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原因

之所以要选择《水浒传》研究史作为研究的对象，除了笔者自身对小说的偏爱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在研究方法上，学术史的研究再度成为显学

和其他学科不同，当面对汗牛充栋的前贤时修的著作时，初次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在选题上往往感到无从下手，这个时候，研究方法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笔者之所以选择《水浒传》研究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学术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似乎昭示着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航向。

回眸历史，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学术史研究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它以章太炎《訄书》为发端，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以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胡适、钱穆、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主力，学术史著作一时风起云涌，成为当时学术界一大热潮。

第二次学术史研究高潮开始出现于20世纪的90年代。1991年《学人》杂志创刊号“学术史研究笔谈”开宗名义讨论学术史，随后，《东方》杂志创刊和上海学人发起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和《读书》等多家著名刊物也纷纷加入，学术史的研究遂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学界的一大景观。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史丛书。如福建人民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东方出版中心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丛书”等。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也纷纷对过去一个乃至几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反思。如赵敏俐等著《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董乃斌等著《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杜书瀛等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文学遗产》编辑部等编《百年学科沉思录——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赵沛霖《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等等。另外黄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分总论、散文、词学、小说、文论、诗歌、戏曲七卷，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具体的小说文本研究方面，则有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陈美林等的《〈儒林外史〉研究史》、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2]等著作问世。

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然勃兴并成为显学，时隔百年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学术史研究兴盛的局面。在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史潮流已蔚然成风的学术背景下，笔者选择《水浒传》研究史作为本书的选题就非常自然了。

（二）当前《水浒传》研究现状的需要

首先，《水浒传》漫长的研究历史和宏富的研究材料足以支撑起一部完整、独立的学术研究史。

《水浒传》产生时间虽然众说不一，但对它的研究滥觞于明人李开先则无疑议。李开先的《一笑散》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3]

李开先认为《水浒传》叙事“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堪与《史记》比肩，这个观点一是揭示了《水浒传》叙事艺术的渊源，二是体现了当时人们攀附史学以抬高小说社会地位的文学思潮。《一笑散》中记载的这条评论是目前所知的有关《水浒传》研究最早的资料，它揭开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水浒传》研究史的序幕。经过明清时期李贽和金圣叹等的评点式批评、五四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迄今60多年的研究等几个阶段的长达400余年的层累叠加，《水浒传》研究的内容已非常丰富。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百年《水浒传》研究的学术论文至少有4000篇，专著200部，这些材料无疑可以构成一部非常完整的学术研究史了。

其次，当前《水浒传》研究的状况需要撰写一部系统的研究史。

经过近百年尤其是近30多年来无数研究者的辛勤耕耘，《水浒传》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为：

第一是研究课题广泛而分散。在近30多年来的研究中，王利器、石昌渝、李伟实、侯会等的成书研究，刘冬、张惠仁、黄俶成、马成生和浦玉生等的施耐庵研究，马蹄疾、何心、马幼垣和刘世德等的版本研究，张国光、何满子、陈洪、吴子林等的金圣叹研究，朱一玄、马蹄疾的文献研究都比较突出，影响亦很大。但由于《水浒传》博大精深，这些学者大多在各自的层面上孤立展开，系统、宏观、形而上的学科性研究还不够显著。

第二是研究对象不平衡与低水平重复研究突出。《水浒传》的成书、作者以及金圣叹的评点等研究一直比较热门，出版了大量论著，而对《水浒传》简本的研究、对水浒故事和水浒说唱艺术的研究、对《水浒传》与其他小说的比较研究则相对薄弱。另外，由于特别是五四时期和明清之际对《水浒传》的研究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加之目前对学术研究主体的考核和职称评审机制等原因，导致当下低层次重复研究的大量出现，例如小说思想艺术、金圣叹和一些具体人物形象如宋江、潘金莲等的研究就是如此。

第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以传统的考据和感性的评点为主，它们在小说版本、作者、成书和作品意蕴的阐发等方面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一些传统研究课题的基本结束，这些方法在新的领域里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文论对小说艺术的分析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存在着盛极难续的尴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理论陆续被介绍进来，对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少学者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方面确实也做出了成绩。但有的学者却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对当前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促使我们的研究者不得不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历史与现状，而学术史研究由于注重综合性、宏观性，追求历史感和逻辑性，尤长于史料的累积和事实的确证，可以为当前《水浒传》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背景。因此《水浒传》当下的研究现状迫切需要撰写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水浒传》研究史。

但令人遗憾的是《水浒传》研究史却长期阙如，从学术史视角来研究《水浒传》的论文也不是很多[4]，这就影响了《水浒传》研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水浒传》学术史研究已有了向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过渡的态势，构建一部《水浒传》研究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有感于此，笔者以《水浒传》学术史研究为课题，试图对400余年《水浒传》学术史进行全面审视和通盘考察，力图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中把握《水浒传》研究的演进脉络，揭示其发展轨迹和客观规律，为新世纪的《水浒传》研究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