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阳明早年的文学活动

王阳明早年的文学活动，约至弘治十八年（1505），即阳明抗疏相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之前。关于这一时期阳明的文学活动，学界探讨极少。其中原因，主要在于文献资料的匮乏。以阳明的诗歌为例，其诗歌结集是从三十一岁时所作《归越诗》开始。在此之前，他曾一度溺于辞章，与李东阳、李梦阳等当时文坛第一流诗人唱和交游，本应有不少诗作，但在全集中却几乎毫无踪影，仅在《续编四》《上国游》和《年谱》中留存数首[11]。其中原因，应是阳明三十一岁之前的诗多为文人之诗，与道学家的审美格调、思想境界尚有距离，因此在结集时被基本删汰。但了解阳明早年的文学活动，对于理解他的心路历程有很大帮助，从中可窥见他不时闪现的心学思想端倪；同时，也正因为有过一段溺于辞章进而又痛悟其虚的人生经历，才使他能够跳出在那一时代令无数文人殚精竭虑甚至不惜泣血的文字樊笼，促使他更坚定地转向心性之学。钱穆说：“要研究王学的人，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12]同理，要考察王阳明的文学实践，也不能忽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陈子龙对王阳明的文学天赋曾作这样的评价：“文成才情振拔，少年颇擅风雅。”[13]于阳明而言，这种于少年时代即崭露的超群出众的才华与情志，既缘于天然的禀赋，也是家族世代累积的结果。据钱德洪所编《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等文献，阳明的先祖可追溯至西晋名臣王览。王览的曾孙“书圣”王羲之迁居山阴，王氏遂居山阴。至二十三世孙迪功郎寿，又自山阴迁居余姚，王氏遂为余姚人。而阳明所感受到的祖先之德，应该主要始自六世祖王纲，故《世德纪》为王纲之后的每一位祖先都做了详细介绍。王纲字性常，一字德常，“有文武长才”[14]，洪武四年（1371）为诚意伯刘伯温举荐，以文学征至京师，拜兵部郎中。未几，潮民作乱，王纲擢广东参议，在增城死于国难。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在增城为其建庙，以励忠贞。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十月，王阳明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后回山阴，曾绕道增城谒祠奉祀，作《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并在其好友湛甘泉故居壁上题诗曰：“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书泉翁壁》）[15]表达了对先祖丰功伟绩的敬仰之情与追思之念。阳明五世祖王彦达，痛父以忠死难，躬耕养母，终生不仕，号秘湖渔隐。阳明以为：“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16]阳明四世祖王与准，字公度，号遁石，精《礼》《易》，尝著《易微》数千言，与父彦达“皆以德学为世隐儒”。阳明曾祖王杰，为王与准第二子，自号槐里子。王杰“自为童子，即有志圣贤之学。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说”，后以明经贡举太学，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17]著有《易说》《春秋说》《周礼考正》《槐里杂稿》数卷。

王阳明的少年时期多与祖父王伦一起度过，王伦对阳明的成长影响至深。王伦字天叙，“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视纷华势利，泊如也”，因号竹轩。魏瀚《竹轩先生传》云：王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好观《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雅善鼓琴，每风月清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识者谓其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无不及焉。”[18]著有《竹轩稿》及《江湖杂稿》若干卷。王伦对阳明较少管束，为他提供了自由愉悦的成长环境。少年阳明心性“豪迈不羁”，其父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而阳明的文学启蒙也多得自祖父。《年谱》记载，阳明五岁即能“诵竹轩公所尝读过书。讶问之。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19]。王伦雅好诗文，喜订盟吟社，“为文章好简古而厌浮靡，赋诗援笔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尝逸于法律之外”[20]，似已浮现王阳明日后的文学风格。

王氏家族的再度兴盛，始于阳明之父王华。阳明在为叔父王衮所写的墓志铭《易直先生墓志》中说：“吾宗江左以来，世不乏贤。自吾祖竹轩府君以上，凡积德累仁者数世，而始发于吾父龙山先生。”[21]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尝读书龙泉山中，学者称龙山先生。自幼诗书经耳成诵，过目不忘，且气概超众，见者惊叹。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王华为辛丑科进士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弘治元年（1488）与修《宪宗实录》，充经筵官。弘治九年（1496）命为明孝宗的日讲官，赐金带四品级。弘治十五年（1502），迁翰林院学士，与编《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书。王华立朝刚正，不畏权势，削切敢言，终因不附宦官刘瑾而被勒令致仕。其学“一出于正，书非正不读。客有以仙家长生之术来说者，则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长生奚为？'”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杂录》《进讲余抄》等，共四十六卷。而在文学方面，王华“为诗文取达意，不以雕刻为工，而自合程度”[22]。王华供职翰林院的第二年，就把远居家乡的阳明接到京城亲自教导。阳明在《送德声叔父归姚》中也曾记述：“守仁与德声叔父共学于家君龙山先生。”[23]王华的品性才情以及言传身教，无疑对阳明都有深切的影响。

可知，王氏家族声名显著，家风渊远。性情学问方面，以儒为宗，尊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处世原则，追求淡泊自适、洒落自得的精神境界；文学方面，则好简古，厌浮靡，但取达意，不事雕琢。这种深厚的家族文化积淀，为王阳明的哲学和文学之路作了很好的铺垫；而在关键时刻，对于极重孝道的阳明而言，也必然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故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感叹：“‘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24]

阳明自幼性情活泼跳脱，不受羁绊，学识亦杂，据其自云八岁即好佛、老[25]，而据学者考证，他亦八岁能诗。《天启海盐图经》卷3录《资圣寺杏花楼》诗：

东风日日杏花开，春雪多情故换胎。素质翻疑同苦李，淡妆新解学寒梅。心成铁石还谁赋？冻合青枝亦任猜。迷却晚来沽酒处，午桥真讶灞桥回。

《图经》于此诗云：“王守仁幼从海日公授徒资圣寺，寺有杏花楼。”清人沈季友辑《檇李诗系》，卷40亦收录此诗，题为《从海日公授徒资圣寺登杏花楼赋》。资圣寺在海盐县。束景南认为此诗当作于成化十五年（1479），王华受聘海盐任子弟师，遂携阳明前往，可得同时受教[26]。此或为阳明现存最早的文字，少年习作，文辞清丽，但并无多少真切的情思。另有《棋落水诗》一首：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27]

该诗流传较广。束景南以为作于成化十六年（1480）阳明九岁之时。但此诗首见于明末清初褚人获《坚瓠集》甲集卷一，小说家言，实不足采信。而钱德洪《年谱》中所录王阳明最早的诗作，是成化十八年（1482）阳明十一岁时所作：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28]

金山寺位于镇江，有妙高台、白龙洞等胜景。阳明的这两首诗作，虽然都还略显稚嫩，意气外露，深韵不足，但出自十一岁少年之手而能发挥如此透辟的想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前一首诗想象奇特，气势如虹，意态洒脱；后一首构思更为奇妙，从时空着眼，通过山和月的对照，大和小的对比，将事物放在比较中去认识，动态中去观察，论述时空中一切物体都是相对的，都与人的视觉距离的远近关系密切，通过即景的意象物揭示出心理时空的奥秘，将逻辑思考贯穿于诗句，其诗思之敏捷，想象之丰富，确为一般孩童所不及。蕴藏在上述两首诗中的人文抱负，以及不同于流俗的个性气质，虽阳明本人亦未必有所自觉，然不经意间实已有消息透露。施邦曜曾评价：“二诗系先生十一岁时随海日翁登金山作业，气概不凡若此，先生真天授载。”[29]这两首诗作，虽然还谈不上“以心入文”，却充满了奇趣、理性和个性，似乎预示着他终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哲人兼诗人。

阳明自少年时就有非凡的志向。《年谱》记载，阳明抵京师后，“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30]希圣希贤之志，此时已然确立。《年谱》又云：

（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赋诗曰：“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31]

这首《梦中绝句》，收录于王阳明《两广诗》中。伏波祠位于广西横县东部的乌蛮滩（邕江支流）上游。嘉靖六年（1527），阳明五十六岁，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平定叛乱。归乡途中，拜谒伏波祠，并作《谒伏波庙二首》。当时，他想起四十多年前，自己十五岁时在梦中所做的绝句，于是记录下来，并特意作序：“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识其事于此。”[32]阳明十五岁时的这首诗，表达了对马援为汉朝中兴而戍边障、建功业的景仰之情，似乎预言了他晚年平定思恩和田州叛乱之事。而诗中所流露的豪杰气概与家国情怀，也预示着少年阳明虽然一度溺于佛、老，但终究会以积极入世的儒学为最终旨归。

弘治二年（1489），阳明十八岁，归余姚途经江西广信，乘机谒见儒学名流娄谅。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娄谅“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夷然不屑曰：‘率举子学，非身心学也’”，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33]。阳明到访，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深契之”,“始慕圣学”[34]。黄宗羲也认为：“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35]娄谅的学问及其对举业的态度对阳明都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观点，对阳明当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年谱》记载，弘治三年（1490），阳明十九岁，祖父竹轩公去世，父龙山公从京师回余姚治丧，“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讲析经义。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36]阳明把“随众课业”与“搜取诸经子史读之”相结合，“游心举业外”，其实就是把举业视为建立功业的途径，而以成圣为人生目标，不料因此取得“文字日进”的意外效果。明清两代，举业对文人心灵的摧残至为严重：“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肠肚不得不腐”[37]，造就无数知识界的精神侏儒。阳明能够习于其中而游心于外，依旧保持独立的人格，阳刚的气质，正与他已以成圣为人生目标密不可分。

弘治五年（1492），阳明二十一岁，举浙江乡试。其乡试卷三篇，虽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但可见于乾隆元年（1736）方苞等人编纂的《钦定四书文·化治四书文》[38]。在《志士仁人一节》中，阳明写道：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夫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愧于心耳，而于吾生何恤乎？……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彼有所不屑也……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当国家倾覆之余，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之由之不计矣；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39]

文章主于“身心”“生死”“公私”两端立论，慷慨陈词，虽是制义之文，却“俊伟光明”,“有豪杰气象，亦少具儒者规模”,“气盛辞坚”[40]。尤其是“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愧于心耳，而于吾生何恤”,“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追求“心体之光明”等论，结合阳明一生事迹来看，几乎已是夫子自道。可见此时的阳明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心学理论，却端倪已现。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阳明的学圣之路遭遇重大挫折。《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41]不料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试中，阳明又接连失利：

明年春，会试下第，缙绅知者咸来慰谕。宰相李西涯戏曰：“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先生悬笔立就。诸老惊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42]

李西涯即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之位，长期主持文坛，在“台阁体”之后，前、后七子前，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在明代前期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则记载，虽有过于戏剧性之嫌，却反映了当时的文坛名宿李东阳对王阳明的赏识。而阳明的“悬笔立就”，也足见其文思之敏捷。多年后，远在贵州龙场，阳明曾作《晓霁用前韵书怀二首》诗，其中写道：

双阙钟声起万鸦，禁城月色满朝车。竟谁诗咏东曹桧？正忆梅开西寺花。此日天涯伤逐客，何年江上却还家？曾无一字堪驱使，谩有虚名拟八叉。[43]

回忆他供职京城，公事之余，与朋侪吟诗论文的生活。“八叉”即晚唐著名诗人、词人温庭筠。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宫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44]。后即以“八叉”喻人富于才华，文思敏捷。结合阳明少年时金山寺之作，可知在阳明早年的文学生涯中，才思敏捷应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因而得到“拟八叉”的风评。

连续两次会试失利，阳明虽不免郁郁，但终能处之淡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此前已经完成了从单纯应举向以入圣为目标的道德学问的方向转换。此时在阳明心中，举业仕进已降格为外在的“动心”之欲，不得第并不为“耻”，若不得第而“动心”，方是“耻”。但是，落榜意味着无法进入仕途，也就不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梦想，要真正做到一心不动，又是何其之难。因此，在弘治九年（1496）的初冬时节，阳明在归乡途中游览山东任城的太白楼后，写下《太白楼赋》：

岁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余南征。凌济川之惊涛兮，览层构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俨高风之犹在。蔡侯导余以从陟兮，将放观乎四海。木萧萧而乱下兮，江浩浩而无穷；鲸敖敖而涌海兮，鹏翼翼而承风；月生辉于采石兮，日留景于岳峰；蔽长烟乎天姥兮，渺匡庐之云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将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余虽非白之俦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后人之视今兮，又乌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为其居此兮？余奚为其复来？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载之一哀！

阳明登楼远眺，放眼四海，感叹江山依旧，昔人已逝，难以上下而求索；李白当年仕途受挫，浪迹天涯，皆因朝政腐败，群小当道，而自己所处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他进而感叹：“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怀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庙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唯不合于斯世兮，恣沈酣而远眺。”愤世嫉俗、落寞无奈的情绪显露无遗。但他希圣希贤的心志终究是坚定的，故于诗中反复强调：“进吾不遇于武丁兮，退吾将颜氏之箪瓢”,“亦初心之无他兮，故虽悔而弗摧。”[45]

阳明回到余姚后，与魏瀚等人一起，在龙泉山寺组成一个诗社。《年谱》云：“致仕方伯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放，与先生登龙山，对弈联诗，有佳句辄为先生得之，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46]魏瀚字五松，景泰甲戌（1454）进士，历仕北京佥都御史、江西方伯，是阳明祖父竹轩公的诗友，曾为竹轩公立传，其父菊庄翁和竹轩公“订盟吟社，有莫逆好”，其子魏朝端和阳明又“同举于乡”，属“累世通家”[47]。魏瀚向来以富于诗才自居，在阳明这位才思敏捷的青年诗友面前，却是甘拜下风。考场上失意的王阳明，置身于家乡林木葱茏的幽静环境中，歌诗自娱，寄情山水，倒也惬意悠闲。正如后来在京师所作《忆龙泉山》诗中表达的：

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48]

然而，期待能一展宏图的念头依然在阳明心中挥之不去，于是他以诗咏志，写就《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

孔颜心迹皋夔业，落落乾坤无古今。公自平王怀真气，谁能晚节负初心？猎情老去惊犹在，此乐年来不费寻。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49]

结合《太白楼赋》，可见在这段失意调整的时光中，阳明一再以不忘“初心”来勉励自己。而尾联“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之句，又流露了青年诗人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唯有登高长吟，方能一舒胸怀。

但这一阶段的文学活动依旧未能真正平复阳明的心境。《年谱》记载，弘治十一年（1498），阳明二十七岁，寓京师，“是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50]此时的阳明，一方面体会到辞章艺能虽可娱情于一时，却终究不足以通至道，一方面于身心之学又频频受挫，“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不免惶惑抑郁，导致旧疾发作，“益委圣贤有分”，欲遗世入山求养生之道，人生可以说是跌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低谷。

然而次年，即弘治十二年（1499），阳明终于进士及第，“观政工部。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诸公以才名争驰骋，学古诗文”[51]。此次登第，显然大大鼓舞和振奋了阳明，也令他重拾在辞章艺能方面的兴趣和信心。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文坛名士驰骋才华，研习古诗文，成为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从上面这则材料可知，与阳明共研诗文的主要有：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山西乐平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汪俊，字抑之，号石潭，江西弋阳人，弘治六年（1493）会试第一；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祖籍河南扶沟，弘治六年（1493）进士；边贡，字廷实，号华泉子，山东历城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顾璘，字华玉，号东桥，江苏上元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何景明，字仲默，号白坡，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徐祯卿，字昌谷，一字昌国，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皆当时文坛才俊，风华正茂，其中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并称“弘治四杰”，后又共同名列“前七子”。王阳明与这些人“以才名争驰骋，学古诗文”，说明他已几乎跻身于一流诗人之行列。李梦阳在《朝正倡和诗跋》中也记载了这一时的盛况：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52]

李梦阳自弘治十一年（1498）任兵部主事时开始提倡古文辞令，为复古派“前七子”之魁首。阳明在这一时期作有一篇《春郊赋别引》，其中也提及一些当时相与倡和的文人：

钱君世恩之将归养也，厚于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会于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别。明日，再会于地官秦国声。与者六人：守仁与秋官徐成之、天官杨名父及世卿之弟进士东卿也……考功正郎乔希大闻之，来题其卷端曰：“春郊赋别”。给事陈惇贤复为之图。皆曰：“吾亦厚于世恩也，聊以致吾私。”[53]

其中的“世卿”“东卿”即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中所提到的宜兴杭氏兄弟。杨名父即杨子器，名父其字，慈溪人，成化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与阳明是好友。阳明《寿杨母张太孺人序》一文即为杨名父而写。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沿沅水乘船东下，曾在龙兴寺写下《辰州虎溪龙兴寺闻杨名父将到留韵壁间》，记述了二人真挚的友情。嘉靖三年（1524），李梦阳作《甲申中秋寄阳明子》诗寄赠远在越中的王阳明，其诗曰：

风林秋色静，独坐上清月。眷兹千里共，眇焉望吴越。窈窕阳明洞，律兀芙蓉阙。可望不可即，江涛滚山雪。[54]

该诗表达了他们之间曾经保持的深挚情谊，但“可望不可即”之句，似乎又隐指二人最终在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分道扬镳。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复古运动与王阳明的心学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都引发了重大变革，同时代表了当时要求摆脱理学桎梏、张扬主体精神的进步思潮，历来的研究者多相提并论，如董其昌云：“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耳。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55]李贽在《与管登之书》中说：“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56]钱锺书也说：“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57]而阳明之所以能“师心自觉”，与他在这一时期曾积极参与“复古模拟”并终悟其非，显然是有一定关联的。

这段时期，阳明对辞章之学予以了极为用心的研习。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载：“明年（弘治十三年），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58]阳明为追求辞章之工，竟至时常读书至半夜以致得呕血之疾，难怪他日后回首这段经历，概括以“溺”字。“溺”者，沉迷不悟、不知节制也。其中提及读先秦、两汉书，正与李、何等“前七子”的“文复秦汉”主张相合，可见阳明确曾深溺于诗文复古活动中。而溺诗习气，在当时已是盛行文坛的风气。黄卓越指出：彼时，李东阳（宾之）、张泰（亨父）、谢铎（鸣治）、陆釴（鼎仪）、杨一清（石淙）、董越（尚矩）、李实（白洲）、乔宇（希大）及杨子器（名父）等均溺于诗，如李东阳记与董越“朝夕倡和，至相为谐谑，必为文”，与李白洲“过从倡和，动穷日夜，或沿流忘归，或燃絮继烛”，以一“斑”字、“般”字为韵便与吴宽往复各五首，与诸翰林斋居闭户作诗至“面目皆作青色”，几乎各种活动皆有诗志忆、调欢，至若获病而友朋相劝，仍不能遽止，其有诗诵曰：“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还同嗜酒客，枕藉糟邱里。”杨名父则喜作诗至“早朝苦内苦子俱有作，每一题多至三百首”[59]。身处这样的文坛氛围中，阳明不免深受影响，以至于严重损害了健康。弘治十五年（1502），他终于感叹：“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他深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个人精神的有限；倘若将有限之精神都付诸“无用之虚文”，绝非自己所求。于是他毅然从刑部主事任上告病回到越中，研习仙、释之学，结束了他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的积极活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阳明反对的并非“文”本身，而是于世无补却损耗人精神的“无用之虚文”。因此，此番归去，并不意味着他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诗文依然是他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他的《归越诗》三十五首，即作于此次归乡养病期间。这些诗歌大都玲珑透彻，空灵优美，有脱俗超尘之气，从中仿佛可以窥见阳明当时访寺问道、倾慕仙境的情怀，渴求超脱世俗、无念无思的愿望。如《山中立秋日偶书》：

风吹蝉声乱，林卧惊新秋。山池静澄碧，暑气亦已收。青峰出白云，突兀成琼楼。袒裼坐溪石，对之心悠悠。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浩然发长啸，忽起双白鸥。[60]

这首诗将新秋景致写得生动澄净，展现了一种洒脱澄明的情怀。

其中“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既是写云彩的变化无端，也是写人心的纷繁凌乱、出入无向，暗示一个“求心”问题，富含哲意。再如《又绝四首》其三：

人间酷暑避不得，清风都在深山中。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61]

诗人静坐禅定的修持功夫应该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似乎已经弃绝一切俗念，身心均在通融无碍的世界中畅游。

然而阳明很快发现，自己刚刚脱离溺于辞章，却又陷入了溺于佛老之境。《年谱》云：“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62]孝道是孔孟之教的根本，也是儒学区别于佛、老的关键所在。阳明正是以孝为本，终悟佛、老之非，进而笃信儒学。事实上他在《九华山赋》中就写道：“蓬壶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华之矫矫兮，吾将于此巢兮。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63]只是那时候纯粹是情感的牵绊，而此时更是哲理的领悟。于是阳明复思用世。弘治十六年（1503），他结束西湖疗养，回到京城。弘治十七年（1504）秋，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随即转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至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不再彷徨犹疑，最终确定圣贤之学为他精神上的终极追求。《年谱》记载：“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64]对此由文至道的转变，阳明弟子王畿曾记述：

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阳明先师结为诗社，更相倡和，风动一时。炼意绘辞，寖登述作之坛，几入其髓。既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于无用之空谈，何异隋珠弹雀，其昧于轻重亦甚矣！纵欲立言为不朽之业，等而上之，更当有自立处，大丈夫出世一番，岂应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与惜之：“阳明子业几有成，中道而弃去，可谓志之无恒也。”先师闻而笑曰：“诸君自以为有志矣。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当与共事，图为第一等德业。譬诸日月终古常见，而景象常新。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善《易》者不论《易》，诗到无言，始为诗之志。”[65]

这段记述中应该已经渗入王畿自己的一些思想，但其中提及阳明以追寻第一等德业为志向，并领悟到仅仅游心于诗文难以满足这种终极的追问，显然是合乎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的逻辑的。文人与诗人终究不是阳明追求的目标，唯有求心性之学以成圣贤，方是他心目中的第一等德业。他在这一年所做的《赠伯阳》诗中写道：

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66]

从中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在冲破重重迷雾后，最终找到通往人生终极目标的路径的欢欣；这欢欣发自于内心最深处，同时带着痛悔前非的酣畅。而“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之语，似也已可视为阳明心学的发端。正如左东岭所说：“阳明心学在弘治十八年时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理论准备，从而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只是还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因为“他不能达到‘心与理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他的学说既不能解决现实的人生难题，也缺乏自我生命的真实体验，因而从阳明成圣的初衷看，他的心学理论尚未完成。在心（自我生命体悟）与理（各种人生哲理）之间，仿佛仍隔着层薄纸，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契机将其捅破，从而达到浑融一片的境界。”[67]说得更简明些，即还欠缺“事上磨炼”。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他一方极执着，一方又极跳动，遂以形成他早年期的生活”[68]。他虽然在十二岁时就立下“学圣贤”之志，但对于经由何种途径实现这一志向，却终究是不明确的，因此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湛甘泉概括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69]“溺于辞章之习”的时期，应该主要是指阳明自二十一岁时“随世就辞章之学”，至三十一岁感叹“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其间的十年。此十年中，弘治十二年（1499）为一重要结点，自此而始的数年时间内，阳明与当时文坛风云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相与倡和，切摩交流。在他们的影响下，阳明用心学习古文辞，更兼“才情振拔”的天赋，使他的诗文创作达到较高水平。这使得他日后即使无意于文时，也能信手写出好文。如钱基博所说：“守仁未讲学时先与同辈学作诗文；故讲学之后，其往来论学书及奏疏，皆纡徐委备，如晓事人语，洞彻中边。虽识见之高，学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时一番简练揣摩也。”[70]对这一段经历，阳明后来虽然颇多追悔，但在此期间修习的文学功底却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他后来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达意”的文章和“秀拔”的诗篇，和这一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阳明早年的诗文，反映出他对心性之学的孜孜追求，不时闪现心学思想的端倪。但因追求过程中的迷茫、惶惑甚至沉溺，使他难以拥有稳固的心态与明晰的方向，因而在文学创作上也就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内涵，以及多变的、难以统一的格调体貌。受一时风气之影响，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有模仿前人诗歌的意象和字句的痕迹，也有讲求技艺的倾向，文体上似乎还颇偏爱铺张扬厉的赋，偶尔会作《九华山赋》这样的长篇以显示其才气。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感，但确实有逞才使气的倾向，这在中后期的创作中是非常少见的。在这一阶段，阳明虽然确立了求心性之学以成圣贤的人生道路，却还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故不足以使他完全摆脱复古思潮的影响，形成自己的诗文风貌。而他所得出的“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的体悟，使他不再“溺”于辞章，这或许妨碍了他成为一位一流的诗人，却并不会阻碍他成为一位拥有独特个性和自我风貌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