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前文对贞元诗坛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身处盛中唐之交的贞元诗坛本在唐诗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贞元诗坛自身也有独到的特点，但与其实际价值不符的却是长期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忽视或者被割裂的状态。虽然在当前的学界这样的局面正在不断得到改善，但用单篇论文的篇幅去解析二十几年复杂的诗坛状况，虽然有提纲挈领的清晰之感，但难免会失之疏阔。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或者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置之不理，或者言辞过于简约概括，或者对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以想当然的态度视之，因而使读者很难对这一段的诗坛状况形成清晰的认识。面对这一局面，笔者不揣固陋，准备从以下四大方面对贞元诗坛进行系统、全面、细致的探讨。
第一，对贞元诗坛创作历史背景的细致梳理。
具体而言，贞元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确实都有它独特的表现，而上述的改变除去它作为历史链条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意义外，对当时生活在其中的诗歌创作主体的心态、创作内容的丰富与变化、审美情趣的转变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厘清这些影响的因素并对这些影响所及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是研究贞元诗坛的基础所在。以往的文章限于篇幅，对这一部分内容或简而言之，或径直忽略。实际上，如果想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更深入的把握，历史背景的梳理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对贞元诗坛创作主体的系统把握。
以往学界总是将贞元时期的创作割裂开来，这种观念自然也影响了对贞元创作主体的认定问题。学者们往往按照作家创作的连续性原则将贞元时期的作家们或往上划入大历，或往下划入元和。这种划分方式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贞元诗坛作为大历、元和两个时期过渡的一面，但却忽视了贞元时期对于作家创作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欠妥的。确实，以完整性的作家创作来划分时代分期有其能全面观照作家创作的优势，但这种划分方式也忽略了作家思想及生活时代的复杂性、流变性。作家的文学思想是复杂的、多面的，是会随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忽略这种复杂性必然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偏颇。因此，创作主体的复杂性可以说既是贞元诗坛研究的特点亦是难点。界定或者大体概括出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大历诗人或者元和诗人在贞元诗坛的创作情况和创作特点是本书的中心和重心所在。
如果切实考察德宗朝的具体诗歌创作情况，就会发现在这二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诗歌的创作主体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既有创作上从大历进入贞元的诗人，如韦应物、顾况、皎然、灵澈、李益、卢纶等，因为时世和生活经历、主体心态的变化，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大历时期相比也有了一些新变，挖掘出这些新变的内容以及分析这些新变的原因有助于了解这些作家在德宗朝的诗歌创作情况。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笔者的考证，会发现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事实，作为中唐边塞诗歌的代表作家，李益和卢纶的边塞诗全部创作于德宗时期。这也就为以此为契机，对德宗朝边塞诗创作进行系统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德宗朝作为唐代边塞诗的最后一次兴盛期，大有研究的价值。
还有一批大体上属于贞元的作家，如唐德宗、权德舆、孟郊、欧阳詹，他们全部的或者绝大部分创作和文学活动都发生在贞元时代。德宗作为唐诸帝中能诗者之“最”，其诗歌思想、诗歌创作都大有探讨的空间。以他为切入点，探析德宗朝的应制诗创作以及朝臣们的诗歌创作情况，也能从侧面了解德宗朝君臣的特定心态。孟郊和欧阳詹作为创作期主要在贞元的作家，其创作特色在贞元时代已经成熟。以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具体创作为切入点，分析贞元时代对于他们创作的价值和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特色，也有助于我们对贞元诗坛的把握。
贞元时期还是韩愈、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大家的孕育、生长、奋斗期，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逐渐得以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在青年时期的经历思考、苦闷不平、喜怒哀乐都反映在本时期的诗文创作中。这些诗歌虽然不如他们在元和时代的创作那么有特色，那么丰富，那么成熟，但作为特定时期思想情感经历的反映，这些诗歌在内容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另外，作为未来元和诗坛的主角，他们在贞元时代已经确立的诗歌思想、已经开始尝试的诗歌新变都即将在元和时代得到大放异彩的呈现，因此，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说，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潮——元和文学在贞元时期已经培育、酝酿。
总之，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思想、不同经历的诗人们构成了贞元诗坛一个个特定的创作群体，正是他们的创作才使得贞元诗坛呈现出别样的风姿。而本书需要做的正是要对这些创作主体的具体创作情况进行系统的把握和梳理。
第三，对贞元诗坛变化轨迹的清晰展现。
正是因为贞元诗坛的创作主体是如此的复杂多样，这就使得贞元诗坛的创作主题、创作手法、创作特色等都不是整齐划一或者一成不变的。在系统梳理贞元诗坛诗人们创作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能否从中发现和找到这些变化的轨迹以及它们和即将到来的元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整篇文章的落脚之处。
第四，对“贞元之风尚荡”问题的深刻剖析。
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确实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把握，如对“贞元之风尚荡”的主体、形成原因及内涵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且在论述时大多从社会风尚的角度切入，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思路从某种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贞元时代风貌的认知，但却存在一定的误区。其实如果从李肇这句话叙述的语境来看，“荡”主要是对贞元时期文人们诗文风貌特点的概括。因此，对“荡”的内涵的把握也理应回归到贞元作家诗文创作的本体来进行探讨，否则就因走错了方向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李肇对“贞元之风尚荡”的评判是在解释元和体含义的前提下得出的，在李肇所描述的“时文”流变史中，贞元又是最接近元和时代的，因此，对“贞元之风尚荡”含义的把握也应当与李肇对元和体含义的把握结合起来。另外，了解当时文献中对“荡”的含义的理解以及李肇本人的文学思想对于把握“尚荡”的内涵应该是大有助益的。这些角度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或者涉及的很少，如果进行深入挖掘的话，应该会让“贞元之风尚荡”的问题得到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
总之，作为中唐诗歌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贞元诗坛的研究自有其独到的意义。而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贞元诗坛的认识以及对其存在价值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