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偏于从词作自然表现角度辨析之论

民国时期传统词学对词作体性辨析的第五个维面，是偏于从词作自然表现角度加以展开的。在这一维面，胡适、叶恭绰等有所论说。

民国前期，胡适在《致钱玄同》中云：“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48]胡适论说词的创作本质并不在是否“可歌”之上。他认为，词由诗之体中衍化而出，乃我国抒情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其根本优长在于词的语言表达更合乎自然，更接近与切合人们的口语表达习惯。胡适以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为例，进一步阐明诗词之别并不在以“可歌”为原则，其关键在是否更切合人们的口语表达。很显然，胡适对“词”这种文学形式，是寄寓“文学革命”使命的，也从一定意义上寓示传统抒情文学的发展方向。其又云：“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语言之自然也。”[49]胡适同时提出词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一是“字句终嫌太拘束”，二是“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他认为，正因此，散曲之体从字语运用方面对词体形成补充拓展之艺术功效，它更多地融合衬字衬语，有效地弥补了字句之拘束，可从不同的方面与程度上增扩与加强语言的表现效果；二是散曲之体在结构方面更显示出一定的纵深性，可更有效地表现多方面与多层次意旨。因此，散曲从词体中衍化而出，确将传统文学之体推陈出新了，是适应社会变化与时代发展的。

民国中期，叶恭绰在《与陈柱尊教授论自由词书》中云：“诗词曲本一贯之物，以种种关系而异其体裁与名称，其为叙事、抒情之韵文则一也。应求可以合乐与咏唱，则亦同。愚主张，曲之流变应产生一种可以合乐与咏唱之物，其名曰歌。其详已见拙著《振兰簃裁曲图诗序》，兹不复赘。尊著自由词实即愚所主之歌。鄙意应不必仍袭词之名，盖词继诗，曲继词，皆实近而名殊。犹行楷、篆隶，每创一格，定有一专名与之，以明界限，而新耳目。”[50]叶恭绰肯定诗、词、曲之体在内在本质上是相近相通的，认为它们乃因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形成异别，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叶恭绰倡导，从抒情性文学之体内在承衍与创变的过程与规律来看，将来应该出现一种可名之为“歌”的文学体制。它能较好地将“合乐”与“咏唱”，亦即协于声调与大众化吟唱融为一体，从而，既明确不同文体细微之界限，又将抒情性文学之体制推陈出新，是适应社会变化与时代发展的。

总结民国时期传统词学对词作体性的辨析，可以看出，其在承衍前人对词之体性辨说的基础上，较为集中地从艺术体制与内在质性、创作旨向与艺术功能、音调变化与审美表现、面貌呈现与风格特征，以及词作自然表现的角度进一步予以了展开。他们对词体与诗、曲等文体的相通相趋与相异相离进行了具体丰富而细致深入的辨说。这些辨说，从不同的视点上展开、充实、深化与完善了传统词体之论的内涵，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平台，也从一个视点显示出民国时期词学所达到的思维认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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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卓掞：《水西轩词话》（乙稿），福建图书馆藏抄本。

[2] 严既澄：《初日楼诗·驻梦词》卷首，北平人文书店民国21年线装版。

[3]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29页。

[4]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5页。

[5] 杨传庆、和希林辑校：《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6]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7]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2页。

[8]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8页。

[9]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9页。

[10] 顾宪融：《填词百法》卷首，上海崇新书局民国14年版。

[11]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6—1247页。

[12] 孙克强、岳淑珍编著：《金元明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0页。

[13]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页。

[14]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80页。

[15]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

[16]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9—2160页。

[17]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7页。

[18] 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19] 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11页。

[20] 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23页。

[21] 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65页。

[22]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6页。

[23]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4] 杨传庆、和希林辑校：《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25]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8页。

[26] 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8页。

[27]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4页。

[28] 邵祖平：《词心笺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9]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2—1263页。

[30]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0—2041页。

[31]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页。

[32] 孙克强、杨传庆、裴喆编著：《清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6页。

[33]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34]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页。

[35] 杨传庆、和希林辑校：《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36]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6页。

[37] 吴梅：《词学通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页。

[38] 杨传庆、和希林辑校：《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39]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页。

[40] 邵祖平：《词心笺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41] 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1页。

[42]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7页。

[43]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0页。

[44] 卓掞：《水西轩词话》（乙稿），福建图书馆藏抄本。

[45] 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7页。

[46] 刘梦芙编校：《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36页。

[47] 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5页。

[48]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382页。

[49]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页。

[50] 杨传庆编著：《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