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美国革命及其意义的观察

雷纳尔对美国革命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他最初不希望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在行文中有时把美国革命称为“骚乱”（disturbance）、“叛乱”（rebellion）以及“造反”（revolt）等。[51]这些词汇反映出当时欧洲人对这场革命的普遍看法，表明他们对其性质并无真正的认识。富兰克林受命赴法国之时，欧洲人对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发生的这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基本上不了解，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想象，这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场内部骚乱而已，很快就会风平浪静，恢复正常。富兰克林在欧洲精英阶层名气大、交际广，他出使法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把北美殖民地发生之事的真相告诉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精英人士，以谋得法国政府对美国自由事业的支持。雷纳尔与富兰克林比较熟悉，在革命爆发之前，担任美利坚哲学学会会长的富兰克林推荐雷纳尔成为该学会的外籍会员。雷纳尔对美国革命及其意义的理解肯定受到富兰克林等的影响，同时也把个人的想象夹杂其内，反映出他对这个新国家的看法很难摆脱欧洲长期形成的阴影。雷纳尔不是坐在书斋中做高深学问的人，对于刚刚宣布独立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如何与英国协商解决面对的问题，他实际上主动卷入其内。1777年，英国密使保罗·温特沃斯（Paul Wentworth）在巴黎与雷纳尔频繁会面，大概是想让雷纳尔出面协调与美国驻巴黎代表的秘密会谈，旨在使刚宣布独立的美国与英国达成和解。富兰克林等非常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对雷纳尔的行为不仅默认，而且还让雷纳尔扮演了美国谈判代表与英国政府接触的中间人角色。同年5月底，雷纳尔前往英国访问，名义上是为修订《哲学与政治史》收集资料，实际上“对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更感兴趣”。雷纳尔“似乎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卷入了美国特使与有权势的英国人之间的准外交关系。据说，雷纳尔把富兰克林的信件转交给后者在伦敦的朋友。以后，雷纳尔被法国外交部门怀疑为美国特使与英国间谍温特沃斯之间的中介”。[52]很少有权威材料证明雷纳尔到伦敦访问时进行了上述活动，研究此事的学者多是根据间接史料的一种推测，但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雷纳尔与富兰克林关系甚好，在如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二是雷纳尔希望英国能够与北美13个殖民地和解，反映出他内心对英国一直存在的“偏袒”。这两点对他形成关于美国革命的看法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雷纳尔对美国革命及其意义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哲学与政治史》的修订版中，与他对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观点不存在割裂，而是有机地连接一个整体，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居民享受的“自由”受到母国肆无忌惮的侵犯后他们做出的武装反抗举措。殖民地的抗争不能看作简单的“内乱”，而是所谓“反叛者”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原则作为指导，让反抗具有了正当的理由，一定程度上讲把“反抗”提升到新的高度。雷纳尔由此认为“使革命正当化的原则被广泛传播。这些原则起源于欧洲，尤其起源于英国，被哲学家传入美国。母国的知识转而成为自己的对立面”。[53]这场革命虽酝酿了很长时间，但母国对殖民地强行征税成为导火索。根据雷纳尔的描述，英国议会置其北美殖民地的利益于不顾，把高额税收强加给这些殖民地，殖民地居民“缴纳的税超乎人们的想象”。英国政府“征税的方式本身就是压迫。一场战争在国王和臣民之间形成。那些提高国家税收的人无疑是公民的敌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富免遭税收，犹如免遭侵略一样”。殖民地居民从英国宪章中找到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即“没有他们的同意不得征税”。这种权利“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因为其奠定在理性的永恒法之上”。在雷纳尔看来，自由本身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旦自由不复存在，对其他权利的保障便会成为一纸空文，流于形式。因此，维护殖民地居民享受“自由”的权利便成为他们起而反抗的根源。雷纳尔以波士顿为例说明“自由”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中激发民众斗志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打响“反抗”第一枪的城市，对自由的“炽热精神越来越令人兴奋。宗教界的大声疾呼增强了自由呼声的力量。教堂与号召反抗英国最激烈的语言遥相呼应。对哲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壮观场景，他们看到，甚至在庙堂，在圣坛的脚下，在这些地方，迷信肯定不停地祝福国家强化控制，牧师必须常常对暴君阿谀奉承，但此时自由却呼唤着维护受压迫者的权利”。在这种局面下，当“一个自由民族祈求天国抵制压迫时，求助于武力就不会拖得太久了”。殖民地居民“揭竿而起”正是维护这种“世代相传之权利”的一种本能反应，只有这种权利得到维护，才能获得“对所有其他权利的最可靠保证。这便是美国人的革命”。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居民享有自由的权利由来已久，自由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深深地嵌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他们很难容忍这种“世代相传”的自由受到侵犯，拿起武器使之得以维护乃是对自由的珍视。雷纳尔借用殖民地居民的话宣称，假如“我们服从他们，我们便无与他们抗争的权利。只有自由才能宣告我们无罪。自由和完全的自由是值得我们努力和冒险的唯一目标”。[54]雷纳尔从殖民地居民维护自由的角度揭示美国革命的起源，不失为一种卓见，可以说是抓住了理解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在同时代的欧洲知识精英层中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雷纳尔笔墨至此的话，那么他肯定不会招致美国人的批评。潘恩1782年8月21日给雷纳尔写了一封80余页的长信，反驳了他对美国革命的“误读”。[55]这些批评显然与雷纳尔的上述见解关系不大，而是涉及他对英国政府施加给殖民地“暴政”的描述有点模棱两可，是非不清。雷纳尔对英国一向抱有好感，尽管他在论及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以武力对“自由”权利维护时驳斥了英国当局所持的一些观点，[56]但却让读者不会感到他具有义愤填膺的情绪。他甚至混淆了殖民地反抗与英国镇压在本质上存在区别，声称“文明人的历史只是其悲惨苦难的历史。历史的每一页都沾满着血迹。一些是压迫者的血迹，另一些却是受压迫者的血迹。按照这种观点，人类比野兽更为邪恶，更为可悲。不同种类的野兽靠着不同物种生存。然而，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止相互攻击。甚至在同一社会，只存在毁灭和被毁灭的条件，无论政体的形式或虚伪的平等过去或现在是什么，这种状况一直与原始的自然不平等相对立”。正义的革命或战争同样会导致流血，这是推动社会进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显然不能用“相互攻击”来说明北美地区发生的事件。雷纳尔甚至认为殖民地并未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认为引发地球上许多次革命的全部原因“无一存在于北美。这里丝毫没有针对宗教或法律的暴行。殉道者和公民的鲜血不曾流淌在绞刑架上。道义没有遭受到任何侮辱。人民依恋的礼仪和习惯无一被用作嘲笑的对象。专制权力不曾把任何居民从家庭和朋友那里拖出，使之陷于牢狱的恐惧之中。公共秩序并未遭受到破坏。管理政府的原则未曾发生丝毫改变，政府的准则依然总是相同的”。[57]雷纳尔上述之言显然与北美的实际状况不符，但却会对欧洲读者产生误导，他们还以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暴乱，这种看法也与他对美国革命的一些观察自相矛盾。这段话遭到潘恩等的激烈抨击，潘恩认为雷纳尔没有生活在美国，根本无法理解这场革命发生的“有力原因”。[58]雷纳尔绝不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学者，他为何说出这番话，肯定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大概只能说明他不愿意把英国划入专制暴政国家之列，同时暗示了美国革命与以往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革命皆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至于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雷纳尔没有言明，但他对这场革命将给美洲和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有种直感，这是以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希望和担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雷纳尔对这个在殖民地废墟上兴起之共和制国家的看法。

雷纳尔是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抨击构成了《哲学与政治史》的主线之一，他把美洲描述为“低劣”旨在谴责欧洲大国的殖民扩张给新大陆带来的“邪恶”。美国革命改变了雷纳尔对美洲一切皆为“低劣”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与雷纳尔主持撰写这部多卷本著述所遵循的主旨不谋而合。革命本身是反对殖民统治，革命结果是一个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共和体制国家的诞生。因此，不管雷纳尔对美洲表现出多大的偏见以及对英国政体抱有多大的好感，他无疑会对这场革命发出由衷的赞扬。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发布《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建立美利坚合众国。雷纳尔对此显得异常激动，把这个已宣布独立的国家称为“英雄的区域”，并带有遗憾的口气宣称，他年迈体弱，已无机会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他将永远不会出现在“组成你们阿勒奥珀格斯山的那些值得敬重者的中间。我将永远不会出席你们国会的议事。我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也不会目睹到容忍、道义、既定法律、美德和自由在这里找到归宿。我的骨灰将不会撒在这片自由神圣的土地，我只是希望能够撒上。我的临终遗言是对上帝发誓，祈祷你们大功告成”。[59]这段话应该是发自这位致力于反专制暴政斗士的由衷心声。在美国开国先辈看来，美国革命的特殊性体现在其不仅是一场美利坚人争取独立的战争，而且还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富兰克林1777年5月初在致塞缪尔·库珀的信中谈到了这个新国家为人类承担的历史使命，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我们在维护自己的自由时为他们的自由而战。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我确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精神和德行，最终将使之成功地圆满完成”。[60]雷纳尔差不多重复了富兰克林的这种看法，把美国革命说成是“将转变为受压迫者抵制暴君的普遍战争，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美国革命的成功”。因此，美国人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成为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要对暴君进行报复，至少要把我们的仇恨情绪发泄到外国压迫者的身上。在挣脱镣铐的声响中，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镣铐似乎正在变得更轻；当我们得知全世界人民不再看中君主时，我们随即感受到能够呼吸更为纯洁的空气。此外，这些争取自由的伟大革命教训了暴君，警告他们不要指望人民会忍耐过长，指望他们永远不会受到惩罚”。由此可见，这个新国家担负着把受压迫者从专制主义暴政下解放出来的使命。雷纳尔把美国比喻为远古时代人类毁灭于大洪水之后幸免于难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受命于上帝让地球重新成为人类的居住地”。美国“便是这个家庭。专制主义已淹没了一切，我们能够使这个世界第二次复兴”。这样，在美国革命进行之时，全世界的“未来一代把眼睛盯着我们，正在祈求我们获得自由。我们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如果我们背叛了他们，他们总有一天戴着锁链走过我们的坟墓，把邪恶的咒语甩给我们”。[61]雷纳尔上述文字中的“我们”，显然是指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浴血奋战的美国人。在雷纳尔的笔下，这个正在人类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共和制国家成了全世界受压迫者和迫害者的最大希望。

出于对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满情绪，雷纳尔对这个新国家的共和政体称赞乃是太正常之事了，赞扬之语中夹杂着对共和政体在美国能否成功运行表示怀疑。当时很多欧洲精英人士认为，成功的联邦共和国疆土面积都不是很大，如荷兰、威尼斯、瑞士等欧洲国家。[62]言下之意，共和体制很难在国土面积广阔的美国存在下去。雷纳尔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担忧，不过在行文中却流露出这方面的意思，认为共和原则从理论上讲通常是正确的，然而要将这些原则实际运用于这个新共和国时肯定会遇到困难，原因主要在于美国疆域过大。雷纳尔主要是从政府发挥效率角度考虑的，他以国土面积很小的荷兰以及历史上的古希腊联盟加以说明。国土面积小易于让联邦共和国成为凝聚力很强的一个整体，能够有效地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各省之间的共识。美利坚合众国却是与之相反，疆域“分散在一片广袤的大陆之上，在新大陆占据了差不多1/4的空间，被沙漠、群山、海湾和辽阔的海岸所隔离开，不可能具备这种迅速联系的有利条件。如果大陆会议得不到每个州的特别协商而不能在政治利益上做出决定，如果在各种重要时刻，在发生各种无法预测的事件上，大陆会议必然要发出新的指示，作为一个新的代议制政权，这个机构将不会有效率。路途的距离、延误以及无休止的辩论，常常会损及公众利益”。[63]雷纳尔没有说出共和制不适宜美国之语，但要是一种政体缺乏效率且不能为公众从事各种活动提供便利的话，那么长此以往必会走到历史的尽头。这是一种推测，不见得符合雷纳尔对采用共和政体之美国的认识，但他后来思想的转变肯定与这种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哲学与政治史》最新修订版问世时，美国革命尚未结束，北美地区依然处在战火硝烟之中。雷纳尔无疑希望一个与君主专制政体对立的共和国获得成功，为依然饱受专制压迫的人们树立一个榜样，成为他们逃避暴政的“避难所”，但他对这场革命能否顺利成功依然存有疑问。在雷纳尔看来，革命进程的时间拖得越长，革命者也许越会发生“厌战”情绪，即“一个正在为自由而战的民族，疲惫于痛苦的长期斗争，更易于受到目前危险的打击，未来前景反倒激发不起他们，这个民族会感到他们勇气受挫，也许总有一天受到诱惑宁愿依附于和平，而不愿意伴随着危险和流血的独立和骚乱”。雷纳尔这里表示了一种担心，肯定是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出现，美国人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将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雷纳尔在书中很少涉及法美结盟，作为一名深受法国专制主义之害的人，他打心底里不愿意自由的美国与专制的法国结为同盟。当法国作为美国的盟国介入之后，他预言英国和法国“两个多年处于争夺状态的国家将血洒大洋水域，再次玩起了这种令人恐惧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国家的繁荣将永远弥补不了特殊的灾难。它们身上表现出的野心不会熄灭对它们同胞的所有仁慈，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它们就开始部署，无论在这两个半球的哪一个，灾难将准备降临到人类头上”。[64]美国革命的成功大概很难离开国际社会的支持，法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专制的法国支持自由的美国显然是利益诉求使然，借以打击宿敌英国，重振在美洲的昔日雄风。美国求助于法国同样是利益的需要，原则在外交中往往是服务于实际利益的实现。雷纳尔隔洋观察，对这个新国家在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无亲身体验，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上述两段话表明雷纳尔对美国革命还是缺乏真正的理解，这是远离美国革命战火而又对革命进程关注的欧洲文人之共同特征。

雷纳尔很清楚美国革命成功之后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这个新国家必会成为“地球上最为繁荣的国家之一”。采用共和体制的美国一旦走出疆域辽阔而带来效率低下的困境，走上强大是必然之事，这是一个很难遏制的大趋势。按理说，雷纳尔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他无论如何还是难以兴奋起来。雷纳尔不满君主专制的统治，可是内心绝不希望本国或本地区衰落下去，更不愿意看到这个新国家未来成为欧洲的主人。然而，美国在北美的崛起本身便是对欧洲的一种威胁。他设想，一旦这个疆域一望无垠的大陆确立了“自由”，这个新国家将会成为欧洲的“社会渣子、阴谋之人、煽动叛乱者、恶人或运气不佳者的避难所”。他们不务正业，好吃懒做，骚动不安，更易于转向征战掠地，通过一场持久的战争使侵略转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职业。这个“新民族已经做好了入侵的准备”，他们“将选择他们的敌人、他们的战场和他们的胜利时刻。他们的攻击总是出乎意料地降临到毫无防御的海域或海岸。在很短的时间内，南部诸省将成为北部诸省的战利品，前者丰富的产品将弥补后者产品的贫乏。我们绝对君主的属地甚至会争取加入自由民族的联邦”。届时新大陆将与旧世界相分离，成为只属于“它们自己”的半球。要是这种扩张不会停止的话，就连“欧洲总有一天会发现被她的孩子所控制”[65]。言下之意，美国最终会征服欧洲和整个世界。美国学者托马斯·墨菲总结了雷纳尔这方面的看法，即“新大陆尽管曾经为不毛之地，但最终会繁荣昌盛，可能会主宰旧世界”。[66]这是雷纳尔向欧洲大国发出的警告，暗示了绝不能让北美地区完全落入美国手中。雷纳尔在书中向马德里和凡尔赛王室建议采取措施在北美地区保持两个大国的存在，以便形成“相互监督、相互抑制和相互制衡”。这种“互惠的不信任”可以防止这个新国家在遥远的地方采取“入侵”行动，保持新大陆建立的其他国家“享有迄今为止尚未受到干扰的安定状态”。[67]雷纳尔对美国的这种认识纯粹是一种主观猜测，明显地打上欧洲人对美国偏见的烙印，但他对独立后的美国人充满活力和勃勃雄心的估计是正确的，至于这个新国家通过扩张把北美地区绝大部分领土据为己有，还真是被雷纳尔不幸而言中了。

雷纳尔美国观的形成受到富兰克林等的影响，有个人独到见解之处，但最终还是难以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设置的樊篱，不可避免地说出一些“不着边际”之语，这也是潘恩、杰斐逊以及马泽伊等对其关于美国看法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主要原因。雷纳尔美国观无疑存在着前后不一致之处，遭到一些学者的诟病。其实，这种不一致反映了他观察这个新国家时所面对的一个“困境”。他把美国看作美洲退化的例外，但还是无法彻底告别使他成就大名的这种理论。这样，当他力求《哲学与政治史》修订版保持全书观点一致时，在涉及具体问题时自然就难免顾此失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