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资本逻辑与自然力的基本内涵
在研究资本逻辑与自然力的异化之间的内在机理之前,必须首先弄明白马克思对资本、资本的本性、资本的逻辑的内涵的理解。
一 资本逻辑及其运行规律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很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研究过“资本”的内涵,但是,受拜物教思想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主要将其当作“物”,认为它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认为资本主要有以下三种含义。
首先,资本是一种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资本最先表现为货币,具有随时可以与一切商品相交换、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性,随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各种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劳动力的特性。同时,资本又不是一般的货币,而是一种特殊的货币,能够使自己“增殖”即带来一定数量剩余价值的货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萨伊、西斯蒙第也曾经认为:“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种物质的价值”[1];“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2]。对于他们对资本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基本表示赞同,而且做了更为科学的表述:“由于货币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是通过货币同劳动相交换而实现的),资本的总公式(G—W—G’)现在就有了一定的内容。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就货币的质来看,货币是抽象财富的物质代表,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但是,货币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代表,它在多大规模上同自己的概念相一致,这取决于它本身的数量或量。在货币的增加(这种增加同价值本身的增加是相一致的)中,价值的增加表现为目的本身。”[3]
其次,资本是一种“运动”。马克思虽然认为资本是一种使用价值或者价值,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或者价值,是一种综合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是一种在运动中而且只有通过运动才可以实现增殖的价值。资本只能被理解为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存在物:“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做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4]从本性上来说,扩张是资本的特性,资本的生命就在于运动,资本只有通过运动和扩张才可以实现增殖。只有依次通过购买、生产和出售三个阶段,只有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资本形式,资本才可以以增大的形式回到自身。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运动过程受阻或中断,资本不仅不能以增大的形式回到自身,而且其使用价值还有可能要遭受自然力的侵蚀,被报废掉,其交换价值也相应要遭到贬值,资本的生命也就要终结了。
再次,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马克思认为,资本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它不是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的,“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创世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5]。实际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最先出现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这是它的童年时期”[6],“作为某种整体只是从十八世纪后三十年起才开始出现”[7]。资本从本质上体现的还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自然关系,资本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可以发生作用。这种关系就是:在别人丧失生产资料的条件下,资本的所有者可以雇佣别人为自己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别人行使经济或者社会权力,而且占有、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成为社会财富的分配者。
理解了资本的内涵、本质,也就了解了资本的逻辑和本性,也就了解了资本的社会使命——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其根本使命就在于价值增殖,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运动的根本趋势和本质要求。哪里可以实现增殖,资本就会走向哪里,什么商品可以增殖,资本就生产什么商品,如何进行生产可以实现增殖,资本就如何生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Thomas Joseph Dunning,1799—1873)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工联和罢工》(1860年)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资本的本性、资本的逻辑:“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8]
可以说,登宁的这段话在经过马克思的引用之后,已经在世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关于资本本性的最为经典的描述。总之,追求价值的增殖、利润的提高、财富的积累是资本运动的目的和轨迹,也是资本运动的内在本质逻辑。所以,不能把资本运动看作人道主义的社会慈善运动,也不能把资本家看作圣人和慈善家、道德家。同时,资本的逻辑还表现为资本家的权力扩张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不再完全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直接的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已经摆脱政治权力并且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成为支配一切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终极权力。因此,资本的逻辑不仅具有经济学中价值增殖的含义,而且还具有政治学中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统治的意义。资本不仅追求经济价值的增长,还追求政治权力的占据和社会权力的支配。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资本家开始像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所有者一样,企图对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起到支配和决定作用,企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改造。结果,“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
因此,同许多社会现象一样,资本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要着重研究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不用从道德上的善恶二元论来对资本进行简单判断。资本的逐利和增殖本性,只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一种善恶价值。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尽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运动造成的阶级对立和工人劳动的异化,但是他认为,资本自从来到人世间也大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自然力”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文明概念,可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科进行全方位研究。
二 自然力:一种无须额外劳动和花费的力量
从概念构成上来说,“自然力”包括“自然”和“力”两个概念,因此是两个概念的结合体、复合体。但是,对于自然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不能依靠“望文生义”,仅仅从字面含义来进行表面化的理解。从科学内涵上来说,自然力是指自然物质、生态资源环境、人类劳动力本身、社会劳动结合形式,在人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具体劳动之外,无须再经过任何人类其他特殊劳动,无须再花费任何其他特殊费用,就可以给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的内在属性和特殊功能。因此,“自然力”并不完全是指“自然界”中的“力量”,并不是说只有“自然界”“自然物”才具有自然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文本中,他们曾经对自然力这种不需要花费额外分文、不需要额外劳动的自然属性和内在功能进行过多次论述,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10]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多次直接使用“自然力”这个简单概念,还多次使用“单纯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等复合概念。综合这些概念,“自然力”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主要有自然界、社会劳动结合形式、人口,因此自然力又可以分为自然界的自然力、人类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社会结合形式的自然力和人口自然增长的自然力四种形式。
在这四种自然力形式中,自然界的自然力,是马克思论述最多的内容。它是指自然界,在没有人的参与和作用下,本身就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客观效果,尤其是各种自然作用和自然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自然界中的自然力是生产力的重要构件和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从本质内涵上来说,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物质能力,它表征着劳动者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的能力。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生产力就是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对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自然界,甚至本身直接就是自然界,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自然界。而自然界的自然力主要就蕴藏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中,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也必然会表现为某种自然力。如果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被破坏,势必也使自然力遭到破坏。结果,劳动者就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虚幻的主体性而存在,无法再实现自己的对象性力量,无法实现自身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结合,进而无法形成现实的、真正的生产力。
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绝对剩余产品还是相对剩余产品,只要有剩余产品,它们的产生就一定以较高的自然生产率为前提和基础。较高的自然生产率可以使劳动创造出超出自身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的新价值,生产出比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自然生产率很低,劳动者在自己的生产劳动过程结束后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只够维持自己生活,只能生产出本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加工制造业就无法进行,一切不劳动的阶级也无法形成,社会上也不会有什么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活动。
自然界的自然力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土地的自然肥力不仅决定着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而且决定着工业生产率。作为社会剩余劳动的基础的较高的自然生产率,首先在农业劳动中出现,农业剩余产品的多少决定着其他产品的发展程度。自然力不仅对农业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工业发展影响也很明显。随着各种自然资源的减少或者毁灭,工业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可以设想一下单纯的季节的影响,工业用的各种原料[的生产]大部分取决于这种影响,设想一下森林、煤矿、矿山的枯竭等等。”[11]
“人类劳动本身的自然力”,是指人类在具体生产劳动过程中具有的如下力量:除了在利用具体劳动、特殊劳动加工劳动对象时以使其符合自己预期和目的之外,还在客观上、额外上“自然而然”地保存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使其免受自然力的侵蚀和破坏,进而也保存了其交换价值。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织等,只能成为废棉,连棉花原来作为棉花、作为原料所具有的其他用途也丧失了。”[12]也就是说,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使用”中才成其为“使用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如果没有被使用,使用价值就会在物理上遭受自然损坏,变得毫无价值。这种保存使用价值的自然力的人类劳动,不是某种具体的、特殊种类的劳动,但是源于这种具体的生产劳动,而且蕴含在这种具体的生产劳动之中。只要是具体的生产劳动,都具备这种自然力。
“社会结合形式的自然力”,是指由于各种社会结合形式(如分工、协作、工厂制度)的形成而带来的自然力。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总是要结成一定的社会结合形式。这些社会形式具有独特的自然功能:可以完成单个劳动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取得单个劳动者本身根本无法实现的效果,发挥单个劳动者无法发挥的作用,带来比所有单个劳动者创造的成果总要大很多的劳动成果。“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13]对于社会结合形式带来的自然力,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彼得罗·维里(1728—1797)曾经予以肯定:“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14]
“人口自然增长的自然力”是指随着人口的增长,为生产劳动带来的自然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逐渐增多,为自己生活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而劳动的必要时间越来越短,生活资料越来越容易地被生产出来,这就使整个社会的人口开始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生产出来,社会劳动就可以实现较细的分工和较高等级的协作,社会总产品越来越多,社会生产能力就会出现聚集性、累积性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无须付给报酬的劳动的自然力。”英国农场主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1739—1808)也曾经注意到人口的自然增长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1801年伦敦版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中指出:“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国家的生产也必定一起增加,除非人们允许某种精神的影响破坏自然的经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