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科学的发展让人类生活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各种生态灾难却携雷霆之势接踵而至：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土壤沙化、荒漠化，水资源极度匮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尤其是近年来，地震四处发生，海啸汹涌来袭，战争此起彼伏，冰川日益融化……一些展现灾难的影视、文学作品携着凛冽的寒意每每阵痛着我们的神经，《2012》的世界颠覆、灾后重生，《阿凡达》同异族一起重回大地女神的怀抱，难道我们只能静静地守候《寂静的春天》，《逃离》这现实生活愈演愈烈的男权主宰，难道我们《离上帝如此遥远》，只能在梦想中倾听《青草在歌唱》，这不禁唤起我们心灵深处对自然无情挞伐的深深内疚，对自然过度索取的沉重反思，同时更激起人类心底深处对自然之光的渴求与呐喊。多年前，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野心，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这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认为，人类目前的行为如果持续到21世纪末，地球上的物种将会减少一半。我们不禁要问，长此以往，几万年后，甚至有可能几千年后，人类是否还存在？因此，我们亟须解决现存的生态问题，建造不能坍塌的“生态长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将自然命运与女性命运连接起来、整合起来书写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便诞生了，并且在20世纪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实际上，文学的敏感性，使这种文学形态的产生甚至比生态危机的恶化还要超前：19世纪以来，就有女性作家敏锐地意识到，男性/人类中心主义对女性/自然攫取和征服的态度意味着什么。

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产生，并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文论和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才得以命名并作为一种文学形态被纳入研究的视域。实际上，从主词（“女性主义”）与修饰词（“生态”）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明了，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的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而非生态主义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诞生地——西方，从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学者确实多是女性主义理论家，而非深层生态学学者；它并不是一个整合的女性主义派系，因为很多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生态文化思潮予以关注，所以我们才得以概括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脉络。不过，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却是通过生态文艺学：由于生态文艺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热潮，我们才认识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样，似乎生态女性主义成了生态主义的一部分，成了“女性主义的生态主义”。因此，为了研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我们必须认识生态女性主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我们必须在女性主义的发展史中认识它。

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自由女性主义”，关注两性在社会层面、现实层面的平等，为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争取权利。第二阶段可称为“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不但具有不同于男性的性别特征、生命存在方式和精神气质，而且这些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优于男性的，应该得到重新评价，并使之变成主导的文化因素。第三阶段即“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提法来自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姆德（V.Plumwood），她将生态女性主义视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生态女性主义拥有多元的视角，它关注的其实是父权制统治之下一切处于从属地位的因素，尤其是自然和女性；并把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伞状的术语。[1]而其中最主要的联结点，就是将对女性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视为一个同构性的问题，将妇女运动与生态保护运动合流。

20世纪下半叶，是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高速发展并走向结合的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里，几乎还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人们对生态的认识是相当淡漠的。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以一个海洋环境学家的责任感来关注生态危机，当代环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女性主义运动也随着环保运动的发展而迅速超越传统范围。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同时迅速发展，并逐渐结合在一起，促发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诞生。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一个观念：“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这一观念首次将生态思想和女权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女性和自然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原，也和自然一样遭受着掠夺，因此，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重要的联系。在传统文化中，自然被称为“母亲”，大地有“女神”之誉，人类在认知上意识到“大地的造化功能与女性的孕育功能惊人的相似，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2]。但是父权制统治的建立，使自然与女性被打上了从属身份的烙印，被男性所奴役、统治、压迫。她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e）这个词汇，呼吁女性为拯救自然、拯救地球而进行一场“生态革命”。美国生态批评学者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其前提是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界主宰之间的联系。”[3]

在此之后，生态女性主义很快就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现象，人们普遍开始关注妇女和自然所受压迫的内在关联。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有一些社会和政治秩序是加重人类压迫的，它们同时也体现在毁灭生态的活动中。因此，这些秩序是必须着力改变的，这包含着反抗、创造和希望，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就必须提醒人们重视父权制建构直至现代越来越被忽略的女性原则、母性原则、生态原则，改变旧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么，自然/生态与女性为何能够建立关联？男性与女性一样具有自然人的属性，女性与男性一样也生活在社会中，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为何要在自然与女性之间建立关联？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从生理—心理的视角看，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特征使她相对地更接近自然。女性的生理节律与自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其情绪、情感和行为也比男性更多地受到这种生理/自然节律的影响。女性孕育、哺养后代的生理使命不但决定了她会比男性更多地处理与人类的自然性相关的事务，也使她形成了更具生态化特质的思维/行为方式和情绪/情感特征，如整体性、平等性、互融性，以及对生命的珍视、对爱的坚守等，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所以，就整体而言（当然不排除个别的例外），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自然人”的分量更重一些是有生理、心理依据的。第二，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女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神秘联系是一个来自母系文明的隐喻，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文化记忆中。各民族早期文化中最重要的神明多是一个“大母神”，如中国的女娲、希腊的盖娅、埃及的艾塞斯等，而她们多是大地、自然和生育、繁衍力量的代表。《荷马史诗》也曾歌咏“万物之母”，她是大地，是自然最坚实的根基，是世上最年长的生物。“她养育一切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里漂游、在天上飞翔的创造物。”[4]虽然在父权制社会的宗教体系中，“大母神”多退居到男性（或男性化）神明之后，但她们仍活跃在文学、艺术和想象之中，成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并且承载着自然、生命、母性、和谐、爱与美等生态化精神内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女性的历史命运而言，是父权制社会的文化逻辑把她们变成了自然/生态的同盟。这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现代的，在西方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中国是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礼教秩序，这些理念与刻板化的性别观念相结合，将男性与社会的、理性的、精神的一面相联系而赋予较高的价值，将女性与自然的、感性的、物质的一面相联系而赋予较低的价值。第二阶段是现代性的，现代工具理性将自然化约为人类的“资源”，视为被攫取和掠夺的对象。这种占有自然而无视自然自身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与占有女性而无视女性之主体性的男性中心主义态度，是一致的，是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根源的。这种霸权性的、功利性的占有欲望所造成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如世界大战、人道危机、生态灾难、人伦迷失等，使女性选择了与自然结成同盟。因此可以说，自然/生态与女性间的联系不仅是自然的，是对女性生理—心理特征的把握，而且是社会的，是父权制社会—文化造就的联结。

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发展中的理论，它将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妇女的统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研究二者获得解放的方法，它不仅批判父权制，而且批判逻各斯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以其理论根基，突破了后现代主义的封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建构更自然化的文化未来的可能性”[5]。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现状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现状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产生之后，很快便开始了对文学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所受的压迫，揭示二者的关联，寻求使缺席和被代言已久的自然与女性的回归。苏珊·格里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获得话语权的女性为仍处于也只能处于失语状态的自然代言，她在《自然女性》中明确提出：“我们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6]它保留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一致同步的。借助于生态学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申出父权制社会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最基本内涵，也可以成为识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画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视域的最重要标志。

这一基本内涵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虽然前有从古希腊就已产生的“女人没有生育能力”的理论，后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分析所谓“阴茎嫉妒”的男性自豪，男性一直为其性别优势、性别特权寻求生理的、自然的依据，但实际上这种优势和特权并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父权制社会文化造就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因为在解构的思维和多元视角下，后现代思潮为各种边缘化群体寻求着权利和解放，如女性、有色人种及其他亚文化群落；这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男性文化的中心意识形态——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力求后现代的差异合理性。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卡罗·毕歌伍德（Carol Bigwood）早在1993年的著作《地球缪斯：女性主义、自然和艺术》（Earth Muse:Feminism,Nature and Art），就谈及过女性如何确证自身的问题。在谈及她的这本著作的创作意图时，她就明确指出：

我将这本著作看作一本谨慎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的艺术哲学，我所专注的是西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形成，以及菲勒斯（phallus）是如何成为一种在场象征的（如表现着整体性、目的性、直线性和自我认同感），换言之，就是男性身体的这一部分，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物进入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概念体系的。我试图追溯这种神秘勃起的开端，为的是瓦解和破坏专制关系，寻求开启新空间的道路，以期可以容纳差异的存在。然而，我实在无意于结果的诞生，以至于形成一种与其自身“指向”相反的局面。[7]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建立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包括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情感；而这些对立组合又是不对等的，前者拥有更高的价值，即人类优于自然、男性优于女性、理性优于感性。因此，人类/男性取得了等级制中的优先权，女性/自然却遭到了贬低，沦为被掠夺和统治的对象。

第二个侧面是，女性被男性统辖，也不是具有自然合理性的，就像人类对自然的统辖的合理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样。这在文学领域也同样适用。格洛特费尔蒂作为“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发起人，曾经化用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Showalter）提出的女性批评三阶段发展模式，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也经历了相应的三阶段。[8]肖瓦尔特三阶段理论中的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树立女性意识，即考察经典文学中的女性意象，如巫婆、妓女、老处女等，揭露存在于其中的性别成见；其第二阶段的重点在于“建构自己的文学史”，即研究女作家生平、重估女作家作品，寻找被淹没在男性中心文学史中的妇女文学传统；其第三阶段的重点在于将女性批评引入理论阶段，考察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和性的象征结构。与此相似，生态批评生态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树立生态意识，考察经典文学界中出现的自然意象，如伊甸、阿卡迪亚、处女地等，从中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妄念；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研究主流作家的生活环境、研究他们的生态意识，寻找“自然写作”的传统；第三阶段主要是对人与自我的二元论进行反思，考察文学中的物种象征结构，提出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诗学。

由这两个“三阶段”的同构性可以看到，文学上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成见和对自然的成见，是内在相通的。综合这两个视角的生态女性主义，就能揭示出这两种定见间的联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建构的新的价值标准，也能为重新评价文学史及文学作品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个侧面是，从自然、生态的视角重新审视男女性别关系，指出性别二元对立的人为性，提出整合于自然关系的男女性别关系。生态主义文论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墨菲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批评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性别二元对立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操纵的产物：

建立在女性主义对“他者”概念关注的基础上，可以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原则和分析与当前的文学研究联系起来。“他者”概念受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盛行于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个“他者”必须在自然存在的基础上予以重新考虑。这就要抛弃绝对差异的概念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二元结构。生态学质疑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研究的是相互关系，其存在本质是承认“自为之物”与“为我之物”的区别。后一个实体是由干涉、操纵和转变而产生的。任何一个转化为人类所用的实体都是作为一个“自为的实体”而开始其存在的。[9]

生态视域下的男女两性关系应该是打破二元结构、实现自然整合的。

目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初具系统，但这个系统还远未完善。其研究对象多是女性作家将女性命运与自然命运连接起来、整合起来书写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形成不小规模的环境文学，或者也涉及女性作家以身体、以生理命运为依托的写作。但是与生态女性主义丰富的精神内涵相比，这个研究视域显然有些狭小，而研究是否扩容、怎样扩容却是一个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系统梳理更是没有出现。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生态女性主义文论本身依然缺少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它仍然处在建构之中。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应当秉承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两大思潮对现实的关注，具有鲜明的介入和参与意识，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深刻而迫切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应是一种融入了女性视域下生态整体意识的文学，拥有自己的生态伦理和性别伦理；它关注生态发展，主张人际平等，注重代际公正，谋求种族正义等，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和谐——这是研究者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共识，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形态并进行归纳研究的依据，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依据。

（二）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现状

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要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说起。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还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吕瑞兰翻译的《寂静的春天》，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最初目的只是“为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却促使了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并且首次看到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的结合，为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亮相做了铺垫。第一部以“女性主义”之名出版的生态女性主义译著，是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张敏生、范代忠翻译的《自然女性》。这部著作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的代表作之一，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被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学者还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此书只是作为女性主义的译著而受到引介的。1997年，《寂静的春天》被列入生态主义著作的“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仍没有被作为一个术语提出，但是女性立场与环保立场已在该书序言中同时得到宣扬，序作者阐述并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攻击与诋毁。

《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和出版，并没有立刻促成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的结合，更没有促使国内学者发掘一种称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形态。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自身的开放性，及其传播的跨越性、全球化特征，使其不可能一直为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所忽略。较先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是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自觉意识是随着生态文学批评而产生的。最初是陈晓兰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这本是一篇介绍生态主义批评的文章，但其中涉及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批评家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当国内的女性主义向纵深方向发展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落脚点才成为一种“女性主义批评”而非一种“生态批评”。20世纪90年代中期，曹南燕、刘兵将“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引入了中国，自此国内研究者才接受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为数可观的成果。2003年，韦清琦在他所发表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首次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现状、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批评实践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同时指明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这篇文章在生态女性主义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比较偏重于宏观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与国内文学实践的联系并不充分。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更加微观、具体的研究，如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具体特点，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和梳理、文学中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论证等。后者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为对象、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在国内启动了。之后，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南开大学的杨海燕也从另一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他们分析了生态女性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掠夺自然、反对男性文化霸权统治女性上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10]。他们发表了《〈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以几个文本为个案，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加以分析。这种微观的分析研究在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是较少见的。目前，国内学界已对生态女性主义有了较全面的引介和一定范围的接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并得到了较系统的研究。这预示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笔者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现历年都有与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相关的论文出现。尤以2005—2007年这三年为多，出现了“井喷”的局面，共计42篇，包含了14篇侧重理论探讨的概论式论文或述评式论文，28篇侧重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的个案研究论文。另外，还有16篇生态女性主义或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就基本上能够梳理出中国学术界接受并内化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过程，概括出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我们可以从热点、难点、问题点、生长点四个角度，对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进行概括。

就热点而言，目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仍集中在学理论证上，如揭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独特性、探索其发展趋势。这就产生了理论上的大量重复建设，因为这些成果大多只是在本土视角与域外视角、述评与述论、理论建构与文学探究这些方面各有侧重，但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早已达成了共识。热点的“过热”，实际上形成了学术资源的非优化组合。

就难点而言，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目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基础——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还没有走向纵深，但国内文论界独立建构理论体系能力的缺乏，使这种深入显得很困难。这使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或多或少显得有些混乱而任意，缺少较为扎实的理论指导。第二，系统化地展开跨视角研究，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

就问题点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存在着几个需要注意规避的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神化，认识到这一视角并非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核心概念仍未达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过度阐释，生硬迭加各种理论，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如一些文章存在着“添加批评”“理念先行”的倾向，使用“对某某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对某某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类牵强的题目。第四，目前的研究使用的多是“整合式”，即在某个具体文本中挖掘和提炼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不可否认，这种批评方法在扩大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适用范围，促进其持续发展上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这样的研究成为主导，可能会使生态女性主义沦为一种批评工具。更不利的是，这类研究可能会造成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自我证明”，淡化了对自身合理性、合法性的系统反思。

就生长点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还有几个方面可以突破，也需要突破。第一，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规模较小，多为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论文，缺少“大部头”著作或博士论文，这就导致了研究缺少系统性、全面性和综合性。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著作或博士论文，是填补科研空白的重要需求。第二，研究对象大多限于欧美文学作品，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学实践联系不够紧密，本土生态文学的内涵还有待发掘。第三，存在着“男性作家作品不如女性作家作品贴近自然”的性别偏见，这实际上有违生态主义的平等原则和整体性思维；男性作家的作品可不可以纳入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视域，其实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课题。第四，现有研究存在着地域间的不平衡。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仍有待于在更多地区、更多高校中得到启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研究比较活跃、女性主义行动影响较大的群体中。这将给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 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对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第一，它打破了以实践美学为基础的“人的文学”的观念，将视域扩展到了“女性—自然的文学”上。生态女性主义让“自然”和“女性”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从“人类中心主义”“男权统治”的束缚下挣脱出来，标志着文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不仅指向人类社会，同时也开始指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母体——自然界。第二，它示范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生态女性主义以生态原则、女性原则、母性—生命原则对全人类生存前景做终极关怀，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理论，而且以其自身的宽泛性、开放性和交叉性为文学研究注入了崭新的血液，督促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它为进一步研究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也为生态文艺学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第三，它为已有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整合、提升的平台，同时，这样的整合、提升也使本书研究的深入有了资源丰富的基础，如可以将前现代文学作品、男性文学作品及具有生态化旨趣的非生态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围。

但是，将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后现代性”的问题来对待，仍是目前研究的主流。因此，更侧重于从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女性文学中寻求生态女性主义的文本资源。实际上，如果从精神内涵的层面把握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视域还可以更宽泛。首先，在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时代的文学中，特别是在寻求“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与生态女性主义相通的理念、价值和旨趣，并且有其特殊的呈现形态，我们可以将其离析出来，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资源。其次，就理念和精神核心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当代突兀产生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转型相一致的，并且渗透于当代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因此，当代女性文学并不是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资源的唯一来源。这些都是本书将要重点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最后，对文学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根据，体现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资源枯竭、物种灭绝、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对自然的毁灭，人类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使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二）现实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正是摆脱了以往男权社会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以生态和女性的双重视角展开对环境危机和全人类生存问题的终极关怀，化解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打破自然与女性被奴役、被统治、被压迫的命运，对人类未来的发展给予更深远的关注。这对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建构和谐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

尽管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已传入我国，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女性主义与人类发展的密切联系，积极倡导，高扬旗帜。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多是对西方文本的烛照深思。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资源和女性文化资源开掘得较少，另一方面，即使对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也相对较少。这一是由于国内学界集中精力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还相对较少；二是因为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文化土壤和现实境况都与西方不同，很难孕育出与那些在西方被称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相似的作品，但我们又缺少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标识，一些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内核的作品，并未被纳入研究视域，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本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太少，创作远未形成规模；三是因为当前的研究和批评，存在着批评与创作脱节的现象，批评“自说自话”，很难影响和引导创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跃迁、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突围，生态女性主义必然会启发新时代的女性文学，改变女性文学相对贫弱的局面，同时使文学更好地发挥影响和塑造社会意识的功能，传播新的时代观念。笔者希望通过提出并寻求解决当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唤起更多学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并投身到此类问题的研究中来，呼唤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批评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四 创新点

本书最重要的创新点，是在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基本原则及精神内涵做出把握的前提下，扩大并明确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范围。本书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表层，重点阐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制统治原则的反拨，以及对生态平等性、生态整体性、生态和谐性的生态原则、女性原则的彰显，以此作为标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资源的标志，区分了狭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主要指当代女性作家书写的、将女性命运与生态命运整合叙述的自然文学或环境文学）和广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资源”（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原则和精神内涵的作品，无论其时代、作者性别及作品内容）。

在这种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本书将以下两类文本纳入了研究范围。一是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资源，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是由男性作家完成的，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将女性作为“他者”审视的意味，其中的生态化价值、女性化价值也难免被内置于父权制的秩序之下而无法得到彻底的彰显，但还是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二是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资源，这些作品可能是女性作家书写的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可能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却不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可能既不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也不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但它们的共性在于，都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的旨趣和价值。20世纪是一个各种“后”理论兴起，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主客分立的世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从价值旨归上开始转向自然意识、生命意识、整体意识、统合意识，并以生态化的自由、平等取代现代性的自由、平等。自然“返魅”、物种间的平等、遵循自然规律与生命节奏、人与自然的共生等，已经融入当下的文学艺术理念中；文学更加重视人作为“自然人”的属性，与古老的作为“社会人”的属性一样受到尊重，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性与以欲望、本能、情绪、情感、直觉、体悟等感性因素为内容的自然性，其关系得到了重整；生命间无差别的平等、对生命无条件的尊重、对爱与自由的追求、整体性与整合性的思维，甚至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学内涵、旨趣的合理性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学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资源是相当丰富的，这甚至是一个文化上的“母系价值”抬头的时代，我们不能忽略对这种资源的发掘。

本书另一个重要创新点，是探讨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基因，并指出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境遇和当下文学实践的独特性，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应有自己的界定。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不同于西方“父式”构成论宇宙观，是一种“母式”的生成论宇宙观，本来就具有整体性、有机性、同构性、互融性，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分立，这种宇宙观是一种生态化、母性化的宇宙观；但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宇宙观被“伪生态化”所异化，即借助于这种互融性所造成的边界模糊，将宗法礼教的秩序赋予了生态秩序，并以此寻求统治的合理性。所以，中国男权社会的统治原则不在于将女性视为“他者”“客体”，而在于将女性内置于父权制统治秩序之下，造成她们以异化换取权利的分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基因比西方文化更强大。本书还指出，中国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从这种文化基因中汲取了养分，因而呈现出比西方个人主义倾向的“女性自由”更多的无我、包容、博爱，呈现出“贵生”“厚生”的东方文化气质，这不仅是女性对于男性统治的反拨，是奉行自然生命原则的“草根”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宏大叙事的对抗，同时也是现代性发轫以来被世界秩序边缘化的东方民族对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民族的挑战。而被边缘化的民族与文化，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谋求解放的对象之一。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还做了几处具体的创新。如对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学中几种反父权制秩序的女性形象，以“处女”“恋人”“母亲”“社会女性”来分类概括，并分别探讨其生态化人格气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局限。并以这几个分型为线索，对西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生态化女性形象（也可以说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资源）做出文学史梳理。又如对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指出它们极少像部分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品那样集中关注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而总是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人生关注，拥有更多的超越性别、超越自然的视角。这造成一些研究者未将它们识别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进而认为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是匮乏的。其实，这样的作品更契合于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互融性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内核。

总之，本书的创新点大多是针对当下生态女性主义在研究视域、研究思路上所存在的局限，如重视“女性书写的自然文学、环境文学”倚重西方文本，实际上研究对象不明确，且视野较窄、与生态女性主义包容性的精神内核不相称等问题，来探索扩容研究、本土化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并在进入新领域、触碰新问题的时候，依据研究要求做出观点和方法上的创新。

注释

[1]Karen J.Warren,Ecological Feminism,London:Routledge,1994,p.1.

[2]陈喜荣：《生态女权主义述评》，《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Glotfelty,Cheryll,"Introduction:Literary Studies in an A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in Glotfelty,Cheryll&Harold Fromm(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Georgia: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4]Roger S.Gottlieb,This Sacred Earth:Religion,Nature,Enviroment,p.319.

[5]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美]苏珊·格里芬：《自然女性》，张敏生、范代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7]Carol Bigwood,Earth Muse:Feminism,Nature and Art,1993.

[8]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9]P.D.Murphy,Literature,Nature&Other:Ecofeminist Critique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10]严启刚、杨海燕：《〈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