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上）

日本文论在战后[6]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兴起中得到了发展。

1945年12月30日“新日本文学会”创立，其会刊《新日本文学》的宗旨书写道：“十几年来，我国军国主义指挥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强化反动的文化统治，镇压所有的进步文学者，从根本上破坏了日本文学的民主主义传统。文学家的独立活动的自由被剥夺，我们文学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但那些军阀、官僚、财阀在联合国军队的攻击下溃败了。在此可以说我们的自由文学的发展获得了外在的社会条件。如今，日本文学者作为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文化要求的真实表现者，必须站在日本民主主义的传统上，继承过去日本遗产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创造真正民主的、真正艺术的文学，为日本文学向高层的正确的方向发展，团结起来，倾注全力。在此，我们发起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热切期望日本所有的进步文学者协助这一伟大事业。”[7]认真总结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教训，建立民主主义文学的新理论，以推进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成为“新日本文学会”文论家的共识。新日本文学会的代表文论家是中野重治，其文论观是努力发展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创作方法，建构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理论。

1946年1月，《近代文学》杂志创刊形成了“近代文学派”。该杂志创办人是山室静、平野谦、本多秋五、埴谷雄高、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七位评论家。他们提倡重振战后文学，把艺术至上主义作为创作宗旨。他们不仅要提倡“艺术至上主义”，而且要确立近代自我的强烈意识，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行为自由，追求文学的真实性，反对歪曲和粉饰文学，力图将文学从政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旧文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们还具有一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批判精神。“近代文学派”代表文论家本多秋五通过评论，确立了作家和评论家的地位，并指出了战后文学的理想；此外，他对日本文学史论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近代文学派”另一代表文论家荒正人主要涉及战后文学的主体性和世代论，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夏目漱石的研究自成一家；同时，他在日本文明批评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6—1948年，发展至衰弱的文学“无赖派”又被称为“新戏做派”。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以往的封建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至高无上的天皇以及绝对主义的天皇制遭到质疑，面对国家的一片焦土和社会秩序的一团混乱，一批作家内心深处丧失了精神寄托，整日处在不安之中，逐渐产生消极的信任危机感、传统否定感、国家破灭感、人生虚无感、精神虚脱感等悲观绝望情绪。于是，一些反映战后初期日本社会黑暗、混乱以及对生活感到困惑、丧失自我的“无赖派”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无赖派”强调：只有堕落，才能发现人的真实，恢复人的本性；只有堕落，才能从战争的混沌中觉醒，确立新的自我。实际上，他们企图用无价值、无意义的标准来取代过去的功利价值，用堕落的思想来重新考虑艺术追求上的价值观念。代表“无赖派”文论的是坂口安吾，他主张在文学上确立对人的感情的新批判，强调最严格地追求爱憎悲怨和以生命道德为最高的艺术精神。

严格地说，日本文坛的“战后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文学流派，而是指一群具有战争体验的在战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新人作家。“战后派”作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学纲领，他们处在混沌、模糊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独特性自然地成长，只是由于《近代文学》批评家的大力支持并给予理论指导，他们才逐渐形成流派意识。尽管“战后派”新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但他们的文学同以往的写实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无赖派”文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尤其在对战前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方面，在文学创新方面，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表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战后派”文论家平野谦作为密切关注各种作品的敏锐的文艺时评家，对“战后派”文学特别是日本现代文学体裁研究颇深。另一代表者小田切秀雄基于战前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倡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主张“政治与文学”关系要人性化，强调作家凭实感进行创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日本“私小说”卷土重来。一批在战前从事“私小说”的作家们，战后继续以其独特、敏锐、纤细的感受追求并探索着传统文学的创作风格，描写社会千奇百态的风俗，给战后虚脱的日本人带来了慰藉。战后“私小说”文论的代表中村光夫坚持独立的批评方法，坚持抑制“自我”的散文式的客观批评，其文论具有启蒙性和理想主义色彩。另一代表文论家伊藤整提炼战后日本“私小说”的感动要素，将之作为纯粹的艺术元素，总结了日本近代文学重视理智和心理的特点。

1953年春，安冈章太郎以《凄凉的欢乐》和《坏伙伴》两部力作掀开了“第三新人”文学的新篇章，并获第29届“芥川文学奖”。1954年上半年，吉行淳之介以《骤雨》荣获了第31届“芥川文学奖”，1954年下半年小岛信夫以《美国人学校》、庄野润三以《游泳池畔的小景》获得了第32届“芥川文学奖”，1955年远藤周作以《白人》获第33届“芥川文学奖”。他们的登场，为“第三新人”文学方向定下了基调。这些作家与战后派作家们相比，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创作风格上都截然不同：缺乏创作思想的社会性、政治性和伦理性，创作风格上更趋于思考的简约化，注重传统“私小说”的回归，着重眼前的日常生活，忠实自我感受，尊崇文学艺术性，把创作内容集中在人世间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注重对下层弱势群体的描绘，以一种自虐自嘲的口吻，刻画人物形象，洞察社会及家庭潜在的危机，呈现出恐惧不安及躁动心理。文论家服部达在1955年发表论文《劣等生、小残废者、市民——从第三新人到第四新人》，指出“劣等生”、“小残废者”、“市民”构成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作家的经历也许与这些形象类似，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对周围环境、眼前事物非常敏感。“第三新人”代表文论家吉本隆明评论视野开阔，涉及日本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宗教学、民俗学、大众论、表现论等，被誉为“战后最大的思想家”。另一代表文论家山本健吉力求将日本古典作品与现代文学结合起来，以寻求文学的意义及根源。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左翼学生运动从高潮转入低谷，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开始产生，许多作家感到个性得不到张扬，个人尊严得不到重视，因而，提倡人的尊严和人的个性解放，追求人生真谛和表现人的“内向”的文学十分盛行。“内向”作家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战争，成年后经历了战败的动荡混乱以及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因此，他们有别于直面社会现实的作家，与以“存在主义”为依托的战后派接近，从作品潜在的日常性中又可以找到与“第三新人”的共通之处。小田切秀雄批评“内向派”作家不积极关心社会问题，陷入虚无主义，虽然身处表面上的和平和繁荣之中，但却一味地追求自己内心世界的不安和日常生活中不现实的东西。内向派代表文论家秋山骏用存在论观点探寻人的内心世界，将思想外化投入现实，其评论超乎时流，充分相信自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