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概述

在晚清发生的几次重大中外战争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烈度并不是最强的，但鉴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位列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之首，曾长期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受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发展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被重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顿、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和新世纪的守望及发展四个阶段。

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刚独立的新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扼制，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冷战之中，因此，鸦片战争作为西方列强在近代发动的第一场侵华战争，受到了国内学界的特别重视，一定程度上走在了晚清其他相关专题研究前面。这首先表现在鸦片战争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上。为推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学界出版了多种与鸦片战争有关的史料。其中，综合性资料汇编以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初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重印）的影响最大。此书共6册，近250万字，所收资料以私家撰述为主，计收录150余种。另还出版数种专题资料汇编：如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为研究鸦片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即中英在长江下游交战与议和的专题史料汇编，计25.7万字；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料内容涉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社学及平英团抗英斗争和手工业者抗英斗争，共22万余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收录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龚自珍、魏源等20多人的50篇时局评论文章，“这份资料是为了供研究鸦片战争时期思想作参考而编辑的”；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汇录了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学作品，按照诗词、小说、戏曲、散文4种体裁分类排列，共69万余字。在档案资料出版方面，则以齐思和等整理、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最有价值。此书共6册，收录涉及外事的上谕廷寄、臣下章奏以及中外往来的照会等凡2700多件，约220万字，起于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疏，讫于道光三十年，一定程度弥补了综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偏重私家文献和记述的缺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时人文集及纂著，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之《日记》《公牍》和《奏稿》三个部分，分别于1962、1963、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计137万字；《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及梁廷枏的《夷氛闻记》等均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出版。[3]这些资料的出版，为国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史研究也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发表的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论文和文章约400篇，出版的与鸦片战争有关的通俗读物和小册子近30种，比较有学术性的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鲍正鹄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陈锡祺的《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丁又的《香港早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绍溪的《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黄苇的《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和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等。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鸦片战争论文集，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间24篇有关鸦片战争的代表性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鸦片贸易和禁烟问题，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另还翻译出版了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和英国人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等著作。

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也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突出侵略和反侵略斗争，无论是论著，还是编辑出版的史料集，都以此为主题，强调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4]而对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这一历史定位，则多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如鸦片战争史研究专家姚薇元在1942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实考》中比较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自序”的开头写道：“中英战争（1840—1842）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近人讲述中国近代史者大部从鸦片战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这个古老帝国如梦初醒地感觉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和‘船坚炮利’的可畏。因而激动了民族的自觉心（粤人的抗英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等），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文明，（曾左李的筹备‘洋务’和康梁的变法运动等），换句话说，就是开始踏入‘近代化’的大道上。所以这段史事是‘近代中国’大转变的一个关键，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5]但到1955年再版时，他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就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只强调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开端，在“前言”的开头这样写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次战争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被套上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开始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也从此担负起反对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准备阶段也就从此开始。”[6]

从这一革命史观出发，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20—40年代孟世杰、陈恭禄、周谷城、蒋廷黻、肖一山、李剑农等学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归纳起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他们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说成“通商战争”、为争取“外交平等”而战，掩盖了侵略战争的本质，“站在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立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凶狠狡诈、贪婪残暴的资本主义国家卸罪”“一是妄图卸脱或冲淡贩卖鸦片的无耻罪行，二是掩饰久已在暗中进行的为扩大推销商品市场而建立侵略据点的野心”，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通商自由”和“外交平等”，实际上只是西方列强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另一方面批判他们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诋毁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等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另外又无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是根本不提或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把人民的这种斗争看作是盲目‘排外’的有害举动”，只是“在写王朝的历史，不是写人民的历史”，“完全抹煞中国人民普遍自发的反侵略、反投降英勇斗争的伟大意义”[7]。

总之，这一时期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比较重视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强调“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只有努力运用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国内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影响，鸦片战争史研究陷于停滞状态，几乎完全中断，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为配合国内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杨国桢《鸦片战争前后的儒法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论林则徐的尊法反儒》（《厦门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钟彬《鸦片战争前后的儒法斗争》（《文汇报》1975年3月19日）、郑思世《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刘大年《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思想》（《新建设》1962年12月号）等。同时，出版了一些被称为鸦片战争时期法家人物的诗文选注，如《法家著作选读》编辑组编《龚自珍著作选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广州合金钢厂等编《龚自珍诗文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后勤第398库战士理论组等编《龚自珍诗文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南京师院中文系编《龚自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等编《龚自珍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及中华书局1976年编辑出版的《魏源集》等。

1977—2000年的2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不断深入，以及学术和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国内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不但得到恢复，并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内鸦片战争研究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破除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对鸦片战争的定位重新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既承认这场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也不讳言这场战争同时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由此，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呈现出多元研究特色：既有偏重国际关系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也有偏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研究的；既有偏重政治史研究的，也有偏重军事史研究的；既有偏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也有偏重思想文化研究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发表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多达千余篇。出版的重要论文集有：宁靖编《中国历史研究丛书——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从1958—1984年发表的400余篇论文中收录23篇代表性论文，内容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人物、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诸方面，为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的续编；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录会议论文17篇；姚薇元、萧致治著《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两位作者的13篇论文，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变化；萧致治著《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为作者的论文结集，其中收录了18篇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研究有关的论文和序文。此外，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各地出版了多部会议论文集：如梁钊主编《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一百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58篇会议论文提要及19篇纪念文章，计18万字；阮芳纪等编《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会议论文26篇；张海峰等主编《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会议论文61篇，55万多字；管玉春、杨永泉主编《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了南京史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而作的32篇论文；顾大全、冯祖贻、肖先治主编《百年沧桑——“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23篇会议论文。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还出版了3部有代表性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专著，它们分别为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2.4万字）、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66.1万字）和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42.1万字）。其中，牟著和萧著为通史性著作，所不同的是，牟著着重从侵略和反侵略斗争角度对鸦片战争过程作了完整叙述，共分5章，依次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上）”“鸦片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下）”“鸦片战争的结果及其影响”，可以说该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在鸦片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史研究中的一部代表作。而萧著既揭示鸦片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一面，但同时又不把鸦片战争单纯看作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或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是将这场战争看作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因此，该书内容和观点与牟著多有不同，除第六章至第九章详述鸦片战争的经过外，前五章从战前300年中西关系的演变和世界大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和背景，最后四章分别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思想、中外关系的影响和结果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既往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鸦片战争研究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与以上两部通论性著作不同，茅著则具有专题研究的特点。该著共分八章，外加“绪论”，以酣畅的语言史论结合，既对鸦片战争史中一系列重要人物如琦善、林则徐、伊里布等作了重新评价，也对清政府的禁烟和剿抚政策作了不同前人的诠释；既从军事学角度探讨了中英兵力情况及清军战败的原因，也从中外关系史角度考察了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阐述了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提出许多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不同的新说，其中不少与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学者的看法近似。该著因此一度颇遭争议。但该著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最终还是得到学界的肯定，作者也因此蜚声中外学界。

此外，在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研究领域，萧致治、杨卫东合编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采用纪事本末体方法，对鸦片战争前300年间中西交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分142节作了系统的追溯和考察，不失为“一部关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的力作”，迄今具有参考价值。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鸦片战争前夕，主要是乾隆时期的中外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影响作了理性的考察和分析，也是当时一部比较有新意的著作。另，余田禾编《鸦片战争专题论文资料索引（1949—1983）》（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版）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两部有用的鸦片战争研究工具书。

再者，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还出版了多部鸦片战争人物研究专著。其中，关于林则徐研究的有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5年修订版）和《林则徐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林庆元编著《林则徐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屈小强的《制夷之梦：林则徐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关于龚自珍研究的有皱先进的《龚自珍论稿》（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陈铭的《龚自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阎海清的《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全传》（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雷雨的《龚自珍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等。关于魏源研究的有杨慎之、黄丽镛编的《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汉武的《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高虹的《放眼世界：魏源与〈海国图志〉》（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安宇、刘旭的《魏源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瑚的《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版）等。此外，还有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士钵、于伯铭合著的《道光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孙文范等著《道光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等。戴学稷主编的《鸦片战争人物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则编写了这个时期较为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79个人物的传略。并且，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研究鸦片战争人物的论著，如《国外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991年版）[8]，美国学者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美国学者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等。

在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首先，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7册[9]、460万字，系对馆藏的关于鸦片战争方面的档案史料整理编选而成，均为原件记录，准确而且可靠。其次，翻译出版了三部有关鸦片战争的英文史料集，它们分别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37.9万字），《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万字）及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共79万字）。其中，前两种史料系从鸦片战争时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中选译，只是选译内容各有偏重。胡滨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则由两部分组成：上册选译自英国蓝皮书中有关鸦片战争资料，这些文件起自1834年1月，止于1839年12月；下册译自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鸦片战争资料，这些文件起自1839年10月，止于1842年4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特别是有关英国方面制定侵华政策的经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再者，出版了四种比较重要的鸦片战争区域性史料，它们分别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下册（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会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2002年版）。这些资料集的出版，为开展鸦片战争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在时人文集及撰述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多有增补。如1985年中山大学为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出版的《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就对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林则徐集》有所补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其中增补奏稿13件、公牍43篇、日记6份。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分为10卷，计28万字，它收入书札320通，附手札题跋14件，友人来书28通。由于这些都是私人书简，具有奏稿和公牍所不具备的价值。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的《魏源集》，则增补了《筹海篇》等重要著述，并于1984年将韩锡铎、孙文良整理的魏源于鸦片战争后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也加以出版，便于后人完整地了解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的思想。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按年纪事，记述了张自道光十六年之后30年为官所经历的事情，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官场、民情和国情变化的一本值得参阅的资料书。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兴趣有所下降，发表论文400篇左右，进入守望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在鸦片战争中外关系史领域有所突破。其中，吴义雄和郭卫东两位学者所做的相关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吴著《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对鸦片战争之前中英贸易关系和交涉作了专题研究，50万字，共分6章，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来华英商及其团体、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粤海关税费问题与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则谈判、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鸦片问题及其在19世纪30年代的演变、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中英关系的演变。他的另一部著作《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41万字）一书以19世纪20年代末至19世纪40年代初西人在华创办的报刊为依托，从媒体和公共舆论角度，探讨西方来华商人群体有关对华关系的集体意识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对鸦片战争的影响。郭卫东的《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65万字，计18章，分“碰撞篇”“本约篇”和“附件篇”。其中，“碰撞篇”由第一、二、三章构成，从世界大贸易圈、中国与世界沟通历史上的几种重要物品、英国殖民者的侵华“范式”三个方面，对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中西交通历史作了追溯。“本约篇”由第四章至第九章构成，依次从“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妇女进入中国商埠”“在华殖民战略的调整”“条约赔款的滥觞”“广州贸易制度”“中英官方文书交往方式及所谓‘平等权’”等方面，对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外交冲突历史及其变化作了考察。“附件篇”由第十章至第十七章构成，依次从“《江南善后章程》”“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兵舰在华航行权”“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的贸易”“鸦片输华合法化”“清朝西教政策的变迁”等方面，对中英所签订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及中外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第十八章为余论，对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作了概述。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深化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除以上三部著作之外，国内学界还出版了多部与鸦片战争研究有关的专著。其中，涉及鸦片战争前后思想文化变化研究的有李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章永俊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版）；涉及鸦片战争军事史研究的有张建雄、刘鸿亮合著的《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刘鸿亮的《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涉及鸦片战争传教士和英商群体研究的有俞强的《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张坤的《在华英商群体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两部外国人撰写的鸦片战争著作：一部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W.Travis Hanes Ⅲ）和弗兰克·萨奈罗（Frank Sanello）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杨立新校）；另一部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著、刘悦斌译的《鸦片战争》。尽管上述著作有些并不乏一定的学术性，个别译著甚至有不少学术大咖们倾力推荐，但终不能激起学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和响应，深刻反映了21世纪国内学术研究的转向及鸦片战争史研究在21世纪所遭遇的窘境。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史向近代化史、政治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等多元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在20世纪末大体臻于成熟。为了更好地展现国内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从专题史维度，就70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或重点问题择要做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