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古代中世

在奈良时代之前，日本没有文论概括。奈良时期出现一些传承文学，偶见的文艺只言片语，谈不上对文艺创作经验总结及文论概括。圣德太子时才对文论开始特别关注。考虑到社会统治的需要，传承文学的编纂者对文学进行了政治性的评论。在对文学进行抽象性政治性的评论中，日本文论的萌芽出现。一般而言，日本文论滥觞是以安万侣的《古事记序》为标志，《古事记序》的文论政治性很强，序者企图以文学形式来表现“圣帝”思想意识。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中国文献如《诗经》、《文选》等陆续大量地传到日本，受之影响，《怀风藻》、《万叶集》的编纂及《歌经标式》，《倭歌作式》，《和歌式》等得以问世。这些著作产生了对文艺的深层思考，日本文论因而形成。

《怀风藻序》社会教化内容多，儒教功利色彩浓。《万叶集》编纂者对和歌进行了分类，其选择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对和歌传承特点、产生、风教意义、社会效果的探讨论述，使日本文论的概括初现端倪。《歌经标式》提出了日本文论中的发生论和效果论以及文论与和歌创作之关系，认为声韵论、形态论、表现论为歌论之中心，体现了汉诗学的评论立场，从中可以理解到纯粹的和歌创作构思。《倭歌作式》进一步探索了《歌经标式》中的表现论。《和歌式》提出，形态论应为短歌之中心，表现论则为和歌研究之要点。

平安初期，汉诗文兴盛，《文华秀丽集》、《凌云集》、《经国集》等汉诗集选定。受中国六朝诗学影响，空海的《文镜秘府论》问世，为日本文论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时期文论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艺来弘扬佛学思想。《文镜秘府论》宣扬了社会风教功利性强的文论，从社会道德中去探求文艺具有的佛学内容。空海具有高超的汉文根底，其文论主要以知识高层读者为对象，产生的影响颇大。景戒的文论同样具有佛学内容，但针对的主要是知识水平较低的读者，故影响不如前者。义昭文论与景戒的大致相同，以汉诗文为本位，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这段时期的文论明显具有中国传统特征，从汉诗文出发，具有大量的儒学内容，为政治统治服务，社会教化作用十分突出。敕撰诗文集正是以这种文论为准则。文艺被视为经国之大业，其自然产生之际，必然伴随经世的功利性。以歌人、歌论家著称的菅原道真的文论，集中阐述了文艺的经世观、风教观，重视诗作技巧，从文艺产生及功利性出发，探讨了诗作的艺术方法。《古今和歌集》真名序（纪淑望）、假名序（纪贯之）也尽力宣扬了上述文论思想。真名序接近汉诗文立场，假名序注重和歌传统，但两者均从经世文论出发，着重论述了和歌的特性与分类以及中国文论的影响等。与假名序比较而言，忠岑文论更联系了和歌创作之实践。忠岑文论之后，日本文论在歌论方面发展很大，特别是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脑》、《和歌九品》，成了平安时期歌作、歌论之代表。

《新撰髓脑》和《和歌九品》继承发展了《古今和歌集》的“心”与“词”理论，补充了“姿”的概念，论述了“心”、“词”、“姿”三者之关系。“心”指内心的感情和思想，“词”指语言，“姿”包括思想感情和语言形式在内的作品风格、风貌。公任[1]认为，优秀和歌必具“心”深“姿”清，方有情趣。如果“心”、“姿”难得两全时，应以“心”为主，求其“心”深，才有“姿”清。“词”则为表现“心”、“姿”而存在，只有“心”、“姿”、“词”的协调才能产生和歌的韵味。公任从和歌的创作实际出发，剖析并批判了“歌病”。认为，无论是“七病”、“八病”或“四病”，均应破除，要重视歌的实际效果。和歌创作中如两处语词相同是一种病，词虽异而义相同也是一种病。故和歌用词一定要新颖，要洗练词语，不宜多用古语及征引前人作品。在声病方面，公任主张不拘泥于“歌病”禁例，只要和谐入耳即可。在对作品的评论中，公任采取分类品题方法，将充溢真实感情、表现技巧突出、诗意浓郁、境界感人的和歌定为上品，对之进行详尽评论，加以推崇，以为效法。至于上品以下的和歌不必花大功夫评价。公任认为的上品和歌须有“余リの心”，即“余情”韵味，后来和歌“余情体”、“有心论”与之一脉相承。

平安时期盛行歌合（即赛歌），判定歌合之胜负及选歌均有严格标准。集中体现这种文论的是天德四年的《内里和歌合》，它论述了歌合判词的声韵和形态要求，但未涉及和歌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也是日本文论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倾向，显示出和歌整体上从汉诗下位中脱离出来的趋势。源顺的文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论述了和歌与汉诗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认为和歌式应超越汉诗家风。平安歌合很快成为贵族的一种社交工具，歌风日趋苍白纤弱，空泛乏味，逐渐走向了争奇竞巧、因袭古人、陈词滥调的泥坑。针对这种不良倾向，藤原俊成的《古来风体抄》等著问世。《古来风体抄》提出，和歌文体因时代发展而变化，歌的“词”、“姿”随时代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俊成以《古今集》为和歌本体，借鉴了中国“文体之变”说，肯定了《古今集》的文体和文风。俊成推崇《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亦称“三代集”）的典雅之风，反对单纯追求技巧以及概念化的露骨说理，强调和歌重在幽玄的余味，须在意趣、声调、诗情、含蓄上狠下功夫。受中国《文选》、《玉台新咏》影响，俊成提出了“幽玄体”。幽玄来自中国语，作为佛经“佛法幽玄”，即理性的东西具生命的因素，流动的事物具不易的本质。俊成认为和歌要创造优美、清新温雅的韵味，表现出妖艳娇冶的趣味和神仙道家的色彩。同时，他又提出了优秀和歌除心、词、姿外，应具有情境（景气），追求情景交融的境界。他首倡了“歌佛相通说”，认为歌人要通晓和歌的优劣与深奥的道理，进而“从心自悟”。这里，他把歌道与佛法结合起来，试图用和歌去引导娑婆众生。

10世纪日本文论中的物语论涌现。著名的有纪贯之的《土佐日记》，其中的人物评论及社会批判色彩十分显著。这一时期的物语论几乎都联系上佛学思想，不仅理论性强，且具创作实践性，既重教化内容渲染，又有文艺自然规律梳理。

平安中期是以藤原氏为中心的时代，各种假名文学出现。《蜻蛉日记》以日记方式发挥了文学体裁的实在性与虚构性的特点，提出了文艺要尊重现实的问题。《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赞岐典侍日记》进一步论述了这些问题。著名的《忱草子》论述了日记文学，认为作者的爱好左右物语乃至和歌的性质，强调作者思想感情应自然流露，文艺的功利性要削弱。

这个时期物语论的集大成者是《源氏物语》。它显现的文论要点是作家如何处理素材，认为素材不等于史实，是虚构的事实。物语作为虚构事实的语言载体，必须具有现实的实在性和可能性。物语展现的情节，不仅要有强烈的形态感，还须显现现实高于现实的特征。物语的话者与作者表现的是不得已的冲动，物语从其产生就不应有功利性，而是一种自然表现，是实际生活影响下的自然现象。《源氏物语》的文论特色是探求文艺的本质和基础，它继承了传统文论又超越了传统文论。

平安中期也是和歌从现实生活表现到艺术表现转换的时期。歌合、歌作、歌学之间从不即不离的关系转变成密切的联系。此时期，佛学内容较多的文论比较引人注意，其中源为宪的《三宝绘词序》提出了以弘扬佛教为目标的文艺创作，影响颇大。此外，儒教内容较多的文论也大量出现。大江匡房、菅原文时、庆滋保胤等人的文论集中宣扬了儒教的经世观。同时，佛教和儒教混杂的文论也出现了，有的用花言绮语大力宣传了文艺的消遣悠闲作用。

院政时期文论仍然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但也提出文艺须接近个人生活。前者的代表作是《后拾遗和歌集》、《金叶和歌集》、《词花和歌集》、《千载和歌集》。后者代表作是《难后拾遗》、《良玉集》、《拾遗古今》、《难千载》。前者以文艺来思索社会政治现象，后者主要考虑个人感情因素。在此阶段中，歌学的确立展开了对和歌与歌论之间关系的探求。源俊赖的《俊赖髓脑》提出了此方面的诸多问题，以秀歌论为中心，高度评价了和歌的心、曲调、词的重要作用。此外，顺应时代发展的文论较突出的有《大镜》、《今镜》、《水镜》。《大镜》针对和歌现实进一步阐释了秀歌论。《今镜》集中论述了歌合的判词，批判了《源氏物语》的物语论，认为保留物语的固有形态应增加佛学的教化思想。《水镜》认可增加佛学内容，反对文艺的功利观。《今昔物语集》与《水镜》的文论立场比较接近，认为文艺要涉及社会伦理内容，但主要目的并非如此，应根据不同读者分别对待。这段时期文论关注的对象还是传统文学，研究的作品集中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等。

平安末期到镰仓时代，藤原定家的文论一度成为重镇。藤原定家代表著作是《近代秀歌》、《咏歌大概》、《每月抄》。其主要观点：一是重视歌心、声调、词意、情趣，推崇简古雅正又具“余情妖艳”的作品，学古又求新，用以革除当时歌风中因袭古人、陈词滥调、空泛乏味之弊。二是要求和歌“心”、“词”、“姿”三者和谐统一，认为三者中“心”为主，“心”决定词又须与“姿”相宜，“词”分强弱两种，强词用于强体，弱词用于弱体。三是正确对待“本歌取”（引用古歌）和“本说取”（引用典故）。“本歌取”、“本说取”只要符合表现内容的需要则不宜抛弃，但勿滥用。和歌创作须恰当表现内容，除歌病中的平头病外，其余歌病不宜过分忌讳。四是提出“幽玄”为和歌创作之要旨。和歌缥缈幽远之境，类似神仙艳冶的趣味，既有老庄道家的情趣，也含佛家的色彩。五是提出歌论的“有心体”。“有心”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浓厚情味。“有心体”乃优秀和歌主要之条件。只有心神澄静，才能咏成“有心体”和歌。六是认为歌人的人格修养是创作优秀和歌之前提。咏歌之前要心神澄静，创作境界要高，须适合个性，否则将有魔障。

藤原定家的文论是在中国儒、道、佛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具系统性，加之藤原世家一度垄断和歌，定家文论一度成为和歌创作必须遵从的教条，平安末期形成了“御子左家”学统。

“御子左家”传至定家之子藤原为家后分成三派：二条派、京极派、冷泉派。二条派与京极派对立（冷泉派基本站在京极派立场），两者自标得父祖真传，在论争中丰富了和歌理论。

二条派的代表是为家的长孙藤原为世，其主要著作有《和歌庭训抄》。二条派的代表作是《野守镜》，作者不详。此书上卷为歌论，下卷主要是说佛，附有论歌。二条派和歌理论的基本内容一是批评京极派咏歌讲求新奇之姿离开了古之六义之雅正，主张以心为神，歌咏雅正之心，任心咏之。二是和歌所咏应重想象，要从“幽玄”出发，咏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有所未有之事，批评京极派仅以事实为主，忽视想象之效。三是主张用词要善修饰、求声调、歌姿艳丽，避世俗卑劣之词，用地道的“大和语言”，批评京极派用词不脱俗。四是主张不离古之正风而求新，自然得之，批评京极派追求时兴而弃歌之风情，不求自然而刻意求之的近俗。五是推崇《古今集》歌风，批评京极派尽力推崇《万叶集》歌风。

京极派的代表是藤原为兼，是定家的曾孙，为世的同祖堂弟。主要著作是《为兼卿和歌抄》。在回应二条派的挑战中提出自己的歌论，其主要内容：一是强调和歌的“心”与“实感”，认为歌的本质在于率直地表现内心的感情变化，只要四季景物深合于心，如实地将对四季的感情变化咏出，则表现出了真，与天地之心恰合。二是主张和歌只要能表现出“心”，词可自由使用，无须“雅”与“俗”之区分，可不避“歌病”。三是反对二条派的“古今传授”、“口传”等。认为从儒家的政教作用出发，和歌动天地、感鬼神，可以发挥治世作用，能光宗耀祖。四是主张吟咏情性，随心情之所欲如实咏出，反对二条派偏重技功，以才学为诗。五是依据心的本性，把内心巧妙表现于外，歌的“心、词、体、性”则优异，强调词理意兴。六是强调歌佛同道。歌与宋诗学、理学、禅学应保持密切关系。

二条派与京极派之争，打破了歌论的保守僵化、深沉停滞的局面，推动了日本文论的发展。二条派墨守父祖成规，京极派标榜自由新奇，两派论争有旧与新之别，保守与革新之争。两派也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二条派曾为大觉奇统的帝师，京极派曾蒙持明院统天皇之宠。两派伴随着政治权势、社会地位之争而起落。虽然，京极派以宋诗学为其理论支持而见胜，但其代表为兼在政治上屡遭迫害，两次被贬谪，晚年不知所终，京极派学统因之而缺乏继承人，其理论精华为冷泉派和禅僧中的优秀歌人所继承。京极派仅传二代即告断绝。二条派虽然在理论上处劣势，但其在政治上占优势，使该派学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占据歌坛正统地位，出现过不少优秀歌论家，但六世以后，该派亦告断绝，最后左右中世歌论界的，是曾接近京极派的冷泉派和一批禅僧歌论家。

日本汉诗的开创及诗话的出现也是日本古代中世文论的重要内容。早在2世纪，汉字和中国文化典籍，经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时，百济照古王，派阿知献上牡马、牝马各一匹，并大刀、铜镜。朝廷敕命：‘百济派出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计携书十一卷来日本。’”《日本书纪》也载：“王仁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随王仁研习诸典籍，无不通晓。此王仁即文首之祖。”可见，从2世纪始，日本人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化。

日本汉诗创作迟于汉字的应用。今存最早的汉诗是大友皇子（649—672）所写的两首诗《侍宴》和《述怀》。《述怀》云：“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安能领四海。”[2]到了奈良时期（710—784），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特别重视中国文化，通过遣唐使抄写了《离骚》、《文选》、《庾信集》、《太宗文皇帝集》等著传回日本，很快日本汉诗创作蓬勃发展起来。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编成了日本最早的一本汉诗集——《怀风藻》，集子里绝大多数是五言诗，大多模仿中国六朝之诗作。之后，日本又出现了三部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包括诗、赋、对策，计二十卷，今存六卷）。这三本汉诗集合称为《敕撰三集》，标志了汉诗在日本发展的一个高峰，一时汉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乃至于傲居庙堂之上，成为日本的文学代表。《敕撰三集》的推行正值嵯峨体制的天长、承和年间，其时，唐风文化兴盛到了极点，《敕撰三集》诗风明显受到了中国唐诗的影响。奈良时期，日本汉诗人奉箫统的《文选》为金科玉律。平安时期，日本汉诗人以唐代诗歌为典范，这时，四杰、陈子昂、王维、李白、王昌龄、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纷纷传到日本，促使日本汉诗的风尚为之一变，汉诗创作趋于成熟化。这时期，七绝和七言歌行替代了《怀风藻》中的五言诗，乐府诗兴盛起来，涌现了很多言志抒情之作。11世纪在日本编成了适合吟咏的《和汉朗咏集》，选了195首汉诗，白居易诗有135首。此时期，白居易诗在日本的影响最大。

到了镰仓、室町时期，五山文学兴起。五山指日本仿效中国而建立的即幕府在镰仓和京都建立的五座寺庙，包括巨福山的建长寺、瑞鹿山的圆觉寺、龟谷山的寿福寺、金宝山的净智寺和稻荷山的净妙寺。五山文学产生了禅林文学。这个时期，日本社会动荡，武士崛起，战争不断，皇权旁落，而居住山寺的佛教僧侣们在动荡之际，潜心于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经过积年累月的努力，汉诗创作随之高涨并更趋成熟化。五山文学兴隆之际，从理论上总结汉诗创作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五山诗僧肩上，五山诗僧的代表者虎关师炼成功地承担了这个历史的使命，他的《济北诗话》历来被视为日本诗话之嚆矢，丰富了日本文论。

日本古代中世文论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能乐论，奈良初期从中国传来的散乐发展为日本的能乐。镰仓末期，因得足利将军及其他武将支持，以京都为中心，能演出昌盛。然而能乐理论及能演员演技总结尚缺。能演员的艺术自觉性伴随中世艺道的“道”意识而加强而产生。为传道，以“家”传为重心的艺术实践随之展开。与歌人留下歌论一样。能演员热心于将自己的艺得传授下去，如此，能乐论应运而生，不久发展成熟。值采曲舞长处的能新风出现之际，具天下盛名的大和猿乐结崎座台柱观阿弥的业绩亦建立。他从歌舞能中提炼出的能幽玄论，由其子世阿弥继承发展。以其父能乐论“于道于家”为基础，世阿弥的论著《风姿花传》以及他后来撰写的20种能乐著述，是现存的最有价值的能乐论著。

世阿弥继承者禅竹著《六轮一露秘注》、《歌舞髓脑记》、《至道要抄》，禅凤著《毛端私珍抄》，对能乐论发展影响不小。室町末期至江户之初，很多著名能乐论著出现。然而，这些能乐论著均以世阿弥的论乐论为基础。世阿弥以无与伦比的能乐艺术实践所总结出的能乐论是日本能乐论史的高峰，至今无人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