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复杂的女王
格林尼治[1]
1587年2月19日至22日
这件在伦敦人看来如此简单的事，在他们女王眼中却根本不简单。伊丽莎白仍在格林尼治，那里的普拉森舍王宫是她众多宫殿中最舒服的一座。王宫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透过众多的窗户，可以看见高大的船舶在她王国的主要水道里往来穿梭。仅仅一个星期前，就在格林尼治，她终于签署了玛丽的死刑执行令。她的新国务大臣威廉·戴维森先生一直随身保管着这份文件，直到人民的焦虑和枢密院的争辩渐渐消磨了女王的抵触情绪。签署死刑执行令之后，女王提醒戴维森，比起丧命在公共行刑人之手，还有更合适的方法来处决一位女王。不过，公开行刑正是她的顾问一心要做的。他们没有再同女王商量，就将必要的信件交给了比尔先生。伊丽莎白没有再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从十一月初以来，这些顾问便联合起来，采用了所有的计策，出示了所有的证据，围着她反复劝谏，请她签署死刑执行令。倘若她真的相信这些顾问在拿到命令之后不会按照他们的想法加以执行，那她就应该感到内疚，因为极少犯错的她这次看错她的顾问了。凭借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和对政治博弈的深入了解，她肯定早就知道，通往法瑟林盖的道路上即将传来怎样的消息。
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儿子只用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沿着漫长而泥泞的道路来到格林尼治。当他骑着气喘吁吁的骏马停在王宫庭院时，女王正要上马去打猎，在混乱中没有看见他。于是，信使先向伯利勋爵报告了这个消息，后者听到后非常开心。但他侍奉伊丽莎白多年，学会了明智地按兵不动，所以他很乐意让其他人将消息传给女王。伊丽莎白的所有顾问显然都持同样的看法。消息迅速传遍了伦敦，还没等伊丽莎白返回王宫，格林尼治的大街小巷便已议论纷纷。到这时便无法再向女王隐瞒实情了。
关于女王得知消息后的情景，我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正如我们早已预料的那样，有关伊丽莎白的史料总会自相矛盾。在对自身苦难的记述中，国务大臣戴维森先生悲哀地写道，一个匿名的消息提供者告诉他，在得知苏格兰女王被处决后，女王陛下举止如常，没有流露任何情绪。然而，玛丽之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却听说，英格兰女王得知法瑟林盖的悲剧后无比震惊，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还发自心底地哭泣起来。在她一生中，无论她遭遇何种意外，人们都没有见过她有这样的表现。
这一次，两种记载可能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伊丽莎白在姐姐[2]的统治下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如果她在听到自己签署的死刑执行令得到落实之后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绝不可能无法克制），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压制这种情绪，绝不能在王宫中挤满各式廷臣和旁观者的公共场合表露出来。如果伊丽莎白要在人民欢庆时哭泣，她绝不会在他们看得见她的地方这样做。
她后来无疑在另一群更合适的观众面前痛哭流涕。她需要召唤眼泪。在处死苏格兰女王带来的各种危险中，最明显、最迫切的来自苏格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基本是被母亲的敌人抚养大的。在詹姆斯六世性格形成的关键青少年时期，他的首席导师[3]为了装点自己的教导职责，出版了一本关于那个被上帝遗弃的女人玛丽·斯图亚特的书。书中的语言高深晦涩，而且粗野下流，任何译者都最好保留其拉丁原文，不要翻译。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在其他臭名昭著的罪行之外，她还杀害了自己孩子的父亲。即便在摆脱了布坎南的教导之后，詹姆斯也没有对母亲的天主教事业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对于母亲，他的最大焦虑是英格兰能否保证母亲在监狱中的安全。他听到母亲的死讯后，最纯粹的感受很可能是解脱。
可是，对一位国王来说，听凭自己的母亲沦为公共行刑人手中的牺牲品，终究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这对苏格兰国王来说尤其让人尴尬，因为苏格兰混乱的暴民将屠戮自己的君主视为古老的特权，他们并不喜欢边境那边的世仇篡夺这一权利。不少好战的苏格兰贵族会怂恿詹姆斯采用传统的办法，用火与剑向英格兰报杀母之仇；不少海外势力也会鼓动詹姆斯发动突袭。玛丽是天主教英雄、法兰西前王后、现任法兰西国王[4]的嫂子，她还是强大的法兰西吉斯公爵的表亲[5]和政治盟友。苏格兰之外，还有多股势力会因为玛丽被处决而不悦，这些人全都会迫不及待地将玛丽的儿子推到复仇者的前列。伊丽莎白听说，苏格兰的反英格兰势力正日益强大，而且愈发固执地认为，玛丽死于伊丽莎白的狱卒之手这一点便足以直接引发战争。为了苏格兰的荣誉，詹姆斯似乎就要被推上危险的风口浪尖。如果他想避免此种命运，就需要伊丽莎白出手相助，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久后，不屑为玛丽·斯图亚特流一滴眼泪的国务大臣沃尔辛厄姆先生会敦促伊丽莎白，务必通过贿赂和勒索给予苏格兰国王一大笔抚恤金，还要慷慨解囊，收买任何可以收买的苏格兰人，同时加强北方边境的守备。本就危机四伏的英格兰又面临苏格兰南侵的威胁，自己的女主人却对此漠不关心，诚实的沃尔辛厄姆简直都要急疯了。但伊丽莎白发现，眼泪要比鲜血和黄金更便宜。她要用詹姆斯可以接受的最低价码买得苏格兰的中立。
不过，眼泪只是第一笔抚恤金。星期五，她的老朋友和新任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发现，女王脸上乌云密布，正在斥责以戴维森为首的臣子不该如此鲁莽，在未得到她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偷偷发出死刑执行令。星期六，伊丽莎白又将自己不可抑制的怒火倾泻在所有枢密院成员头上。人们真应该看看女王这场雄辩的未删节抄本，伊丽莎白的顾问们听后，吓得胡须都卷曲了。那些强硬的廷臣，如海军大臣、巴克赫斯特勋爵[6]，甚至是伟大的伯利勋爵，都禁不住涕泪交流，语无伦次。我们从伊丽莎白侍从的描述可知，女王爆发狂怒之后令人目不敢视，无法忍受，而这一次发怒尤为恐怖。一位顾问后来说，终伊丽莎白一朝，他从未见过女王陛下如此激动。女王这场怒斥的主旨是要拿一名臣子作为牺牲品。至于其他尊贵的顾问，虽然他们像被鞭笞的学童一样畏畏缩缩，却只不过是挨了一顿痛骂之后就全身而退了。尽管顾问们纷纷跪地劝阻，逮捕国务大臣戴维森先生并将其立刻关进伦敦塔的命令还是得到了执行。这是一项极端的行动。在都铎王朝，戴维森这样的顾问一旦被送进伦敦塔的叛徒之门，几乎全都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在指出牺牲戴维森可能平息苏格兰的怒火时，女王的一位苏格兰朋友找机会评论说：这种时候往往“必须找个人当替罪羊”。这句话虽是讥讽，但女王似乎正是这样做的。
最后给苏格兰的抚恤金并没有高昂到需要取戴维森人头的地步。审判这个不幸之人的贵族裁定他有罪，判他缴纳一万马克罚金，并囚禁在伦敦塔中，期限由女王的喜好决定。这终于让苏格兰人满意了，尽管仍然带着愠怒。伦敦塔中的囚禁生活可能极其恶劣，但也可能像伊丽莎白本人曾经遭受过的那样不值一提。戴维森的遭遇似乎不可能多么严酷。十八个月后，伴随着更严重的事件的喧嚣，关注的焦点从他身上转走，于是他被悄悄释放了。不仅判他缴纳的沉重罚金被全部免除，而且他还可以继续领取国务大臣的薪俸。后来他抱怨自己身无分文，但那非常夸张，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贫穷罢了。
戴维森这样的人物突然从历史中消失，这不可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但也不必太遗憾。可以说，他在国务大臣这一新职位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任务导致他身败名裂。但威廉·戴维森为人死板，这让人不禁怀疑，在那个必须灵活变通、甚至委曲求全才能生存的环境中，他到底能活多久。死刑执行令签署之后，伊丽莎白就曾询问他——开始时还是转弯抹角地建议——除了公开行刑，是否还有某种不那么粗野的方式除掉玛丽。戴维森无法理解女王，等他理解了，又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当女王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之后，他闷闷不乐地遵照女王的指示，就这件事给埃米亚斯·保莱特爵士[7]写信。保莱特在回信中义愤填膺地拒绝在未经法律批准或者缺少死刑执行令的情况下处死玛丽。有人怀疑，戴维森后来将保莱特的回信转交给女王时，正气凛然地表示赞同，而这刚好唤起了伊丽莎白对正在侍奉自己的这群拘泥陈规又无比挑剔的清教徒的鄙视。她的新任国务大臣也在被鄙视之列。道德重心在这几个世纪中发生了转移，一些历史学家对此不够敏感。在处决玛丽这件事情上，他们称赞戴维森的态度，谴责伊丽莎白的态度，却忘了无论是公开处决还是采用别的方式行刑，玛丽都会丧命。他们还忘了，根据当时的习俗，暗杀王室成员是可以容忍的，但合法地处决他们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同样忘了，戴维森和保莱特都签过《联合契约》，而根据这一契约，只要在稍微不同的情况下，他们都必须去做现在拒绝去做的事。事实是，女王周围这些神情严肃的贵族在过分焦虑之中神经紧绷得太久，于是放弃了不同意见，共同策划了一场阴谋，要逼伊丽莎白采取无法挽回的行动，而伊丽莎白对此心知肚明。她给过戴维森一个机会，逃出这个将他们二人勒紧的套索，但戴维森只是将套索勒得更紧。
她至少向戴维森发出过一次警告。当死刑执行令还在他手中、未送达法瑟林盖时，女王告诉他，自己梦见苏格兰女王死于戴维森之手，而她并不知情，还说她满心悲伤和愤怒，倘若戴维森当时就在她身边，她一定会杀了他。戴维森只是回答说，他很高兴当时自己不在女王身边。她是否还在更早以前警告过戴维森？当他离开女王，去大法官那里领取国玺为死刑执行令盖章时，女王命令他中途造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在伦敦的宅邸，向这位首席国务大臣展示女王签署的死刑执行令。沃尔辛厄姆已经幸运地连续数周卧病在床。女王还补充了一句：“他说不定会悲痛得一命呜呼呢。”沃尔辛厄姆对苏格兰女王怀着尽人皆知的深仇大恨，莫非女王只是对他开了个有点无情的玩笑？伊丽莎白的讽刺通常不止玩笑那么简单。很可能她打算让戴维森想一想：倘若沃尔辛厄姆只是看了一眼玛丽的死刑执行令就欢欣鼓舞，那玛丽之死的消息会不会让戴维森的这位同僚彻底康复呢？可怜的戴维森脑子太僵，没有听出弦外之音。不过，按照卡姆登[8]的观点，戴维森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替罪羊，那些嫉妒他平步青云的官员之所以心平气和，是因为他们早就料到，玛丽死后，至少会有一个官员紧跟着完蛋。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不表示赞同。当然，戴维森被突然从权力游戏中清除之后，他的位子将任由未出局的玩家接替。
伊丽莎白以这样的态度对戴维森，并不只是为了应付苏格兰，而是要做给全欧洲看。她给玛丽的小叔子、法兰西现任国王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她的惊愕、愤怒和悲伤。英格兰驻巴黎的外交官将这封信的内容广为传播。威尼斯大使向市政议会报告，英格兰女王处在痛苦的悔恨当中，责怪自己不该签署死刑执行令并将其交给戴维森。她这样做只是希望借此满足臣民的要求，谁知她的这位官员却鲁莽地越权行事。女王已经下令逮捕戴维森，解除其职务。她想要尽量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情。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而在伦敦，女王的心腹顾问似乎真的对自己的行动带来的后果而惊讶莫名，真的为他们的行动对女王的影响而忧心不已。就连伊丽莎白最痛恨的仇敌、身居巴黎却渴望跟着他的佛兰德老战友的军队重返伦敦的门多萨，也致信腓力二世，说英格兰女王因为玛丽之死而悲痛欲绝，以至于一病不起。必要的时候，伊丽莎白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不过，如果说她这次是在演戏的话，那她先前还从未进行过如此令人信服的表演。
我们不用太在意这是否全是表演。对伊丽莎白的复杂性格，最好不要妄下定论。有人或许会怀疑，对于将已签署的死刑执行令交给戴维森最可能引发的后果，伊丽莎白是否未做深想，怀疑她在事态骤变后感到的惊讶是否足够真实。有人可能不相信她对自己的苏格兰表侄女的感情是真实的。她与玛丽之间只存在敌对这一种关系。倘若她和她的王国最为致命的威胁能以另一种方式被铲除，人们会怀疑伊丽莎白可能不会如此悲伤。然而，在伊丽莎白所痛惜的这件事当中，本就不必掺杂个人的悲伤和懊悔。这起突发事件有太多的理由让她流泪。伊丽莎白也许比英格兰的其他任何人都清楚，法瑟林盖那把落下的斧头，是多么彻底地斩断了英格兰同过去的主要纽带。
抛弃光辉灿烂、大获成功的过去，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崭新世界，这对已经五十三岁的伊丽莎白来说并不容易。自从登基之初，在法兰西经历了一场短暂的灾难性实验后——那次实验让她懂得了战争中的机会变化莫测，而战争的开销却确定无疑——伊丽莎白便竭尽所能地避免做出任何不可撤销的承诺。她的外交政策就是保持灵活多变，她无须吹灰之力就能做出调整。她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始终在变。“享受时间给予的好处”是当时主要的治国术箴言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难题都自行解开，许多孤注一掷的决定会显得毫无必要。时间揭示出，这个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世界中存在太多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精明的政治家会信奉谨慎的机会主义，乐于以不变应万变，明哲保身。但伊丽莎白不仅利用了时间，她还阻止了时间，有时似乎消除了时间的影响。如果她总是一成不变，那是因为她总在不停地改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个欧洲迈着不可阻挡的步伐，陷入经济崩溃和手足相残的深渊之中，而伊丽莎白似乎仅仅通过反复无常和举棋不定，就向她心爱的岛屿施加了超越时间的符咒。没有一位英格兰外交家可以肯定，今天的事实与明天的事实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女王只要心血来潮便能让一切回归昨日的状态，或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一切回归前年的状态。欧洲发现她变幻多端，仿佛始终处在盈亏变化中的月亮——她的廷臣便是如此描述她的——还发现她像小妖精一样诡计多端，像水银一样捉摸不定。只消看她如何施展那弯弯绕绕、无比复杂的外交手腕，看她如何在一座座悬崖的边缘保持微妙的平衡，就足以让清醒的政治家头晕目眩。即便是欧洲最坚强的男人去模仿她，精神也会饱受折磨。然而，如果证据可信，伊丽莎白自己却乐在其中。
她面临的难题是，她要统治基督教世界最难控制的王国之一，要在一群急于维护其男性优越性的粗鲁廷臣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判断，绝不让任何男人左右自己，对她说“你必须如此如此”。她凭借的手段是女性的智慧和狡猾，对明确意图的有意拒绝，对谜题和歧义的本能偏好，以及故弄玄虚的高超技巧。她的目的是，要将身边的廷臣和顾问、外交官和使节、欧洲大陆的国王和各股势力置于精心设计、相互关联的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保持着精巧而微妙的平衡，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她自己始终进退自如。这么多年来，伊丽莎白都是她精心设计的芭蕾舞剧的女主角。只要可以发号施令，她就有掌控事态进程的自信。
不过，无论多么迷人的舞蹈都无法超越时间，那终究只是空想罢了。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伊丽莎白用独特的舞蹈取悦了全场，为她的岛国挡住了历史的滚滚车轮。然而，这些年虽然风平浪静，但英格兰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伊丽莎白并非所谓“伊丽莎白时代”精神的拥有者，而是其孕育者。像多数母亲一样，她也无法预估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模样。伊丽莎白时代精神中的勇气来自她，但增添了独特的决心、女王不具备的夸张想象，以及女王无法驾驭的激进野心。看到自己的臣民肆无忌惮地行驶在西班牙宣称拥有主权的大洋之上，伊丽莎白倍感欣慰，但很难证明她了解这些航行的意义。伊丽莎白乐于维持低地国家动荡不安的状态，让姐夫腓力二世[9]在那里难以站稳脚跟，无法将那里作为入侵她的岛国的跳板。然而，她并不赞同伊丽莎白时代精神中那种邪恶的欲望，仅仅因为对方是天主教徒就讨伐对方，正像她不赞同姐夫腓力二世仅仅因为对方是清教徒就一定要烧死对方一样。伊丽莎白头脑冷静，凡事怀疑，而且不存幻想。在她看来，她的人民的热情正在变得同西班牙人的阴暗激情一样无法理喻。可是，人民的热情逐渐打破了各派势力之间的精巧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保证了她的行动自由。耀武扬威地航行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母鹿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贪欲或理想主义，驱使着越来越多的臣民同荷兰人并肩作战，或者在西印度群岛开枪放炮。越来越多曾经感激和平的人民现在却渴望战争。她自己枢密院中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难以察觉但无可避免的变化。在过去，枢密院中的古老家族与新兴势力、宗教保守派与新教徒之间保持着复杂的均衡，而现在，枢密院全力向她施压，迫使她迈出无法挽回的一步，走上一条必须一口气走到底的道路。
当然，向她施压的其实是历史：任何魔法都无法永远推迟势如水火的双方之间的冲突。西班牙这位巨人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欧洲，每走一步，冲突就逼近一分。欧洲已经丧失平衡，只剩对立双方的致命矛盾，等待用武力去解决。伯利勋爵已经向事实低头。伊丽莎白也接受了事实。她派德雷克[10]带她的一队战船去西印度群岛抢劫，派莱斯特伯爵带英格兰军队去尼德兰，还勉强接过了沉默者威廉[11]遇刺后便抛到自己脚下的新教欧洲的领导权。但她不必非喜欢这个头衔不可。德雷克远航至卡塔赫纳[12]的袭扰行动羞辱了西班牙，加深了西班牙对英格兰的仇恨，但并没有重创西班牙，甚至没有给女王一份体面的分红。莱斯特伯爵在低地国家的战争成了挥之不去的烦恼，也带来了接二连三的灾难。女王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汇入荷兰人金库的军费（似乎没有第二个人意识到这笔钱其实少得可怜！）因为不合格的财政管理和不诚实的军需官而迅速荡然无存，只剩下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军队，就像她从未拨付军费一样。随着战事越来越不顺利，荷兰人越发怀疑她的动机，索求也越发苛刻。两年的战争让伊丽莎白花费了超过二十五万英镑，数千名强壮的自耕农和英勇的绅士丧生，其中还包括伊丽莎白的宠臣菲利普·西德尼[13]。可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只是让西班牙人不可阻挡的脚步稍微放缓罢了。去年七月，沃尔辛厄姆曾写信给莱斯特伯爵说：“有两件事与女王陛下的性情格格不入，令她心神大乱，后悔参与了这场战争。一件事是她怀疑战争将绵延不休；另一件事是战争的花费将越来越高。”自那以后，局势始终未见好转。不到两个星期，伊丽莎白又获知，两个英格兰的叛徒——威廉·斯坦利爵士和罗兰·约克——把代芬特尔和聚特芬[14]城外的堡垒出卖给了西班牙人，毁掉了那一年乏善可陈的所有战果。就在法瑟林盖的消息传来的前一天，伊丽莎白与刚到的一批荷兰使节进行了火药味十足的会谈。她断然拒绝了荷兰人关于提供新一轮贷款和派遣更多援军的请求，并直率地向使节们透露了她对荷兰国会的鄙视。女王已经无力支持这场无休无止的毁灭性战争，她担心的所有后果似乎正在她眼前一一变为现实。伯利勋爵与莱斯特伯爵、沃尔辛厄姆和戴维森，她的整个枢密院好像在抱成团同她作对，逼她做出一个又一个致命的决定。
他们对苏格兰女王的攻击就是同她作对的一个例子。英格兰与西班牙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限的。英格兰从未对西班牙宣战，也没有直接同西班牙作战。自从沉默者威廉遇刺以后，伊丽莎白就拼命保持这种暧昧状态，用警告和禁令来限制她的将领，努力维持裂隙仍可弥合、撤兵之路依然开放的假象。在这场狡诈的游戏中，苏格兰女王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玛丽都是游戏的关键。只要伊丽莎白的毁灭意味着玛丽·斯图亚特的胜利，伊丽莎白的姐夫腓力二世就会在倾全力与英格兰女王为敌前三思而后行。玛丽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人，而法兰西虽然暂时衰落，却毕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势力的世仇。无论玛丽欠西班牙什么，只要做得到，她就会倒向法兰西，倒向吉斯家族。腓力二世最终会发现，一个亲法的天主教女王登上英格兰王座，比任何异教徒都更能威胁他对低地国家的松散控制和他在欧洲日益扩张的霸权。腓力二世英明的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毕生都将离间英法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他宁愿忍受英格兰的屡次怠慢和拒绝，也不愿冒险让这个海岛王国投入法兰西的怀抱。腓力二世过去的行为表明，他在这方面同父亲看法一致。伊丽莎白希望他能坚持这一看法，如此一来，只要玛丽还活着，腓力二世为了西班牙王国的利益，就会暂时忍受宗教正统信仰遭到冒犯，国王尊严受到伤害。他会像伊丽莎白一样，不愿突破底线，贸然开战。
无论是伊丽莎白·都铎最精明的外交对手，还是她最亲密的顾问，都不曾读懂她的心思。现在没人可以假装读懂了她。女王完美掌握了用花言巧语掩饰真实意图这项政治家才能。无论谈论的是公共问题还是私人事务，她都会连篇累牍、精力充沛地写满龙飞凤舞的文字，用如同蜷曲盘绕的大蛇一样的复杂句子，将隐秘的结论、暗示、寓意、承诺和否决一层层地包裹起来，最终在达成目的后不留痕迹地悄悄溜走。在枢密院发言和公开商议中，她允许自己不时吐露最真实的想法，将个人感情无拘无束地宣泄出来。然而，那些最了解女王的人恰恰最没有把握，能否从她滔滔不绝的言辞中捕捉到她的真实意图，哪怕只是最微小的碎片。
但是，如果伊丽莎白身上存在某种我们可以确定的东西，那就是她对战争的厌恶。这是因为在统治者的众多才能中，这一项是女人无法假装同男人一样出色的，还是因为战争的粗野暴力破坏了她复杂的秩序感？或者单纯是因为战争太花钱？抑或是因为伊丽莎白年少时曾经命悬一线，于是一生都酷爱掌控所有的局面，主宰自身的命运，而战争本质上不可预测，无法掌控，所以妨碍了她的控制欲？不管理由如何，反正她厌恶战争。她已经被迫违背本意同西班牙开战，却仍然希望能摆脱战争。她曾期待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为自己留下一扇重要的终战之门。延长玛丽的生命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这对她来说很可能无足轻重。伊丽莎白·都铎关心的众多事物中并不包括自己的生命。庆祝玛丽被处决的人群越来越喧闹了，伊丽莎白对此极度抵触，这种情绪当然是发自内心的。现在，又一扇通往和平的大门被永远关闭了。她躺在格林尼治昏暗的寝宫中，望着前方那条名曰战争的没有尽头的狭窄长廊。从今以后，逃出这条长廊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想到这里，女王落泪了。我们不必怀疑这泪水是否真诚。
[1]伦敦东南部城镇。
[2]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3]乔治·布坎南（1506-1582），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
[4]亨利三世（1551-1589），1574-1589年在位，玛丽的第一任丈夫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弟弟。
[5]玛丽的母亲是吉斯公爵亨利一世的姑姑，也就是说，吉斯公爵与玛丽是表亲。
[6]第一代多塞特伯爵托马斯·萨克维尔（1536-1608），英格兰政治家，曾担任议会议员和财政大臣。1567年，他被封为巴克赫斯特男爵。
[7]埃米亚斯·保莱特爵士（1532-1588），英格兰外交家，1585年被任命为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典狱长，并一直负责看管玛丽，直至其被处决。
[8]威廉·卡姆登（1551-1623），英格兰古物搜集家、历史学家。
[9]554年，腓力二世与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结婚，所以腓力二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姐夫。玛丽去世后，腓力二世曾向伊丽莎白求婚，但遭到拒绝。
[10]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格兰著名私掠船长、探险家和航海家。
[11]即前文的奥兰治亲王。
[12]哥伦比亚西北部城市，曾是美洲大陆加勒比海沿岸最富庶的港口。
[13]菲利普·西德尼（1554-1586），英格兰诗人、政治家、学者、军人，伊丽莎白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4]代芬特尔和聚特芬都是荷兰中部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