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所谓宋诗宋注，指的是宋人对本朝诗集所作的注释，即宋人注宋诗。宋人颇热衷于此事。宋诗宋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所以在宋代学者那里就已经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如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就指出，“近世有蜀人任渊者，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己三家诗，颇称详赡”[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同样对任渊的诗注给予直接的肯定：“大抵不独注事而兼注意，用功为深。”[2]清人则将辗转流传下来的注本视为珍宝，“宋人注宋人集，如李壁注《荆公集》，王、施之注《苏集》，任、史之注《黄集》《陈后山集》，皆风行海内，后世奉为圭臬，传本极多”[3]。足见宋诗宋注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和价值。
在宋诗研究领域，将宋诗宋注作为一个课题进行开掘，则起步相对较晚。学界对于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始于张三夕教授的硕士学位论文《宋诗宋注纂例》（南京大学，1982年）。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宋诗宋注的体例进行了总分式的研究。全文分为解题篇、注释篇、校勘篇、评论篇、集注篇、缺误篇六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为七十类注例，通过纂例，全面总结了宋人在诗歌注释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同时，第一次对宋诗宋注的存佚情况做了全面的统计，指出宋人注宋诗，凡35种，涵盖了宋祁、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朱淑真、陆游、朱熹及魏了翁等人的诗集。论文的前言后以“宋诗宋注管窥”为题，单独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20世纪80年代，对宋代文献的整理还没有起步，各种别集只能在各大图书馆古籍部觅得踪迹，所以张三夕教授此文写作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文章能够对宋诗宋注的注释体例和存佚情况做出全面的梳理，筚路蓝缕，实开风气之先，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查阅古籍的困难，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宋诗宋注的研究并没有为学界所重视，而是基本停滞了。
几乎与此同时，学界开始对宋代诗文别集进行大规模的整理，随着《全宋诗》以及各种宋人诗文别集的陆续出版，尤其是众多的点校排印本的相继推出，一方面，学界对宋诗留存情况在文献上的把握越来越清晰和全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如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佚存录》（巴蜀书社1986年版）、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另一方面，文献障碍的日渐清除，自然使得宋诗宋注重新回到学者的研究视域中。
大致从2000年开始，宋诗宋注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涌现出不少单篇论文，包括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即吴晓蔓《〈黄陈诗集注〉研究》和姜庆姬《宋诗宋注研究》，前者立足个案，后者通观全局，角度不同，特色各异。但总的来看，学界的关注，基本上都是围绕保存比较完整的几种重要注本，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展开。
宋人的两个苏诗注本，即旧题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施元之、施宿、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是学界关注的第一个焦点。湖南科技大学的王友胜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的何泽棠博士对此都做了专门的研究。王友胜在其专著《苏诗研究史稿》第二章中，对两种注本的注者、成书时间、注释方法、学术价值、流传影响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考察，认为《注东坡先生诗》的句中注为施元之、顾禧所作，题下注为施宿补作，全书为三人合作的成果，施顾注的价值体现在系年、题下注、句中注三个部分，并对其在后世声名不彰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编者究竟是谁，又是谁为苏诗分类？这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两个问题，傅增湘、刘尚荣两位学者先后对此书下过一番功夫，尤其是刘尚荣先生，通过比勘分类注各本，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此书的面目依然不够清晰。王友胜指出，在没有确切证据证伪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将分类注的编纂者定为王十朋，并认为探求苏诗典故与词语出处是该书最大的特色，然其整体价值却远低于施顾注。何泽棠对这两种宋人注本，同样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于最近几年，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3期）、《〈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2期）、《施宿与“以史证诗”》（《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对以《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最终形态的苏诗分类注的版本演进以及注家进行了考辨，对注释的特点及得失做了分析和述评；同时，对施元之、施宿、顾禧的编年体《注东坡先生诗》“以史证诗”的注释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二人之外，四川大学的卿三祥教授《〈东坡诗集注〉著者为王十朋考》一文（《宋代文化研究》2003年第12辑），则致力于对王十朋是否为《百家注》著者这一学术公案的考证。他通过对王十朋《梅溪集》和《百家注》两书的细致比对，指出王氏确为《百家注》的注者，颇有参考价值。
任渊《黄陈诗集注》是学界关注的第二个焦点。张承凤《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和慈波《任渊宋诗校释平议》（《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是两篇较早出现的力作，对任渊的生平思想、注释的特点、手法、价值等方面分别作了细致的讨论，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东工业大学的吴晓蔓博士以任渊的《黄陈诗集注》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陆续发表了《任渊〈山谷诗集注〉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5期）、《南宋杜诗、韩文及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考》（《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义》（《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一系列文章，主要站在文献学的立场，全面地考察了任渊《黄陈诗集注》的注释时间、注释背景、注释方法、典故注释、价值影响等不同的方面，为我们了解这一注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是学界关注的第三个焦点。对此注本的研究，先后有以下几篇重要的论文：王水照《记日本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文献》1992年第1期）、周焕卿《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汤江浩《李壁注荆公诗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王友胜《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巩本栋师《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从注释时间、学术价值、注释特点以及版本的考证与研究等不同的角度，对李壁注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不少重要的结论，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其他一些注本，也陆续有学者予以留意，如王友胜《宋诗宋注名著四种叙录》（《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5期）、何泽棠《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显示了这一领域的持续升温，但较之前文所论三个焦点，关注度要低得多。
不难发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宋人对王、苏、黄、陈（后山）几家诗歌所作的注释上，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思路也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常常是针对某一具体注本，通过对诗注的大量排比、举例，总结注本的特点、体例和主要的手法，如对赵次公、任渊、李壁各家注中的诗学批评进行归类，对任渊、施宿、李壁注中“以史证诗”的手法进行举例和说明等。这些文章的反复出现，固然可以帮助我们迅速了解某一注本，甚至是某个注本中的某一注家的注释特点和价值，但同样的思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重复，对研究的继续与深入似乎并没有太大帮助。
台湾学者在宋诗宋注这一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首先，在文献整理方面，台湾艺文印书馆在1980年推出了由郑骞、严一萍两位先生编校的《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基本再现了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的原貌，是嘉惠学林的盛事。其次，专书研读方面，台湾清华大学李贞慧教授《〈百家注分类东坡诗〉评价之再商榷——以王文诰注家分类说为中心的讨论》一文（《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3期，2005年11月），从百家姓氏的分类出发，探讨其与王十朋、江西诗人及南北宋间重要学术、政治人物之关系，以重新衡定《百家注》的价值，视角新颖，启人颇多；原台湾大学黄启方教授《王十朋与〈百家注东坡诗〉》一文（《东华汉学》2009年第10期），则在厘清了清人对《百家注》评论疏失的基础上，重新考订王十朋与《百家注》注者之关系，考察《江西诗社宗派图》诗人集团在其中的角色，检视王十朋《梅溪集》及《百家注》中的王十朋注，最终明确肯定了《百家注》为王十朋所编，颇有总结此说的意味。此外，王甦《朱子的〈武夷棹歌〉——兼及对陈注的商榷》一文（《古典文学》第3辑，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虽非专论，但涉及对《武夷棹歌注》的评价，相比大陆学界对宋人理学家诗注研究的一片空白，亦应附记一笔。
与个案研究的硕果累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诗宋注在整体研究上的单薄。这方面的成果屈指可数。周裕锴教授《试论宋代诗歌阐释学的主要倾向及其中心的演变》一文（收入2003年《第二届国际宋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也可参其专著《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第五、六两章），从以意逆志（从正义到本义）、本末立意（从编年到本事）、抉隐发藏（从解密到对话）、醉翁呓语（从笺注到评点）四个方面，以宋代的诗歌注本为主要材料，对宋代的诗歌阐释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梳理，提出其从尚意阐释学到尚味阐释学的发展轨迹和由笺注到评点的形态变迁，高屋建瓴，极其精彩。姜庆姬博士的毕业论文《宋诗宋注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则在对全部宋诗宋注进行文献考察的基础上，从体例与内容、注释特色两大方面，对宋人的宋诗注本进行了整体考察，明确指出其重视编年、附录年谱的体例上的特点以及探寻本事、典故注释、文学批评三类注释上的特色。何泽棠与吴晓蔓在一系列专书研读的基础上，也开始留意对宋诗宋注的整体把握，发表了《宋人注宋诗的文献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5期）、《宋代诗歌注释的“以史证诗”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宋人注宋诗的诗学批评》（《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三篇论文，试图对宋诗宋注的文献价值和注释手法进行总结与评价。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十几年间，学界对宋诗宋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整体格局上看，似乎并无太大的突破。
首先，从文献考察上看，宋诗宋注在源起之时究竟有多少种、今天的存佚情况如何，在张三夕和姜庆姬之后，学界再无人讨论，基本上都直接沿用了张三夕《宋诗宋注管窥》一文的结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凭借当下宋代文献整理的日益完善和电子检索技术的普及发达，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考察。同样，针对具体注本，虽然学界重点关注的宋人的王、苏、黄、陈四家诗注在编者、体例、版本等问题上已经日渐清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结论都已成定谳，在个别极富争议的问题上，仍有讨论的余地和必要。而除此之外，学界不甚关注的那些注本，讨论的空间就更大了。
从定义上看，宋诗宋注指的是宋人对本朝的诗集所作的注释，也就是说，诗歌的作者是宋人，诗歌的注释者也是宋人。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默认作者与注者是不同的人。但仔细观察中国诗歌的传统，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可能，即诗人有时会很自觉地对自己的诗集逐首进行注释。这就意味着，宋诗宋注的内涵，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它应该包括他注和自注两个部分。前者是诗注的主流，后者是诗注的支流。长久以来，我们把主流当成了全部而忽视了支流，这也是不应该的。所以，对宋诗宋注内涵的重新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开拓研究的空间，提升研究的价值。
从研究的重心上看，学界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了王、苏、黄、陈四家诗的诗注上，近三十年来的文章，基本都是围绕这几种注本展开，这当然取得了很丰厚的成果，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空白，比如多达12种的南宋理学家所作的诗注，学界就鲜有人讨论。
从研究方法上看，无论是专书研读还是整体讨论，已有的成果都比较明确地倾向于类型化的静态描述，较少从动态的思路去把握。但是，如果我们尽量贴近文学发展的原生状态，我们会意识到，一方面，宋诗宋注不是空穴来风，其出现和发展，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诗学发展，尤其是诗歌注释方面的尝试之间，有着不易察觉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宋人的宋诗注本在刻印、流传之后，也就变成了宋代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自然与宋代诗学的其他组成部分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最终，在宋代文学的版图上赢得了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感。而这些，恰恰都是目前的静态研究所未能涉及的。
所以，本书采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在对宋诗宋注进行更为全面的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把宋诗宋注还原成一种相对独立且处于运动状态的文学现象，对其进行整体研究，考察它与前代诗歌注释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其与宋代诗学其他层面之间的互动，并对宋代特有的理学家的诗注进行探讨，力求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新鲜的结论。
[1]（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5，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83—84页。
[2]（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页。
[3]（清）徐康：《断肠诗集跋》,（宋）郑元佐《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冀勤辑校《朱淑真集注·附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