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中国

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背倚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自然哲学底蕴，对生态批评的接受和对话几乎与其在美国的兴起同步。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术界便开始译介美国环境文学（尤其是自然写作）和生态思想（以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为主）:197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推出卡森《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的中译本，该书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造成的生态恶果，一面世即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世界的环保运动，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甚至超过了诱发美国南北战争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梭罗《瓦尔登湖》（Walden,1854）的中译本，这部美国自然写作的翘楚之作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作者从文明世界走入自然世界的体验和感受，融科学观察、个人经验、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于一体，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1]；1983年，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Meadows）等执笔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等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带给地球和人类的毁灭性灾难，振聋发聩，为后来的环境保护及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二三十年里，此类译著逐年增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999年和2000年分三批引进的《绿色经典文库》，16部著作中包括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III）的《哲学走向荒野》（Philosophy Gone Wild,1986）、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1989）等十部美国学者和作家的作品。这些译著的出现不仅为中国学术界接受美国生态批评并与之对话准备了条件，也对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引进“Ecocriticism”这个批评术语，始于《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刊登的动态介绍性短文《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作者司空草采用译名“生态学批评”，对美国生态批评的奠基之作《生态批评读本》和英国生态批评的发轫之作《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等做了评介，并指出“文学的生态学批评”方兴未艾。2001年6月出版的汉译论文集《新文学史 I》首次使用“生态批评”的中文译名，收录的《文化与环境：从奥斯汀到哈代》和《生态批评，文学理论与生态学的真实性》也是国内翻译的首批英美生态批评文献。同年8月，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与美国耶鲁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期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召开了“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这是国内举办的第一场以“生态批评”命名的学术会议，其中《关于生态批评》的专题发言介绍了美国生态批评的相关情况。

随着译介作品、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学术研讨会的日益增多，旅行到中国的美国生态批评理念逐渐成为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本土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撞击、融合，形成不断对话、互补共荣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学报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2005年第6期、2007年第5期分别刊载“美国生态文学小辑”“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生态文学作品小辑”和“美国作家雷·卡森作品小辑”；《国外文学》2005年第3期设立了“生态文学研究专辑”；《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2008年第5期分别开辟“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亚洲生态批评研究”专栏；《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登载“自然的文化转化与文学”研讨会的10篇发言稿。更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1月8—10日，《外国文学研究》与美国《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携手举办“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15—17日，《外国文学》与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自然与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这两场重要会议与10月9—11日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超越梭罗：文学对自然的反应”国际研讨会一起，标志着生态批评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高峰。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检索到1997—2016年以“生态批评”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博硕论文、报刊文章、会议论文等研究成果共3217篇，其中1997—2001年仅4篇，为发轫期；2002—2005年每年都是两位数，呈逐年增长的态势；2006年开始每年突破100篇，之后每年都稳定在三位数；2008年突破200篇，之后每年稳定在200篇以上，最高值为2012年的387篇。以上数据的变化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发轫期、增长期、突破期和稳定期的发展过程。[2]

毋庸置疑，中国的生态批评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已经形成的研究热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偃旗息鼓，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便是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入文学研究中的绿色运动，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出谋划策，尽绵薄之力，中国学者责无旁贷。但是笔者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的生态批评界存在着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及其生态思想不够重视的盲点，故而导致国内的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处于严重滞后和边缘化的状态。

笔者在上述3217篇“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中继续检索与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相关的成果，只找到119篇[3]，约占总数的3.7%，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数字。其中最早的一篇论文是《读唐奈·德莱斯〈生态批评：环境文学与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自我与地域〉》（乔国强，2005:169—170），但发表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相对于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乃至中国的主流生态批评而言，滞后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按族裔细分，119篇中，黑人占39篇，印第安人35篇，亚裔35篇，西语裔7篇，综合性评述3篇。很显然，黑人文学、印第安人文学、亚裔文学受到的关注几乎不分伯仲，西语裔文学虽不至于完全被忽视，相比而言算是门庭冷落。按作家细分，黑人作家中托尼·莫里森占26篇，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占8篇；印第安作家中，露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1954—）占12篇，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8篇，西尔科5篇，莫马戴4篇；亚裔作家中，谭恩美（Amy Tan，1952—）17篇，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1965—）6篇；西语裔生态批评则是桑德拉·希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1954—）独霸天下，7篇中占6篇，其中5篇写的是《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1984）。由此可见，国内的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文本视阈方面非常狭隘，基本上集中于各个族裔文学领域的一两个知名作家，印第安作家稍多，也不过四个，或新近的热点作家，如因《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2003）一举成名的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

新世纪伊始，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美国生态批评或以生态批评视角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4]程虹的《寻归荒野》（2001）和《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对上至17世纪、下至当代的美国自然写作[5]传统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解读，《宁静无价》（2009）则全面介绍英美的自然写作和自然文学名家，但三者没有涉及美国少数族裔作家。[6]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从思想资源、发展进程和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探究欧美生态文学，《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2007）揭示了当代欧美文学丰富的生态思想蕴涵及其对人类共通心态的艺术表现，《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2008）探讨生态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各个切入点，试图勾勒出整个欧美生态批评的脉络，三部著作均论及北美印地安生态文学，但篇幅简短；《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2013）试图系统阐发生态批评及相关的生态思想，只是简略提及美国少数族裔学者的环境正义论著。朱新福的《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2006）分殖民地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后现代和女性作家五个方面深入探讨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视野开阔，不过只看到一个少数族裔作家，即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视角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属于对生态批评的批评，未顾及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著作；新著《西方生态批评史》（2015）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发展历程的系统性梳理和评述，其中有一节谈到“多元文化生态批评”。龙娟的《环境文学研究》（2005）对环境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代背景和思想源流做了宏观的考察和论述，对美国少数族裔环境文学约略提及；《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2010）则属于微观研究，分析的文本涉及美国印第安作家西尔科、西语裔作家安娜·卡斯蒂略（Ana Castillo，1953—）和黑人作家芭芭拉·尼利（Barbara Neely，1941—），但仅限于环境正义的主题研究。

上述先行者笔耕不辍，随后加入的中国学者又出版了一些美国生态批评专著。[7]这些专著的共同特点是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或生态批评学者或绝迹其中，或仅留下零零星星的雪地鸿爪。直到2012年，我们才迎来了第一部以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为研究对象的生态批评专著，即胡妮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这部跨叙事学和生态批评的著述主要探讨莫里森前七部长篇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类型、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和空间叙事策略。2013年涌现出三部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专著：王冬梅的《性别、种族与自然：艾丽斯·沃克小说中的生态女人主义》、秦苏钰的《当代美国土著小说中的生态思想研究》和蔡俊的《超越生态印第安：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研究》。王冬梅的专著选取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2）等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研究文本，论述沃克围绕种族、性别和自然三大主题所构建的生态女人主义思想。秦苏钰的专著以西尔科、莫马戴、韦尔奇、霍根、艾伦等当代美国著名土著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例，从中发掘出生态整体观、女性生态主义、自然书写、动物伦理、环境正义五个方面的生态思想。蔡俊的专著通过对厄德里奇小说的解读，试图打破当代美国社会，尤其是环境运动和生态批评领域对“印第安文化生态化”的集体想象，强调在探讨印第安人与自然关系时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这四部专著给中国的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带来了一个小高潮，但似乎后续乏力。而且这四部专著被黑人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瓜分，其中唯一的一部系统性研究专著垂青于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似乎也并不出人意料。

如上所述，在中国国内，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滞后于国内外的主流生态批评，滞后于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且多为对单个作家或单个作品的零散论述，系统性或整体性的研究极少，跨族裔的对比性研究更是无处可寻。另外，就作家、作品受到的关注而言，美国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和西语裔四大少数族裔之间存在失衡的情形，针对印第安作家的生态批评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黑人与之旗鼓相当，但系统性研究欠缺，亚裔占据了第三位，不可否认可能受益于地理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而西语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一族裔的作家之间也存在厚此薄彼的迹象，印第安作家中，路易斯·厄德里奇最受青睐，领衔黑人作家的则是托尼·莫里森，谭恩美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亚裔作家，而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几乎成了西语裔作家的全权代表。

如果说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中国学者的脚步才刚迈入生态批评第二波浪潮的时空。从文本视阈来看，中国学者对美国同行似乎亦步亦趋，故而两国的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呈现出同样的族裔间发展失衡的现象；而且，中国学者获得的少数族裔文本信息似乎更多地缘自美国主流生态批评界的著作，而非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专著，故而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更谈不上建构完整的各少数族裔环境文学典籍。从理论建构来看，中国学者在向美国同行取经的同时，善于借鉴本土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理论，从而能够从文本中发掘出更深一层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但中国学者的“西天取经”大多停留在美国生态批评第一波的时空，尚未克服一味强调“乡村风景地貌”和“资源保护主义或自然保护主义传统”的偏狭倾向，鲜有专门探讨城市环境和环境正义的理论著作，只是在晚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用不多的篇幅论及这两个主题。如王诺的博士论文《欧美生态批评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专门探讨“北美印第安人生态文学研究”，发掘出印第安人生态文学体现出的“共生交融观”“生态整体观”“生态平衡观与生态责任观”“感恩观和敬畏观”，唯独遗漏了饱受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之害的印第安人的环境正义观；直到五年后，这个缺憾才在专著《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中用“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一节弥补，但也只是约略提到《环境正义读本》和《迎战环境种族主义》等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专著。龙娟的专著《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是一种具有开拓意义的努力，但她把研究重点放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而不是大多数少数族裔作家所关注的“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这直接导致她的文本视阈中只有四部少数族裔作品。

中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的边缘化，不可否认，也与中国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总体进展不无关系。就研究范畴而言，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既属于生态批评，又属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后者的文本视阈与研究范式会对前者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美国黑人文学和华裔文学，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启动较晚，好在近些年发展势头迅猛，对美国西语裔文学的研究则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介，目前仍徘徊于初始阶段。这种不平衡的研究现状从世纪之交中国出版的美国文学史研究成果便可看出端倪：董衡巽先生主编的《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2003）、南京大学诸多学者合作的《新编美国文学史》（1999—2002）、杨仁敬教授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1999）和常耀信教授的《美国文学简史》第二版（2003）均有讨论黑人文学和华裔文学的章节，论及印第安文学的只有《新编美国文学史》和董衡巽版《美国文学简史》，而涉足西语裔文学的只有常耀信版《美国文学简史》。另外，即便在研究较为深入的美国黑人文学和华裔文学领域，也存在集中关注名家名著、忽视其他作家作品的偏颇，如华裔作家研究以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和谭恩美为主，黑人作家中托尼·莫里森与艾丽斯·沃克最受瞩目。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后果。再者，中国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尚未完全克服研究范式单一重复的缺憾。中国学者往往从美国少数族裔作为美国社会边缘群体这一族裔身份出发，探究其文学文本中的族裔政治和社会正义，没有意识到很多少数族裔作家在献身族裔平等运动的同时还有其他的追求（包括关注环境问题），因而很少引入生态批评视角和其他批评方法。比如中国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唯文化批评”曾受到质疑（孙胜忠，2007:82—88；蒲若茜，2006:78—81）。毫无疑问，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中国的现状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在中国的现状，前者的均衡和充分发展自然会促进后者的均衡和充分发展，反之亦然。当然，这两个领域要在中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需逐渐摆脱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唯西方正典”意识，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1]据译者徐迟在“译本序”中所言，1949年该译本曾在上海出版过第一版，但影响有限。

[2]历年的研究成果数目分别为：1997年，1篇；2000年，1篇；2001年，2篇；2002年，10篇；2003年，22篇；2004年，40篇；2005年，81篇；2006年，106篇；2007年，160篇；2008年，240篇；2009年，269篇；2010年，353篇；2011年，344篇；2012年，387篇；2013年，340篇；2014年，298篇；2015年，337篇；2016年，226篇。

[3]历年的研究成果分别为：2005年，3篇；2007年，2篇；2008年，4篇；2009年，8篇；2010年，13篇；2011年，23篇；2012年，22篇；2013年，14篇；2014年，6篇；2015年，15篇；2016年，9篇。

[4]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有不少专著对中国生态批评与美国生态批评进行跨文化的对话与吸纳，但关注点大多在美国主流生态批评，对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完全不提或者约略提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5]目前中国学术界对“nature writing”的译法有三种：“自然文学”“自然书写”和“自然写作”。鉴于在美国生态批评界，“nature writing”只用来指涉以梭罗《瓦尔登湖》为代表的一种非虚构（多为散文或日记）文学文类，笔者倾向于采用“自然写作”的译名，属于汉语中“自然文学”的范畴，后者又隶属于汉语中“环境文学”的范畴。

[6]程虹的美国自然文学研究著述等身，她还把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的《醒来的森林》（Wake-Robin,1871）、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1888—1968）的《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1928）、西格德· F.奥尔森（Sigurd F.Olson，1899—1982）的《低吟的荒野》（The Singing Wilderness,1956）和特丽·T.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的《心灵的慰藉》（Refuge: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1991）翻译成中文，结集为“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7]参阅夏光武《美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曾莉《英美文学中的环境主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戴桂玉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主体身份研究：解读美国文学作品中主体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玲《从荒野描写到毒物描写：美国环境文学的两个维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薛小惠《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华媛媛《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