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时期《水浒传》评点研究
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话”、“品”等共同构成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体系。明清时期小说评点风行，《水浒传》自然也不例外。今存的《水浒传》评点本主要以明代的容本和金本为代表，构成了《水浒传》评点这类研究方法的主体。本节即是对他们的简单分析和评介，借以管窥明清时期的《水浒传》研究状况。
一 明清时期《水浒传》评点状况
从万历开始，《水浒传》评点风行，现存明代刊行的《水浒传》评点本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插图本《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本书以下简称容本）。一百卷一百回，北京图书馆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卷首小沙弥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次《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次《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次《又论水浒传文字》。板口鱼尾上题“李卓吾批评水浒传”，下题“容与堂藏板”，每回有插图二幅，计二百幅。有眉批、行间夹批和回末总评。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卷首有李卓吾序，为此本所无[20]。研究者根据该书卷首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末尾刻“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通常认为本书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21]。
二是《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明袁无涯刊本（本书以下简称袁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三十二册。有旁批，眉评，每回后有总评。首李贽序；次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次《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次《宣和遗事》；次《水浒忠义一百八人籍贯出身》；次《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引首》；次行分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次《忠义水浒传目录》；次插图六十叶，一百二十幅[22]。袁本未署刊刻时间，马蹄疾《水浒书录》定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本[23]，但据署名许自昌的《樗斋漫录》中已提到袁无涯刊本，而该书序中有“万历壬子”一语，可知该书当刻行于万历四十年。因此，袁本刊行时间必不晚于该年。再据袁本署名李贽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提到“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可知《寿张传》已刊行，而容本署名怀林的《批评水浒传述语》中有“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即所谓《寿张传》）、《清风史》”的说法，可知袁本刊行又必定晚于容本。故袁本刊行年代当在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十年之间。
三是积庆堂藏板《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本书以下简称钟本。日本神山闰次氏藏。明天启间刊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首钟惺序及《水浒传人品评》。原书缺，以他本抄补，卷二十二题“积庆堂藏板”。钟序有“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之语，则书刻当在天启乙丑丁卯间。书无田王故事，评语大致与容与堂李卓吾评本同[24]。
四是《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本书以下简称金本。全书七十五卷七十回。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本，日本长泽规矩也藏。无图，正文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板心鱼尾上题“第五才子书”，鱼尾下记卷数。板卷下题“贯华堂”。卷一为《圣叹外书》，卷二为《宋史纲》、《宋史目》，卷三为《读第五才子书法》，卷四为施耐庵序，卷五以下始为正文。有夹批、眉评，每回前有总评[25]。
五是《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一百五回，本书以下简称评林本。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氏双峰堂刊。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全本，内阁文库残藏第八卷至第二十五卷。正文叶十四行，行二十一字。首无名氏《题水浒传叙》；无目次，正文有卷数，分则无回数。卷一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后学仰止余宗□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余象斗子高父补梓”。书共分三栏，上栏是评语，中栏是插图，图左右有题句，下栏是正文。卷末版记云“万历甲午季秋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26]。余评本比较简略，基本上是从道德层面进行阐发，少有艺术方面的见解。
六是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三十卷，明宝翰楼刊刻。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残藏第一卷至第五卷，第六卷半卷。首有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次插图二十二叶。封面题《忠义水浒全传》，旁署“李卓吾原评”，下署“本衙藏”，下钤长方朱印“宝翰楼章”。其目置于卷首，皆单言。绣像覆容与堂本。文字较容本省十之五六。评点内容与袁本同[27]。
清代评点本主要有三种。一是醉耕堂刊王仕云评论五才子水浒传。它实以金本为底本，加上王望如的评语。该书七十五卷七十回，清顺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刊。北京图书馆藏。叶八行，行十九字。扉页上端栏外横书“陈章侯画像”，右栏顶格直书“王望如先生评论，醉耕堂藏版”，左栏大书“五才子水浒传”。正文书口底“醉耕堂藏版”五字。首王仕云《评论水浒序》；次《评论出像水浒传姓氏》；次王仕云《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次陈老莲画像四十页，画像背赞。内容排列与贯华堂本同。[28]
二是日本无穷会所藏《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又称织田藏本、织田小觉（或织田确斋）藏本。百回，李卓吾评，图百枚，二十册，没有刊行者的任何标记。据刘世德的考证，该本系清初顺治年间刊本[29]。
三是芥子园板藏《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清康熙中芥子园刊，白南轩插图，日本帝国图书馆藏。百回，叶十行，行二十二字，版心有“芥子园藏版”字样。日本学人神山闰次《水浒传诸本》、薄井恭一《明清插图本图书》予以著录。首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次《评忠义水浒传目》；次插图一百幅。按，此本当为郭武定本之新安翻刻本的重刻本。其旁批、眉批与袁本同，无回后总评[30]。
根据以上统计，现存明清《水浒传》评点本有九种，但真正在我国小说评点史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取得比较高的艺术成就的只有容本和金本，故本书拟选取这两个本子作为明清时期《水浒传》评点的代表进行简单的分析。
二 明代署名李卓吾评点本的作者问题
明代署名李卓吾评点的本子至少有三种，影响比较大的是容本和袁本。由于容本和袁本评点内容截然不同，因此两书究竟谁为真正李评本的问题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从现存材料来看，李卓吾确实评点过《水浒传》。李贽《与焦弱侯》曾经提到过他自己批《水浒传》之事，说“《水浒传》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31]。另外李贽还给《水浒传》写过一篇序，即《忠义水浒传序》，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32]。
与李卓吾过从甚密的袁中道在其《游居柿录》中也有记载：“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33]另外，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说，“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乾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34]。总之，从现存材料看，李贽的确评点过《水浒传》。
但是由于李卓吾盛名远播，因此在他生前身后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不少标榜“李卓吾”评点的著作，因此“李卓吾”评点作品的真实性在当时就已经遭到怀疑。例如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35]。焦竑在《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36]。钱希言在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戏瑕》中说：“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选中郎，尝为余称，李氏《藏书》、《焚书》、《初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板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笔，何关于李？”[37]清初周亮工《书影》卷一也说：“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38]另外明人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卷六、盛于斯《休庵影语》中的“西游记误”等都认为《水浒传》评点系叶昼伪托的[39]。
关于叶昼的资料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多，据《顾端文先生年谱》，他曾经从学于东林党人顾宪成。钱希言《戏瑕》卷三“赝籍”条说：
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极贫，素嗜酒，时从文贷饮。醒即著书，辄为人持金鬻去，不责其值，即所著《樗斋漫录》者也。近又辑《黑旋风集》行于世，以讽刺进贤，斯真滑稽之雄也。[40]
周亮工《书影》卷一云：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无人知之也。[41]
从明清人的这些笔记中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叶昼是个落魄潦倒的文人，一生沉沦不得志，命运多舛，靠卖文为生，受晚明李贽、何心隐等思想影响比较深，大约在天启四年或五年死于河南。
关于署名李卓吾评本的真伪问题自晚明开始就已经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了。概言之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两者都是真的，如容肇祖《李贽年谱》；[42]二是认为都是假的，如鲁迅、胡适和黄霖；[43]三是认为容本是真，袁本是假，如郑振铎、马蹄疾、肖伍等；[44]四是认为袁本是真的，容本是假的，如戴望舒、何心、王利器、叶朗等。[45]
由于李贽著作屡次遭到统治者的焚毁，流传于世的《水浒传》评点已经不能确保是李氏亲手所作了。根据目前学界研究的情况，笔者比较倾向于容本系叶昼伪托的观点。考虑到容本评点在小说艺术方面成就比较大，故本书仅以容本作为万历时期《水浒传》评点的代表进行简单的分析。
三 容本评点分析
容本评点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思想批评和艺术批评两方面。
从思想批评来看，评点者首先借评点《水浒传》来讽刺和抨击封建政治的种种弊端。在第一回洪太尉请张天师祈禳瘟疫处，眉批曰：“瘟疫盛行，为君为相底，无调燮手段，反去求一道士，可笑可笑。”这是讽刺朝廷官僚昏庸无能。第十四回回评说：“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第五十七回回评说：“一僧读到此处，见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叹曰：‘当时强盗真摁地多！’余曰：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这是直接抨击在朝官僚为强盗了。正是因为朝政腐败，所以评点者感慨有才之士不能够为国家所用，说“杨志是国家有用人。只为高俅不能用他，以致为宋公明用了。可见小人忌贤嫉能，遗祸国家不小”，“鲁智深、杨志，却是两员上将。只为当时无具眼者，使他流落不偶。若庙堂之上，得有一曹正、张青其人者，亦何至此哉？”[46]
其次，评点者强调和赞赏率性真诚。这其实与晚明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解放思潮是一致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李贽曾经大力提倡“真”，提出“童心说”，认为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或“赤子之心”。他认为一个人学了六经、《语》、《孟》等儒家经典，“童心”就丧失了，人就成了“假人”，言就成了“假言”，事就成了“假事”，文也就成了“假文”[47]。评点者显然受李贽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评点中大力提倡率真，对李逵这样的人大加赞赏，称之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他在第五十二回回末总评说：“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别无回头转脑心肠，也无口是心非说话。如殷天锡横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书铁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贵介气，不济，不济！”在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部分，评点者连续用了八个“趣”字赞赏李逵，在回末总评说：“燕青相扑，已属趣事，然犹有所为而为也，何如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48]这是对李逵为代表的真人的高度赞扬，表现了评点者自己对美好人性的向往。
赞赏和追求率性真诚的美好人性，就必然要抨击假道学。这也是晚明流行的社会思潮之一。如李贽就曾公开骂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49]。评点者对李逵、鲁达这样真诚的好汉非常赞赏，常常将他们和假道学对比。如第四回回末总评说：“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认为鲁达“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若瞻前顾后，算一计十，几何不向假道学门风去也？”他认为“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止为忒似圣人模样耳”。并认为宋江就是这样的代表，说“宋公明只是一个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以舍为取”，“有些道学气味”，而像王矮虎这样的人虽然好色，“却不遮掩，即在性命相关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学先生，便有无数藏头盖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50]。
除了以上三方面外，评点者还借机评论世间万象，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譬如他在第十一回写林冲受到王伦的排挤时评曰：“尝笑天下忌才之人，狗也不值。彼既有了才了，忌他何益？且他岂终为你忌了，适以杀其躯而已矣。何也？有才者定是恩怨分明，既可明珠报德，亦能匕首杀仇。你若不信，王伦便是样子。”又说：“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妒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这是对忌才之人的批评。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后说“可惜王伦那厮，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岂特造反，即做强盗，也是不成底。尝思天下无用可厌之物，第一是秀才了。”[51]这是讽刺当时只知道空谈心性、不知实务的酸秀才的。另外，在第四十九回和五十六回回末评中，评点者还随笔点染，告诫人们不要贪小便宜和耽于某种嗜好。
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说评点者是因为“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可见评点者正是通过对《水浒传》的评点来“浇自己之块垒”。通观容本对社会人生的批评，主要表现为对封建腐朽政治的批判，对假道学的憎恶，对社会百态的慨叹等等，这基本上还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缺乏一种理性精神的观照。尽管如此，通过这些评语我们还是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一隅。
容本评点者对小说艺术的探讨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探讨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评点者认为，《水浒传》之所以能够“与天地相终始”，关键在于“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他说：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书，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拔，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52]
评点者认为《水浒传》是小说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现实生活是小说家能够创造出“情状逼真，笑语欲活”的人物形象的前提，否则，“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不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另外他在具体评点中也多次提到类似的问题，如第一回回评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53]评点者其实已经认识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社会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源泉，作家只有在生活的源泉中汲取养分，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艺术既然来源于生活，那么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呢？容本的评点者认为关键是要有“真情”。他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所谓“真情”，就是我们今年所说的生活逻辑，虽然《水浒传》是“假”的，是“劈空捏造”的，但因为符合人情事理，所以就真了。所以他非常推许小说中写得真实的部分，说第十回中“李小二夫妻两人情事，咄咄如画。若到后来混天阵处都假了，费尽苦心，亦不好看”，而第六十五回情节过分机巧，不符合生活逻辑，所以批评说“此回文字极不济。那里张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缘何就杀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即王定六父子过江，亦不合便撞着张顺。张顺却缘何不渡江南来接王定六父子？都少关目。”所谓少关目就是缺少了细节的铺垫，结果就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了。由于小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所以评点者特别反感没有生活基础的虚构，说：“《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54]
其次是人物塑造理论。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小说最基本的任务之一，《水浒传》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容本的评点者针对小说的人物塑造提出了完整的人物性格理论。一方面他认为《水浒传》塑造出了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也。[55]
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等分别是各类型人物身上共有的特点，但在《水浒传》里却是通过潘金莲、武松、武大、王婆、郓哥这几个人物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典型人物。同样，“摩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的身份”[56]，也是指塑造人物性格典型性。
典型性固然是人物塑造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另外一方面小说还要求人物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就是评点者所说的“刻画三阮处个个不同”。如何才能够做到呢？容本评点者提出要“同而不同处有辨”：
《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57]
这就是说作家通过凸显类型人物群中每一个人物自身更为深层的个性化特征，使人物独特的个性更加鲜明突出，也就是“这一个”。这是容本小说评点者最具理论深度的人物个性批评理论，为后来金圣叹和晚清黄人等的人物性格理论导夫先路。
再次是对小说情节结构的探讨。容本评点者称赞《水浒传》是“化工文字”，因此“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所谓的“化工文字”除了指小说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外，还指小说叙事的转折与变幻，即小说的情节。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必然表现为丰富多彩、奇幻纷呈，另外作为通俗小说，曲折跌宕的情节更是基本的要素。因此容本评点者认为小说的情节必须生动曲折，最忌平铺直叙，如“印板文字”，所以他在评点中特别强调“伸缩”、“变化”、“波澜”。他说《水浒传》“不可及处，全在伸缩次第。但看这回，若一味形容梁山泊得胜，便不成文字了。绝妙处正在董平一箭，方有伸缩，方有次第。”根据这个观点，他认为第七十回：“叙处却没伸缩变化，大不好看”，第八十七回“描画琼妖纳延、史进、花荣、寇镇远、孙立弓马刀剑处，委曲次第，变化玲珑，是丹青上手。若斗阵法处，则村俗不可言矣。”[58]为什么“斗阵法”就“俗不可言”呢？评点者认为它没有生活基础，违背了我们前面讲的“人情物理”。
另外，容本的评点者还以趣论文，认为第五十三回文字是《水浒传》中“第一”，因为这一回文字“种种摩写处，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59]叶朗认为，这其实是评点者强调小说要给读者以审美享受（“趣”），小说的描写只要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就不必要求“实有其事”、“实有其人”[60]。但联系第七十四回评点者的八个“趣”字，我们认为这里的“趣”不是所谓的“审美享受”，而是指诙谐搞笑的言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喜剧效果。评点者欣赏“趣”一方面固然是与他强调率真自然、反对虚伪道学有关，但也是与有意迎合市民追求纯粹消遣娱乐的生活目的相关，更是评点者这样的文人逃避社会现实、不敢面对生活矛盾的表现。表现在小说理论上，就是过分强调“趣”，甚至认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这又与评点者自己强调的“人情物理”——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相违背了。
总的来说，容本评点者通过《水浒传》的批评，第一次对小说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情节结构的布局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开创了《水浒传》系统的美学批评先河，为我国小说美学开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并为后来的小说批评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 金本评点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吴县人，明末诸生，入清后，更名人瑞，字圣叹，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为清廷所杀。金圣叹深受孔孟、老庄、程朱和佛学等多种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复杂。除了正统儒家思想外，金圣叹受老庄思想影响亦较深，主张任性自然，而这种思想和晚明狂禅思想有相通之处。金圣叹具有一定的民主进步倾向，他在其《语录纂》中提出“圣人不禁民之好恶”，“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所以他在《水浒传》评论中对受压迫的下层百姓寄予同情，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鞭挞。但金圣叹又和冯梦龙等文人一样，有着十分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严重威胁明王朝统治的时候，他又坚决反对农民起义，所以才腰斩《水浒传》。总之，金圣叹的思想本身包含许多矛盾，这本质上是晚明新兴市民阶级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观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地位决定的。
金圣叹曾评点《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称之为六才子书，在当时非常流行，“几至家置一编”。他的《水浒传》评点因为艺术水平高，获得了世人的青睐。清代著名学者刘廷玑高度赞扬说：“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61]
金圣叹《水浒传》评点内容丰富，这里仅就他《水浒传》评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
金圣叹对《水浒传》思想内容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对“忠义”问题的理解和对施耐庵著书目的的认识两个方面。李贽是最早提出《水浒传》具有“忠义”思想的人，后来很多论者都持此观点，但金圣叹却对此进行大胆的质疑。他在《水浒传序二》中认为宋江等一百八人是“天下之凶物”，“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所为是“杀人夺货之行也”，故“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听同中国也”。施耐庵写此书的目的在于“诛前人既死之心”，“防后人未然之心”。而李贽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这样一是造成“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违背了当时基本的封建伦理道德，二是以“忠义”归水浒，则造成“名实牴牾”：“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其后果必然是“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62]。因此金圣叹将《水浒传》腰斩，“削忠义而仍水浒”，否认《水浒传》具有“忠义”思想。
金圣叹之所以要腰斩《水浒传》，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作为封建社会文人的思想有关。前面提到，明朝末年满洲金人、农民起义军和阉党小人被视为三患，东林党人更是坚决要求镇压农民起义，而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农民起义更是直接威胁明王朝的生存。明王朝当时采取剿杀招抚并用的政策，但招抚政策屡被农民军利用，如李自成、张献忠陷入绝境时就几次投降而后复反。金圣叹身处的东南地区是明末的清议中心，攻击当事者玩寇纵寇成为压倒性的舆论。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金圣叹必然要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坚决反对招安。胡适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水浒传考证》中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63]金圣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水浒传》评点中就是将“排座次”以后的内容删去，虚拟卢俊义“惊恶梦”表达其“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的仇视农民起义的心态。金圣叹的这种心态不仅使他腰斩《水浒传》，并且在具体的评点中还通过删改文本具体描写与批语表达他反对农民起义的“当世之忧”。用删改文本来表现其“独恶宋江”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而在具体评点中还多处表达了他反对招安和忠义与水浒的思想，如第七十回说“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裦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64]
反对招安和“忠义与《水浒传》”是金圣叹的主导思想，但在他的小说具体评点过程中，他的思想又表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一方面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表达了他对梁山好汉极其厌恶的心理，但同时又对这些人进行了热情的赞美，并对他们不得已而为盗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
金圣叹对宋江诸人不得已而为盗的原因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他认为这是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原因，“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65]。“乱自上作”就是金圣叹对于上面所说“是谁之过”的回答，这个回答对宋江诸人不得已而为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行为的合理性。
另外，金圣叹在评点中表达了对梁山好汉的赞美之情。如他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又说“鲁达自然是个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66]
金圣叹思想的矛盾性不仅表现在如何评价《水浒传》“忠义”思想和梁山诸人，还表现在《水浒传》作者的著书主旨上。他一方面反对李贽发愤著书的观点，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出于纯粹消遣。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67]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作者著书是“饱暖无事”“心闲”，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与司马迁发愤著书不同。但他在第一回回评点中又认为“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在第十八回总批中，金圣叹又说：“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68]联系前面他对《水浒传》主题的矛盾理解，我们发现金圣叹是矛盾的[69]。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其实是由金圣叹的思想和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金圣叹在李贽所谓宇宙中五大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水浒传》的社会地位，将《水浒传》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举，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特《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70]与李开先、李贽等人仅仅攀附《史记》以抬高《水浒传》的地位相比，金圣叹是从艺术手法的角度肯定二者之间渊源关系的。仔细分析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我们发现他在小说艺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耀眼的理论成就，大体来说他的小说理论包括了小说创作论、人物形象论和小说叙事论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创作论。首先，在小说创作目的论上，上面我们已经说到，金圣叹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对李贽发愤著书的观点，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出于纯粹消遣，“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但他在第一回回评中却又认为《水浒传》作者是有所感而著书，认为“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无论作者是否因怨毒而著书，金圣叹始终认为作者在写作之前必然有个“缘故”，“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71]。这就是说作家创作必然是有感而发，如果故做呻吟语，则味同嚼蜡，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其次是创作题材问题。金圣叹认为题材是写好小说的关键，“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是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他说施耐庵之所以选择水浒题材是因为水浒故事丰富多彩，施耐庵“贪他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他还将《水浒传》与其他两部名著进行比较，认为《西游记》《三国演义》的题材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蜇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72]。虽然金圣叹的说法有点唯题材论的感觉，但至少已经意识到题材对小说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最后是小说创作中的虚构问题。关于这一点，容本评点者已经有所认识了。金圣叹也提出了“因文生事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73]
这里，金圣叹谈的是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区别。他认为，历史叙事是先有历史事实，“文”是为“事”服务的，而小说叙事是着眼于“文”的，“事”是根据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历史叙事的“事”决定“文”，“文”必须为表现“事”服务。但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叙事则恰恰相反，“文”是作者想要表现的，尽管也要反映现实，但必须经由作者道出，“我”手写来。因此金圣叹说小说叙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由于作者遵循了“因文生事”的原则，所以《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塑造得都很成功，达到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的地步。金圣叹一方面主张虚构，一方面却又反对谈神说怪这样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虚构，认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74]。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显然是与容本一致的，是对容本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人物形象论。金圣叹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这主要是因为《水浒传》刻画人物特别成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75]。故而“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金圣叹特别强调《水浒传》的作者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尤其是善于写出某一类型人物各自细微的区别：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76]
鲁达、李逵等粗鲁人物各自的精神面貌、独特个性正是通过如此同而不同处的细微区别来体现的，显然这一认识已经是非常深刻的人物性格理论了。
另外，金圣叹认为要成功塑造人物还要注意描摹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77]。所谓“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指的正是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小说的主要任务就是塑造成功的形象，只有通过人物独特的符合其身份的语言，才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就达到了这样的艺术水平。
三是小说叙事理论。金圣叹在他的《读法》中还总结了《水浒传》的叙事理论。在全书的叙事结构上，金圣叹以他腰斩的《水浒传》版本为依据，高屋建瓴地提出《水浒传》是以三个石碣为全书结构的大关键，“三个石碣子，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他还将人物出场和全书整体结构相联系，认为主角宋江出场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78]这种从整体上对小说结构进行把握的观点在以前是没有的。
除了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结构外，金圣叹还认识到《水浒传》在局部的结构上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他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79]我们知道《水浒传》其实主要是由若干个人物的单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如鲁十回、武十回等，这种结构今人称之为“缀段式”结构。金圣叹虽然没有明确地给这种结构命名，但的确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基本特征。
在叙事时间上，金圣叹着重强调了等述和叙事频率。所谓等述就是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吻合。等述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特征，它主要用于表现人物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活动，构成一种戏剧性场面。在《水浒传》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而金圣叹所谓的“大落墨法”即是等述的典型。“大落墨法”在绘画中指的是对画面主要部分浓墨重彩的渲染，用于叙事文法，则指的是对叙事文本中重要场面的详尽叙述。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中“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80]都是这种技法，从时间上看，这种技法的运用表现为作品中叙事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本身时间几乎相等。其目的主要在于突出和强化重要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活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叙述频率研究事件发生的次数与叙述次数的关系。“频率”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单位时间内有规律的运动次数，这里借用表示叙事作品中的重复关系。但这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重复，它去除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81]。所以我们这儿所说的“同一事件”仅是基于其相似性的伪重复。金圣叹独具慧眼地发现《水浒传》中的叙述频率问题，并归结为正犯与略犯两种类型。“正犯法”指的是情节中主要部分的相似，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82]
在一般作品中，雷同是一大忌讳，尤其是同一部作品前后相似，更是力求避免的。但在《水浒》中，相似事件的出现是一种很突出的现象，金圣叹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有意安排，通过事件的某些相似性以获得较为明显的照应、对比等艺术效果。
“略犯法”指的是事件中个别部分与小段文字的相似，重复的范围较“正犯法”小，方式也较为隐蔽。但作为重复的一种手段，它在叙事文中却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事件和人物的某些共同性正是它存在的基础。在《水浒传》中，它表现为作者在经营时的刻意安排。金圣叹指出：“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83]金圣叹认为作者采用略犯法的目的是犯中求避，犯中显避。“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异是与同相比较而存在的，犯中显异才更显出作者的才气，也才能更好地表现叙述对象的特色。金圣叹曾对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作了较仔细的比较：
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镳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挺而走险，以自表其“六辔如组，两骖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84]
在这两件事中，相异大于相似，作者正是通过偶尔的相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对比，从而更清楚地分辨出人物各自的神威。
总之，金圣叹《水浒传》的评点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影响深远。对此，清代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冯镇峦曾满怀崇敬之情地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85]从金圣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来看，冯氏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
容本和金本在评点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分别代表着万历中期和崇祯末年《水浒传》评点乃至整个小说评点的两个高潮。从评点文学的角度看，二者是互有优劣，而金本更是在容本的基础上将整个评点文学推向了高峰，代表着评点文学的最高成就。
首先，金本在容本“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提出“怨毒著书”说，这是对容本思想的继承。但同时由于金圣叹处在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时代，所以他又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出于纯粹消遣，这实质上又是否定了自己的怨毒著书说。但从全书评点的整体上看，金圣叹是基本上坚持了“怨毒著书”说这一观点的。
其次，在小说创作论上，容本提出“世上先有说”，认为小说创作来源于生活。金圣叹一方面继承了容本的观点，强调小说题材对创作的影响，但他同时更看重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认为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另外，金圣叹的小说叙事理论继承了前人如容本的小说情节理论和文人笔记的部分观点，创造性地总结出了若干文法，对小说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对后代如毛宗岗、张竹坡和脂砚斋等有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