泽。秦似以杂文著名，他的杂文有激情、有思想，知识丰富，有时代精神的引领，显示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感召力。

凤子1912年生于武汉，原名封季壬，其祖父封蔚礽是广西容县人，封氏一族自宋朝到容县定居，至民国已经绵延25世。1930年凤子进入上海公学预科班学习，1932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参加了复旦剧社的戏剧演出，从此与戏剧结缘，其一生扮演了演员、作家、编辑三种角色。

在文学领域，凤子主要从事散文和小说创作，1941年曾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散文集《废墟上的花朵》,1945年在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散文小说集《八年》,1946年由上海正言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无声的歌女》。有评论认为：“凤子不仅是演戏的，她还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她最擅长的是写些散文小品之类，假如说冰心的文字是以细腻见胜，又或者说冰莹、丁玲的风格可以用刚健朴实来代表，那么凤子的小品文章则是属于‘隽雅冲淡’的一类。她写这类文字确具有卓越的天才，极其通俗的题材经她略为渲染，就替读者衬出一幅素雅的速写来。读她的文章正好比品一杯上好的龙井茶，可以发现无穷的味道。”[5]

凤子的美貌与才华为同时代人所共认，她自己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画像，其中女主人公李紫薇是一个美丽而闪耀着青春光芒的女性，她极其惹人爱慕，但却有自己的追求，不愿在情感的小圈子游泳，而愿为更多的人做点事。这个人物显然有凤子本人的影子在其中。凤子并不是一个擅长虚构的作家，她的散文固然记录了战争年代她在昆明、重庆、香港、桂林、上海的行踪，她的小说同样折射了她作为一个进步文化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心路历程，认真检视她的散文小说，或许可以发现许多当年文坛艺苑的趣事。

曾敏之，广西罗城人，1917年生，15岁小学毕业后到黔桂边境任梅寨小学校长。1935年到广州半工半读，开始练习写作，发表过文言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广西，到桂北三江古宜小学任教。1939年考入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常在《救亡日报》发表散文，与华南作家于逢、易巩等组织“文学研究组”，从事文学理论及创作的研究。1940年毕业后到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做编辑，后到柳州任《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和副刊编辑。1942年回桂林任《大公报》文教记者，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写了《桂林作家群》等反映桂林文化界情况的通讯报道。创作了短篇小说《盐船》、《孙子》，以及一些反映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散文。有散文集《拾荒集》,1942年由桂林萤社出版。1944年赴重庆，任《大公报》采访主任。

民国时期，曾敏之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的散文，另一类是以人物为核心的报告文学。

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溶江苗瑶人的生活，的确饶有趣味，如《烧鱼的故事》所记录：

凡到过山峦叠嶂、丛林遍野的苗瑶所居的地方，一定会为那原始色彩的朴素生活所感动的，那儿嗅不到硝烟气味，也听不到战浪的呼啸，没有人生过多污浊的泥沼，也没有随处伪装的陷坑。纯朴、一种人类至性的真诚，给每一个倦旅的路人罩上人间一点罕有的温暖。

遗憾的是，世外桃源往往只是暂时的幻象。《遇旧》一文讲述了桐油降价给苗人生活带来的致命打击。在作者笔下，商人成为苗人生活从小康转为困顿的推手，这种过于简单的判断使曾敏之散文的审美魅力有所弱化。即便如此，我们还得承认，曾敏之是现代广西本土最早关注苗瑶生活的作家之一。

真正为曾敏之赢得声誉的是他的通讯。1946年4月，他两次访问周恩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几千字的文章写了周恩来的经历和对时局的看法。曾敏之的通讯不像一般的新闻报道局限于就事论事，他往往在现场报道中纳入历史的景深，并且投入他个人的感情，这使他的通讯具有了较明显的文学性。比如《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中的这段文字：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算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于渝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间唯一的桥梁。

表面看平淡无奇，然而，认真推想，作为即时发表的通讯报道，曾敏之的这篇通讯，确实具有绝大多数同类文章所没有的深度和广度。

《桂林作家群》是曾敏之在抗战期间写的一篇通讯，写到桂林文化城中王鲁彦、艾芜、田汉、欧阳予倩、巴金、聂绀弩、彭燕郊等人的生存状况，他们或经济困窘，或疾病缠身，但都没有放弃文化抗敌的事业，曾敏之用他的笔，写出了中国文人的韧性和责任心。

胡明树1914年生于桂平，早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留日和抗日的双重经历，为胡明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能够以日本人为主人公进行小说叙事。短篇小说《百合子想哭》“写百合子与母亲、姐姐一起，为姐姐男朋友的出征送行时，一路上的所见与亲人被迫离别的心理感受。作者体味着艰难岁月的人事变故，对百合子的心灵窒闷以及女性内心情感的翻卷把握准确。小说吟诵的是一曲悲凉而沉郁的带有深秋情调的心狱曲，哀怨又缠绵”。“中篇小说《初恨》就干脆将故事直接移去日本，把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女孩在战争背景下的艰难爱情讲述得既细腻缠绵又曲折微妙。然而，无论故事多么浪漫，主人公的感情多么缱绻，战争阴影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关于这段感情究竟能走多远的忧虑。虽然小说中的不少情绪是作者自己作为一个已经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情感投射，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但由于这是一种浪漫的真实，作品所具有的情感张力明显。”[6]

在这一节的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陆地、华山、苗延秀等人，他们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少数民族作家，二是他们都受到了延河的文化哺育。

陆地1918年生于广西绥渌（今扶绥）县，1938年10月到延安，先进抗日军政大学，后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期间，陆地发表了《从春到秋》、《落伍者》和《参加八路军来了》等短篇小说，成为延安文坛新秀。1948年，在哈尔滨担任《东北日报》副刊编辑的陆地出版了小说集《好样的人》和中篇小说《钢铁的心》。作为一个从南方奔赴延安，颇具文人气质的青年，陆地的小说多写那些在革命大熔炉里的人。其中，《落伍者》写的是一个被八路军收编的旧军人，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对本职工作极其负责，但却完全不能融入新的集体，最后在一个紧急行动中掉队了。这个被称为老张头的人，作为一个落伍者形象，被作者写得生动形象。不过，真正令人惋惜的是，对于老张头的掉队，几乎没有人关心，甚至得到过老张头特别关爱的年轻司号员，也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小说末尾这样写道：

我站在一边，观赏了一会，回到房间躺下，可再也睡不着。一合起眼，面前便闪现一幅幻影——大群快乐的人朝着一条望不到头的大路，熙熙攘攘昂首高歌，迈开雄赳赳的步伐，越走越远……而后头却落下一个衣服褴褛的老人，步履蹒跚，蹲了下来，翘首目送朝前奋进的人群。人群却没有谁谁回过头来……

哪怕是要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也无法顾及像老张头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物。这样的小说，让我们意识到，年轻的陆地虽然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饱经锻炼，但他仍然有着一颗温润的心。

华山1920年生于广西龙州，1938年到延安，进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许多名震一时的通讯，如《承德撤退》、《解放四平街》、《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这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华山也因为这些作品成为著名的战地记者。除报告文学外，华山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鸡毛信》，小说讲述陕北龙门村14岁的放牛娃海娃的故事，为了给部队送急信，他与日寇周旋，最后把日寇引入伏击圈，并及时将鸡毛信送到了张连长手中。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机智勇敢，数十年一直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堪称红色的少儿经典。

苗延秀1918年生于广西龙胜，1942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在延安，苗延秀开始了文学创作，《红色的布包》、《共产党又要来了》两篇短篇小说，都是以红军长征过龙胜为题材，刻画了勤劳善良的侗族妇女形象，被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反映了侗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7]。后来还有短篇小说《小八路》、《离婚》，报告文学《南征北战的英雄》等问世。

陆地、华山和苗延秀都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作家，他们有广西的根，但他们的文化成长期却是在延安、在革命队伍中完成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打下了深刻的延安文化烙印。1949年以后，华山仍然生活在北方，陆地和苗延秀不约而同回到了广西，随着延安文化在整个中国的传播，陆地和苗延秀也逐渐成为广西的主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