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迁移与人口规模

人口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源的消费者。城市聚集的人口规模越大，对以粮食为主的物资供应要求越高。唐末与五代至辽初，契丹与幽州地区的关系，左右着区域人口的增减。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传统社会，人口尤其是成年丁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生产力因素。在后晋割让幽蓟十六州之前，契丹入塞侵扰的目的之一就是掳掠汉地人口，押送到本国境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当契丹占有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尤其是提升幽州为陪都南京之后，南京（幽州）就从人口输出区变成了人口输入区。在很多情况下，区域人口的迁移是战争结果的一部分。

契丹对汉地人口的掳掠，开始于立国之初耶律阿保机多次率兵南下。唐天复三年（903）十月，阿保机“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天祐二年（905）十月，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合击占据幽州的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13]。阿保机即位的第六年（912）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亘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契丹神册元年（916）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分别治今河北蔚县、涿鹿、宣化、怀来与北京延庆），俘获不可胜纪”[14]。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攻入今北京、天津、河北境内，“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依次治今密云、顺义、蓟县西北、三河、良乡、望都、通州、满城、徐水），俘其民徙内地”，即契丹在北方的兴起之地；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治今辽宁开原中固镇）、沈州（治今辽宁沈阳老城区）”。天赞元年（922）二月“复徇幽、蓟地”；三年正月“遣兵略地燕南”，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治今辽宁新民市辽滨塔）地”[15]。

为了促进契丹境内的农业生产，阿保机采取抚恤政策，使流徙塞外以及被乘乱掳掠而来的幽州等地民众安心从事耕种。即位九年时（915），在滦河沿岸的泽州神山县（治今河北平泉西南察罕城）设立汉城，“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16]。击败渤海国后，“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17]。除了散处契丹旧境者之外，汉民通常被集中在某地，“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18]，大多沿用其故土的州县名称。借助这些同名异地的州县，可以找到有关人口来源的线索：

（1）上京道（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临潢县，“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以名。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19]。怀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长春州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乌州爱民县，“拨剌王从军南征，俘汉民置于此。户一千”。龙化州龙化县，“太祖东伐女直，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邑，户一千”[20]。此外，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为安置俘掠的人口，“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或作“头下州”，大致与幽蓟地区相关的有：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户六千”。原州，“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城，……户五百”。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户三百”。顺州，“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户一千”[21]。后周广顺三年（953）从契丹逃回的胡峤追述：上京“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22]。

（2）东京道（治今辽宁辽阳老城）：沈州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祺州“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祺州所辖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龙州，“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23]。

（3）中京道（治今内蒙古宁城大明镇）：泽州，“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开泰中置泽州”。兴中府兴中县，“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这都是“太祖平奚及俘燕民”的结果[24]。

（4）南京道（治今北京西南）：檀州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隶彰愍宫，户三千”。平州，“太祖天赞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错置其地”，下辖的安喜县是“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户五千”，望都县是“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户三千”，滦州也是“太祖以俘户置”[25]。

人口迁移在客观上带动了先进的汉族农耕技术及相关制度、文化等向契丹所在的北方传播，广大人民却为此付出了在战争中死亡流离的惨重代价。宋太宗北伐幽州兵败之后，“河朔之民，数被其毒，驱掠善良入国中，分诸路落，鞭笞陵辱，酷不可闻。汉民每被分时，父母妻子各随虏骑而去，号哭之声，震动天地，见者为之变色，闻者无不伤心焉”[26]。辽圣宗时期数次与北宋交战，在战争胜利的背景下，边民归附、边将归降与众多战俘使人口以较大规模向南京周边聚集。统和元年（983）二月，“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村来附，诏抚存之”[27]。七年（989）正月，“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契丹大军不久即攻破易州，“迁易州军民于燕京”。二月，“诏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28]。在契丹境内也有局部的人口迁移，统和十五年（997）“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29]。在战争与国家行政力量之外，人口也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被动迁移。早在北周广顺元年（辽应历元年，951），幽州发生严重饥馑，流民开始散入北周所辖的沧州境内。二年十月“沧州奏：自十月已前，蕃归汉户万九千八百户。是时，北境饥馑，人民转徙，襁负而归中土者，散居河北州县，凡数十万口”[30]。不仅如此，“冬十月，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本国亦不之禁。周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国民被掠得归者什五六”[31]。当自然灾害发生后，双方对于逃命的百姓不再设置障碍。后周与北宋时期，由于眷恋故土或民族矛盾，屡次发生汉人南逃之事。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共处、稳定发展时期。经过几代人的交流之后，民族隔阂渐变为民族融合。老一辈心中清晰深刻的民族畛域，到新一代长成后已日趋模糊。北宋田况描述道：“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服习不怪，甚至右虏而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尝怅然，无可奈何。”[32] 元祐四年（1089）翰林学士苏辙出使契丹，在今河北平泉一带看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生。”[33] 辽宋之间“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苏辙接触的辽国大臣“皆言及和好，咨嗟叹息，以为自古所未有”[34]。长期的和平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经济的恢复发展。

区域归属和城市性质的变化决定了辽南京地区的人口迁移方向，进而影响到近千年来北京建都的历史进程。“在契丹贵族获得对南京地区的统治前后，以军事手段强制人口迁移，形成了人口离散迁移与内聚迁移交错进行的复杂局面。总的看，先以离散迁移为主，使区域人口迅速减少；后以内聚迁移为主，使区域人口得到补偿甚至增加，为南京地区人口的空前增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南京地区形成了汉人与契丹、奚、渤海、室韦等少数民族人口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区域经济的新形势，推动和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同时也揭开了创建多民族统一国家并奠都燕京的历史序幕”[35]。据韩光辉教授研究，唐末五代至契丹初据期间，幽州（南京）地区的人口在大量流徙之后，只有约2.5万户、10万人，城市人口约为0.5 万户、2.2 万人[36]。到辽朝后期的天庆三年（1113）左右，处在今北京市范围内的州县赋役户数包括：南京析津府析津县2万，宛平2 万2 千，昌平7 千，良乡7 千，潞县6千，玉河1千，漷阴5千，怀柔5千，密云5千，行唐3千户；西京道儒州缙山县5 千户[37]。上述诸州县总计8.6 万户，如以每户5人估算，则合43 万人。再加上与今北京市毗邻交错的范阳、三河、渔阳、兴化诸县的部分人口，总数当在9.3 万户、46.5 万人。南京地区的总人口，则要加上宫卫军户七八万人、僧尼人口四万人[38]。在南京城内，以26 坊每坊容纳600 户、每户5 口估算，约有1.6 万户、赋役居民8 万人；再与军队、僧尼人口合计，总共约为2.5 万户、15.8万人[39]。《契丹国志》称南京“户口三十万”[40]，仅仅是对“户”与“口”所做的笼统估计，不能视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确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