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宏观思想文化语境：思想文化的世俗化与轴心时代的降临

《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产生的宏观思想文化语境主要指周秦八百年间思想文化领域的明显动态，包括自周初就开始的思想文化的世俗化以及在此推动下于东周时期出现的轴心时代。

（一）思想文化的世俗化

商周之际，主流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化中的宗教和巫术色彩减弱，人文化和世俗化的色彩增强，其中世俗化是人文化的集中体现[12]。对于商周之际主流文化的转变，徐复观先生曾总论道：

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人的精神生活，还未脱离原始状态；他们的宗教，还是原始性地宗教。当时他们的行为，似乎是通过卜辞而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周人的贡献，便是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13]

西周国家在宗教上虽然属于殷商系统，但却加入了新的成分，增添了人文的色彩。西周创建伊始，统治者就有明显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不同于甲骨文中透露出来的商代统治者“尚鬼”的恐怖和绝望心理；忧患意识源自统治者对未来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促使统治者要负起责任来，是人类在精神上有了自觉的表现。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周文化相比商文化而言，出现了“新精神的跃动”：一是天命不再无条件地支持某一个统治集团，而是根据统治者行为的好恶来决定，如此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在历史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地位；二是周代尊崇文王不仅有政治上的理由，更有宗教上的动因，而文王之精神则重在现世中解决现世问题，则周人之崇敬文王不同于商人之尊崇祖先神，象征着宗教中的人文精神的觉醒；三是周人对于祖宗的祭祀，由宗教意义转化为道德意义，为后世儒家以祭祀为道德实践之重要方式的依据；四是认为人由天所生，将人民与天命同等看待，承认了人民存在的价值，使人民在政治中得到生存的最低限度的保障[14]。

两周之际，思想文化的主流朝向更加世俗化方向发展，这集中地体现在天道观的转变上。西周灭亡之后，东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失序成为常态，人们对天的信仰在西周晚期已经产生了怀疑的基础上变得摇摇欲坠，此后更是产生了“天道远，人道迩”的理念，最终先秦天道观从西周的哲学天道观转变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世俗天道观[15]。在这种世俗天道观的支配之下，各派思想虽然解决问题的入手处不同，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在都是为了谋求良好治理、建立优良秩序这一终极目标上是相同的，司马谈所谓的“务为治者也”的总结点明了各家思想的主旨。这种世俗化在理性上的体现就是刘泽厚先生所谓的“实用理性”的产生[16]。

在列国并存且纷争不已的情况下，世俗化一旦开启就难以重返过去，尽管此后仍会有宗教、巫术等神秘的因素夹杂进来，但是世俗化始终是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然而各家的世俗化所展示的面向是不同的。儒家试图以尧舜为代表的先王之道来重整人们的思想文化秩序和政治社会秩序；道家试图以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之道来规训君主重建秩序，希望给行政官员和民间社会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留足空间；墨家强调非攻兼爱尚同，虽然夹杂了些文化上的“返祖”现象，但是借助鬼神无非是为了建立一元化的思想秩序和政治秩序，试图保证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一元化的正确领导；法家较少道德包袱，锐意进取，注重权力的保持和正当运用，强调君主制定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的重要性，试图以强权锻造出崇尚耕战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社会。法家后出，产生于列国竞争处于白热化时期的战国，世俗化色彩更加浓厚，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把握也更精准，开出的药方也更到位。对此，陈鼓应先生曾明确指出：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最能掌握时机，对时代发展的情况了解得最透彻。法家诸子面对现实，最有魄力，最能拿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法家的鼓励生产，开发人力，动员社会力，种种措施，都是当务之急。[17]

对于法家尤其是商鞅走上极端世俗化的道路，葛兆光先生曾做出了极为精彩的“演绎”：

早期传统的儒者希望通过仪式与象征，来调整人们对秩序的信任和尊重，而稍后强调内在理性自觉的一流儒者又期待，内在的善良和同情之心能够挽救世人无视秩序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渐渐地，不仅是礼崩乐坏，过去被膜拜和供奉的象征已经不再有令人敬畏的权威，现实生存的需要与日益膨胀的欲望更使人趋向于实用与功利，要靠那几个祖宗的牌位、几个神鬼的名号和一套庄严神秘的仪式来管理人类的行为是不成的，人在那个时代已经发展出来最冷酷和最彻底的实用理性，早已经不再相信那些不能直接获得利益或遭受惩罚的仪式和象征，也早已经不再相信那些没有实用意义的良心和道德。仪式和象征，良心和道德，仿佛破旧的稻草人在田边孤零零地矗立着，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做人来看，连麻雀的眼珠也不转过去，要守住实际的稻谷，就只有真的使用惩罚的手段。所以商鞅的思路就是，应当由“圣人”来对土地、财产、男女进行“分”，要以带有惩罚和奖励措施的、由权力与威势强制保证的“法”来整理秩序。[18]

如上所述，作为后起的为了挽救时局而出现的法家，在各家之中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这种世俗化承接之前已经长期存在的世俗化趋势，并将其“发扬光大”。就《商君书》而言，它不含丝毫的政治巫术化色彩，没有任何的政治神话，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它既不讲周人所讲的“天命”，也不讲儒家所强调的“心性”、道家所强调的作为本体的“道”，更不讲墨家所强调的“天志”和“明鬼”、阴阳家所强调的为政要顺应自然以及五德终始说；它所看重的是国家的保存和富强，君主的安全和尊荣，法令的推行和遵守，赏罚的执行和信用，农战的实施和持续，民众的乖巧和牺牲。

（二）轴心时代的降临

西周国家崩溃以后，原有秩序受到破坏，新秩序在产生之中，战争频发，动荡不已。与此相伴，思想世界也出现了大的变动。对此思想世界变动原因的探讨，众说纷纭，但是基本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权势。第二，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第三，“知识—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面，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19]

对于西周国家崩溃以后中国思想世界的大变动，卡尔·雅斯贝斯从文化比较的视角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把握到了这一思想大变动的本质。在他看来，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历史中，包括中国、印度和西方在内的不同地域的文明都经历了一场类似的精神化运动，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认识到自身的限度，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开始探究根本性问题，为自己树立超越性目标，谋求解放和拯救；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他人，思想冲突频繁，各种思想风起云涌，派别林立，思想竞争持续不断，思想世界濒临混乱的边缘；产生了至今仍然影响人们的思维的基本概念，创造了人类至今仍赖以信仰的宗教；重估一切价值成为新的原则，此前无意识地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了全面的审查和清理；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升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个性潜力得到了极大发挥[20]。

轴心时代之所以能够产生，就在于当时产生了“超越的原人意识”。所谓“超越的原人意识”，指的是人们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终极的真实，终极的真实虽然并不一定否定现实世界的价值，但所代表和宣扬的价值却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这一认识有内化于个人生命之中的趋势，体认者以此内化为根据来认识和反思生命的意义。“超越的原人意识”具有如下的特征：原人意识以人的生命或者人类为对象，是普世意识的萌芽；相应于超越意识的体认，原人意识有内化的趋势；以内在精神为主导，生命变成了一个定向的有目标的发展过程；生命的发展过程隐含着三段结构，即一端是现实生命的缺陷，另一端是理想生命的完成，连接其中的是生命的发展与转化；人的生命发展有其无限性、终极性与完美性。尽管这种“超越的原人意识”主要出现在先秦儒家和道家思想之中，但是它在法家思想中并不是完全缺位的[21]。一方面法家虽然相对于儒家和道家更具现实主义的气质，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法家在论证自己的主张时往往拿古今来做对比，指出今世君主作为的不当，也具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另一方面法家属于后起之秀，是对当时既有的周文传统和已经产生的各派思想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反思和整理，因而内含的“超越的原人意识”在根本上就不会那么浓烈，但也不至于全无踪迹。

大体而言，轴心时代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就道德文化而言，开启了后世“德性的精神伦理”，这种伦理主要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承，影响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第二，就政治文化而言，产生了“心灵秩序”的意识，试图突破“宇宙王制”的牢笼，出现了政治制度突破——独立的心灵秩序与现实政治权威并存的二元权威格局——的契机；第三，作为独立社群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超越意识批判现实世界，且有与王权分庭抗礼的趋势[22]。

就此三点而言，法家作为轴心时代晚期出现的思想流派，似乎是一个矛盾复合体：第一，就道德文化而言，反对“德性的精神伦理”，高扬工具理性，贬低知识和德性的作用，鼓吹耕战，宣扬非人文的价值观；第二，就政治文化而言，法家意在强化王权，虽然没有明显的“心灵秩序”的意识，但并不是一味迎合王权，而是希望现实的君主能够“就范”，能够受到“驯化”；第三，法家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会借古以喻今，会是古以非今，希望君主能走上法家所认定的“正道”，虽然相对于其他流派，法家更倾向于接近王权，但是并不是无原则地接近王权，虽然不会公然与王权分庭抗礼，但是也会令君主不敢小觑。

中国轴心时代的降临虽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盛世”，但就政治社会领域而言，却是“衰弱”“混乱”的。卡尔·雅斯贝斯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23]东周以降至于秦汉之际，恰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轴心时代之中，而这数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出了名的。东汉晚期的仲长统在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时指出了此一时段每况愈下、混乱升级的惨状：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24]

尽管如此，轴心时代作为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关键环节，思想文化上的大放异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社会领域所受的损失。百家争鸣，各树观点，互有排斥，亦有借鉴，产生了多元的政治思想，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格局。

简而言之，一方面正是在西周国家开启的人文化、世俗化进程中，《商君书》对周代的人文化产生了反思，并将世俗化贯彻到底，产生了高度关注现世、重在解决现实问题、推崇工具理性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国家建设思想；另一方面在“轴心时代”降临的背景下，有不同倾向的人才有可能“各尽其才”，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现实进行思考，对传统进行重估，进而将其主张发挥到极致，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才可能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商君书》作为法家的重要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世俗化程度极高，不仅不关注鬼神等宗教内容，也有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所宣扬的思想虽然受到各派思想家的敌视但依旧有强劲的生命力，宣扬这种思想的人虽然受到各派势力的围剿但照样有机会建立不凡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