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湖南作家的自我超越
多数情况下，文学在精神生活中不是刚性需求，何况在这个繁华盛世，人们被无数的新奇玩意儿所吸引，文学与生活越来越疏远，它的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在继续减弱，受关注程度还在走低，在精神领域的地盘越来越小。但文学可能换了一种形成在生长，在全球资本化和数字化时代，新的文学生产规律和消费方式正在形成。文学的形态无论怎样改变，它总是由创作者生产出来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姿态介入文学，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精神史和文化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社会的精神文化体系正是由无数的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构成，那些一辈子默默无闻的作家无须气馁，评价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的好作品，受得起委屈，也经得起批评，并在适当的时候显现出它的价值。智能化、数字化时代更需要原创和想象力，因此，作家面临的困难比古典时期要大得多。
第一个困难是文学样式和风格的问题。就小说而言，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样式都出现过了，比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多。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前人的经验，清代曾经是集大成的时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全面繁荣，清以前的文人对于样式和风格争论，无非是尚质、尚文，主应用、主纯美。清代的创作环境并不宽松，反而能抛开这些争论，在很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高压文艺政策之下，创作上重践履，实事求是，敢于直面那个时代和社会重大而艰难的精神问题。学术上也是重实证，无征不信。翻译传播和工业化生产加速了文学的繁荣，现代文学从西方借鉴了很多经验和手法，人们有机会欣赏到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中借鉴叙事、结构、视角、意象，所有伟大的创新并非无中生有，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而产生的。结构是跟随故事、人物命运的需要而构建的，它这样走顺当，换个花样走就会别扭。高明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是有用心的，结构与内容浑然天成，所呈现出来的样式自然就会有创新性，会引领时代。古人认为法是文之末事，导致中国叙事学不发达。变法不是不可以，文章要深入肌理，不入法不行，但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
第二个困难是情感的介入度问题。有的作家有生活却缺乏艺术高度，有的有艺术高度却没有生活体验，大部分属第二类情况。作家是文化精英，大都住在城市里，过着精致优渥的生活。作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现实生活，这个道理都懂。可是如何才能深入生活，亲临现场？跑到农村挂个职？卷起铺盖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到工厂车间体验当车工钳工？到建筑工地扎钢筋架打混凝土？这种“假农民”“假工人”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假，因为高贵的身段放不下去，贴地飞翔，俯瞰众生，找几个苦难血腥的故事，爆个料，作悲悯状，算是“实现”了底层关怀。真正的体验是那种拔萝卜带泥的生命体验，真正的关怀是把自己的命运等同于对象，通过实践融入对象。在城市养尊处优的作家们深感这个命豁不出去了，很焦虑。把自己作为外在的东西，用强制手段强加到对象中，用黑格尔的话说，自我与对象还未实现统一，一种没有实现确定性的精神，也就无法达到真理性。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艺术生产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活动与客观存在高度统一起来。放不下富贵心，拉不下高姿态，它就统一不起来，就很难写出有“人”味的东西。
第三个困难是题材选择问题。信息量太大，什么题材都不新鲜了。小说家有时候手头的题材太多了也烦恼，心里想着一定要选一个劲爆的题材。九道弯，九连环，无数个巧合，曲折离奇，比知音体还要传奇。没有情怀、担当，没有精神向度，一堆故事成不了好作品。题材只是一个借口，成熟的小说家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好东西。把最普通的事物写得有深意有韵味是一种能力。乡土、城市化、财经、科幻、爱情、官场、战争、历史都是当下很热门的题材，还有很多边缘题材。关键是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处理。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是当下主流题材，方法、政策、手段，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微妙关系等，作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在艺术上是有挑战性的，它的重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网络文学集中在历史、玄幻、修真、穿越、都市言情，只有极少的作家碰触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青年和低龄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成长，再过若干年，网络文学很可能就是“人民的主流文学”，若是脱离现实，脱离人的基本生活和情感，它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以《搜神记》《酉阳杂俎》为代表，也是写玄幻、修真、穿越，因为远离现实生活，一直都不是主流。
第四个困难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困难。湖南作家有地域文化的优势，故乡思维是区别于其他地方作家的法宝，语言、题材、视角、意象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文化标识，有很强的可辨识度。湘西作家群、汨罗江作家群、衡洛作家群等，当地作家以本土素材为基本写作对象，其独特的山川地理和人文传统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但如何把这个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是需要有创新的。地区性的作家容易被本地区文化捆绑，在人物安排和情节走势上纯粹为了展示奇异的风俗，而角色、对白、场景往往沦为道具。对乡土题材的把握也是一样，社会发生了变化，新的要素不断涌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只大手正在改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可能重新定义农村和农民。政治经济变革、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使这种变化处在运动之中，它的重心在哪里，如跑马射箭，难以把握。
第五个困难是作家职业危机问题。一百多年前作家就开始职业化。资本的介入和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使机械动力印刷术发展起来，活版铅字和石印代替了手工抄写和木刻线装，报刊和平装书的大量生产，文学的传播能力加大。新式学堂、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民众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等因素，加大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小说业的繁荣，职业化作家某种程度上需要用数量来显示其存在状态，个人需要长时间在某一狭窄的领域做到精深的程度，无暇兼顾其他工作。民国的版税制度和新中国专业作家供养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有些作家堪称世界级大文豪。在现代化环境下，在创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专业作家编制紧缩，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依赖于本地的经济状况，贫困地区还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作家收入微薄，生计艰难。近几年作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虽然在上升，但专注程度在下降。同时，体制内作家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被动地退守到一个狭小封闭的环境，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选择那些难度比较低、写起来比较顺畅的小东小西来交差。内容单薄，感情苍白，起不到感化人心的效果。加上商业化渗透、参照系短缺、批评鉴赏不到位，进入低水平竞争的恶性循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人投身新兴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还处于自然丛林状态，目前还不能担起文学的全部重任。传统文学很大程度上只能等待有天赋异禀的人自己冒出来。艺术生产不像普通商品生产，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公式。前面是金山银山还是万丈深渊谁也不知道。也许正是它的无穷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才使得这个职业充满了魅力。
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从前。古典时代，人通过斗争、革命等激烈的手段，从外在的权威里拯救自己来获得自由和幸福。现代人被物质和技术所操控，“人为自己立法”是真正的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它的核心价值是从物欲中超脱出来。人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关系颠倒，精神扁平，审美扭曲。如果我们对这个文化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写作就会软弱无力。时代对作家的附加要求越来越多，读者文化水平整体性提高，见多识广，胃口大，眼光刁，他们在了解时代、读懂人心这一块已经相当高明。当劳模、多出作品、猛刷存在感的搞法，读者并不买账。想要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代优秀作品，作家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升级。古人云，道之大，德之博，有德者必有言。好作品一定是出自那些有良知、有情怀、有超强的生命感悟力的人之手。有深度的作家（包括情感深度、思想深度），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看准问题症结，直指人心，其作品必蕴大含深、贯微洞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