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陵词坛研究概况

西陵词坛在现代词学研究中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以其所取得的“词的全面复兴”成就，与其在现代词学中的处境相比较，不得不说它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词史建构的牺牲品。自20世纪80年代《全清词》编撰工作开展以来，清词研究逐渐成为唐宋词以外新的学术增长点，陈水云教授称之为“清词研究的全面繁荣”[44]阶段。明词研究也在近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但西陵词坛的研究，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均远不及同时期的其他地域词坛。它长期徘徊在现代词学研究的边缘，或因身历两代而被割裂，或因流派色彩缺乏辨识度而遭轻视，在研究深度、广度以及系统性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开拓空间。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问题，是其群体性质和词史定位模糊不清，有称之为“云间词派支脉”者，有以之为“浙西六家”羽翼者，有呼其为“词学流派”者，有视其为“词人群体”者，但无论哪种定位和定性，均不能作为定论被现代词学界普遍接受。学界关于西陵词坛的争论虽然远远谈不上激烈，但分歧尤大，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明清词学关系史研究、词学中兴史研究的巨大限制。以下拟分别从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两个层面梳理西陵词坛的相关研究成果，借以凸显学界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基础文献类

得益于《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及《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词话丛编》《清词序跋汇编》《明词话全编》等大型文献整理成果的问世，西陵词人的生平资料、词作文献、词学文献已获得不同程度的梳理。

1.词人资料

与明末清初其他地域词坛相比，西陵词坛的群体规模更加庞大。而在个人影响上，虽有徐士俊、沈谦这样词名远播、足以服众的大家，但由于他们多僻隐一方，高蹈不仕，缺少像陈子龙、朱彝尊、陈维崧这样擅词的京官或地方要员为之主持大局，大力播扬。故整体而言，西陵词人的生平信息与交游信息等资料的整理工作存在更大难度，落后于其他地域词人。

民国年间周庆云尝撰《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十六卷，今有梦坡室刻本与《浙江文丛》本，综合《两浙轩录》《词综》《词综补》等文献，为包括多位西陵词人在内的浙籍词人分别立传。但由于该书本依西溪秋雪庵两浙词人祠堂而作，故其体例详于姓名、字号、籍贯、词集名称等，其特点在广，其价值主要在于保存词人基本信息，不得以翔实相苛求。与此书先后问世的一部西陵词学专书是郑道乾的《国朝杭郡词辑》，以稿本存世，体例略仿《国朝杭郡诗辑》，选录清代西陵词人词作并附小传，得失并同周著。而叶恭绰《全清词钞》选词立传，亦曾参考郑著，词人信息更为简略。

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体大虑周，于一代词史有创构之功，而于西陵词人，仅略及沈谦、丁澎、毛先舒、张纲孙、卓回、姚之骃数人而已，未遑多论，且谈及卓回等人身份问题，偶有失考之处。

吴熊和先生的《〈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是较早展开西陵词坛专论的文章，有开辟之功。该文据《西陵词选》统计词人175位，并且专门考察了徐士俊、陆圻、柴绍炳、沈谦、毛先舒、丁澎、张纲孙、陆进、俞士彪、沈丰垣、张台柱、徐昌薇、吴仪一等词人。更重要的是，吴先生将西陵词派划分为三代词人，“以徐士俊、卓人月为先驱”，以“西陵十子”为中坚，以“‘西陵十子’门下”为后进，[45]一举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框架，影响深远。只是该文以《西陵词选》为研究对象，越出此外的词人尚未及纳入。

吴先生的弟子谷辉之所著《西陵词派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强调“明清之际西陵一地的词人，并不止于本书所选”，并指出《瑶华集》《百名家词》《国朝杭郡词辑》等选本中存在一批《西陵词选》之外的词人。而在实质性的研究过程中，谷文并未真正将这批词人纳入研究范围内。[46]其整体思路继承了吴先生的“三代”论，突出贡献在于扩充了一批乃师未及展开的问题，并以专章之力为沈谦、毛先舒编辑年谱，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惜未出版。

吴先生另一弟子李康化著《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其中以《西陵词选》为中心，结合其他选本，考得明末清初西陵词人231家，进一步拓展了统计范围，揭示了一批罕为人知者的存在。

胡小林的《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研究》是谷文之后第二部研究西陵词学的博论，晚于谷文12年，在《西陵词选》之外，另辑补两份词人名录，分别补入词人74人和82人，共得西陵词人351家，研究视野大幅度地扩展。该文将吴先生的“三代”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公元1625年到1635年为先导期，以徐士俊、卓人月为代表；从1635年到1672年为中坚期，其所认定的主体词人也不再局限于“西陵十子”，而扩充到“北门四子”、严氏词人群；从1672年到1721年为余波期，以东江八子、西泠三子、姚氏昆仲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以“西陵十子”为词坛中心的固有认知，是一步重要的突破。

许伯卿的《浙江词史》也继承了吴熊和先生的“三代”论框架，统计《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得浙籍词人727家，其中“杭州词人243家，嘉兴词人175家，湖州词人97家，绍兴词人47家，宁波词人14家，金华5家，温州4家，衢州3家，台州2家”[47]，在对比中非常鲜明地呈现了杭州地区词人规模。然而结合胡文可知，该书所辑名录中尚有较多遗漏。

《全清词》作为一代总集，目前为止收录西陵词人最为完备。在《顺康卷》2105位词人中，计有杭州词人342位，《顺康卷补编》新增455位词人中，又补杭州词人30位，合计372位，约占词人总量的14.5%。[48]其词人小传内容涉及别名、字号、籍贯、基本履历、文集或词集名称等，且考证了部分词人的在世时间，用力甚勤。但是，由于《全清词》卷帙浩繁，背后工作量极大，所收词人尚有遗漏，其词人小传亦不求详备，至于“事迹不详者，盖从缺略”和考证失误的情况，皆在所难免。如误“王倩玉”和“杨琇”为两人而重收，误“吕漺”与“吕澄”为两人而重收。《全明词》亦是如此。

在这方面，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三先生合力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恰能与其相互补充。该书收录相关词人不如《全清词》完备，但词人小传更加翔实，涉及交游、倡和等内容，虽然其中也难免存在着生卒年考证失误的地方。此外，谭新红的《清词话考述》对吴农祥、张台柱、卓回、吴仪一、郑景会等词人也展开了相应的介绍。

在规模庞大的西陵词坛中，仅极少数词人有年谱存世，尤其珍贵。据杨殿珣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版）、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目录》著录，查继佐有《查东山先生年谱》（沈起编，《嘉业堂丛书》本1601—1676），曹元方有《淳村年谱》（自编，抄本1606—？）、今释澹归有《澹归大师年谱》（王汉章编，稿本1614—1680）和《金堡年谱》（容肇祖编，秦翰才抄本），应谦有《应潜斋先生年谱》（罗以智编，稿本1615—1683），陆嘉淑有《陆辛斋先生年谱拟稿》（王简可编，崔以学补，静得楼校抄本）和《陆辛斋先生年谱》（陈乃乾编，1937年铅印本），洪昇有《洪昇年谱简编》（胡晨编，《文学遗产》1963年第12辑《洪昇考略》附）和《洪昇年谱》（章培恒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铅印本），查慎行有《查他山先生年谱》（陈敬璋编，《嘉业堂丛书》本）。沈谦有《沈谦年谱》（谷辉之《西陵词派研究》，浙大博士论文1997年），毛先舒有《毛先舒年谱》（谷辉之《西陵词派研究》，浙大博士论文1997年；《历史文献》2000年第3辑），卓人月有《卓人月年谱》（郎净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4期），胡介有《胡介年谱简编》（胡春丽辑，《历史文献》2017年第20辑），孙治有《孙治年谱简编》（胡春丽辑，《古典文献学术论丛》2017年第6辑）。

此外，邓长风的《周稚廉、丁澎生平考》《丁澎和他的〈扶荔堂诗稿〉》《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卓人月：一位文学奇才的生平及其与〈小青传〉之关系》，以及多洛肯与胡立猛的《著名回族诗人丁澎生平补考》、胡小林的《清词人张丹卒年考》等文章，各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西陵词人的考察，部分文章可补正《全清词》《全明词》之缺失。[49]

然而，与庞大的词人群体相比，已有的考察还非常有限，西陵词坛许多重要词人的基本身份及其交游情况仍隐晦不彰，尚未获得相应关注，这是制约西陵词坛相关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

2.词作相关文献

在明末清初词坛中，西陵词人的创作活动尤其活跃，词集数量首屈一指。吴熊和先生曾根据《西陵词选》卷前目录统计，175位词人之中，有词集者共50家50种，[50]并结合其他文献初步断定“明清之际西陵词人词集，总数在八十种以上。这是同时代的其他词派所不能比的”[51]。谷辉之按照吴先生的思路，在《西陵词选》之外，又结合《瑶华集》《百名家词钞》《国初杭郡词辑》三部总集的记载，共统计出词别集82种。然而，两位前辈皆沿袭了况周颐、赵尊岳之误，将陆嘉淑《射山诗余》系于其父陆钰名下。直到林枚仪作《陆嘉淑词辑校》、胥洪泉作《〈全清词·顺康卷〉重出〈曲游春〉作者考》、张仲谋作《〈全清词〉作者小传订补》才澄清这一事实。[52]然而，明末清初西陵词集远不止此数，详见后文。

由于《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顺康卷》及《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的出版，目前西陵词坛的词作文献获得了相对全面的整理，许多罕为人知的词作赖此进入了公众视野。以上四书共录388位西陵词人9730首词作，是西陵词作风貌的集中呈现。且可喜的是，学界仍在持续地辑补和订正。其中规模较大的，如王兆鹏指出《明词汇刊》所收胡文焕《全庵诗余》14首、胡介《旅堂诗余》44首、曹元方《淳村词》有349首可据补；《明词汇刊》之外，尚有朱一是《梅里词》三卷164首、《历代诗余》所录张大烈21首等；[53]和希林指出李式玉《曼声词》142首中有129首失收。[54]这些成果尚待采入《全明词》与《全清词》系列中。如此计算，西陵词作数量已经超过1万首。

比起全集的辑补、订正工作，西陵词坛诸多选集、别集的版本梳理、真伪鉴别、异文考订等工作，是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成果寥寥无几。谷辉之曾点校了《古今词统》及《徐卓晤歌》，已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55]程有庆在《〈古今词统〉版本考辨》一文中，首先根据《古今诗余选序》认定“现存《古今词统》的选词标准与卓人月最初的思想已有较大改变”，是非常具有见地的；文章又对《古今词统》的刊刻时间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应刊于卓人月去世以后，“《古今词统》的增补修订工作也就有可能非是他本人最终彻底地全部完成”“现存《徐卓晤歌》系经后人纂辑，其内容已非原本旧貌，而篇幅当较旧本增添了许多”，这些观点多为学界前所未闻。详绎其依据，盖由作者的版本学经验推测而来，但缺乏直接证据，颇有可讨论的空间。又云“今存十六卷本《古今词统》，绝非卓人月生前所刊印的那一册《词统》”“原本《词统》应该是一个以探讨诗余写作为目的的著作，其内容当以词的评论为主，若按古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它应归入词话而并非词选”[56]。作者以孟称舜所作《古今词统序》等文献，认为另有词话著作《词统》一书，亦属过度解读，原不足信。

林枚仪曾就陆嘉淑《射山诗余》《辛斋遗稿·诗余》《射山诗钞》，及陆弘定《凭西阁长短句》等词集版本进行了详细考订，并以各本与《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互校，为目前最为精细翔实的西陵词作文献研究成果之一。[57]黄强在考订了徐旭旦《世经堂初集》抄袭情况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世经堂词钞〉中抄袭之作考》，指出康熙刻本《世经堂诗词乐府钞》中有59首词作抄袭自吴绮、毛际可、丁澎等18人。[58]此类成果皆足征信，有待采入《全明词》《全清词》的后续修订工作中。

经过清代文字狱、四库工程、太平军与清军的杭州攻防战火，以及流传过程中其他因素的破坏，西陵词坛有相当一部分词集已然不存，如徐士俊《云诵词》、徐之瑞《横秋词》、关键《送老词钞》、卓回《休园诗余》、吴仪一《吴山草堂词》、洪昇《啸月词》等。但在各公私图书馆及相关家藏资料、别集、书信、笔记、方志中仍存在不少词集、词作鲜为人知，有待访求。

3.词学文献

明末清初的西陵词学文献非常丰富。从内容上讲，包括词论、词律、词韵及词乐；从形式上说，包括词话、词集序跋、评点、论词诗词、论词书札等。吴熊和先生曾指示，西陵词坛的相关词学文献可以辑成专书，就笔者所见，甚至可以辑成系列丛书，非一二册可以尽其事。而截至目前，获得有效整理和利用的却非常有限。

《词学全书》是西陵词坛的代表性成果，传播最广也最受关注。原有康熙十八年刻本及乾隆十一年世德堂本，包括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仲恒《词韵》、赖以邠《填词图谱》、柴绍炳《古韵通略》五种。1916年木石山房及1921年大东书局曾分别石印发行。中国书店1984年曾据木石山房本影印，但因书前有查培继序，而误编者“查继超”为“查培继”。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推出了吴熊和点校本，以康熙十八年原刻本为底本，参校世德堂本和木石山房本，不仅更正了编者，而且对赖以邠《填词图谱》之误做了详细纠订。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陈果青、房开江以木石山房本为底本的校订本。据该书写于1984年的序言可知，校订者不曾参阅过吴校本，其成书或稍早。

1934年唐圭璋先生编成《词话丛编》，收词话60种，因自费而仅刊行200册。在此基础上，1986年又重新修订出版，共收词话85种，其中包括王又华《古今词论》一卷、沈谦《填词杂说》一卷，除了点校以外，还逐条拟加题目，并撰目录。

2012年邓子勉毕数年之力辑成《明词话全编》八册，广泛采录了明人别集，其中收录有卓人月、卓松龄等数位西陵词人的论词文字。

乘《全清词》编撰之机，2013年冯乾辑成《清词序跋汇编》四册，收录词集序跋、题词等3000余种。其中有西陵词人朱一是、毛先舒、王晫、陆堦、陆进、徐士俊、沈谦、丁澎、张纲孙、孙治等人的诸多词集序跋。本书收罗宏富，洋洋大观，但详于别集，略于总集，尚留大量辑补空间。如梁允植、丁澎、陆进、俞士彪《西陵词选序》各一篇，为西陵词坛重要文献。

此外，清初词籍评点之风颇盛，西陵词人大量评点文字散见于各别集、选集中，此类文献最不易汇辑。一人评点数集、数十人评点一集的现象并不鲜见。或者以眉批、行中批等形式存在，或者汇集于卷首、卷末而统名之“某某词话”“某某词评”。更有一集兼有多种形式者，如《柳烟词》四卷，不仅有卷尾《柳烟词评》52则，亦有诸多眉批散列各页。这类文字虽多有阿谀之嫌，但往往就词论词，切实可采，时露精义。目前为止，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整理成果难得一见。

谷辉之的《西陵词派研究》于词学文献用力尤勤，该文下编选辑了毛先舒词论21篇，丁澎12篇，沈谦10篇，徐士俊、孙治、俞士彪、吴仪一、卓回各2篇，陆进、洪昇各4篇，王晫3篇，沈丰垣、张台柱、陆次云各1篇，共67篇，另附录方象瑛词论3篇，是目前整理西陵词学文献较多的学术成果，其中披露了相当一部分未被现代词学研究者关注和利用的材料，如毛先舒《唐词通韵说》、孙治《问柳词序》、丁澎《问鹂词跋》、王晫《题王遵行〈香影词〉》，等等。然而，既名之为“西陵词人词论选编”，自不能求全责备，其溢出此编外者，尚不知几倍于此。

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批评史论》从《古今词汇》辑录出卓长龄《羡门臆说》5则、毛先舒《词辩坻》5则。又与弟子杨传庆合编《词学书札萃编》，辑录了徐士俊、毛先舒、沈谦、王晫论词书札共10通，其中除沈谦、毛先舒互通之什及王晫《与友论选词书》以外，余皆罕睹。

西陵词学文献体量庞大，种类繁多，即使是最常被作为西陵代表的毛先舒、沈谦二人，其词学文献获得整理者仍然非常有限，其他词人、词论家自不待言。最典型的如吴农祥，其词学文献约在30000字左右，迄今未见有所整理，其《词苑》六十卷，虽为选本而实多词论，《历代诗余》《词苑萃编》《词林纪事》《历代词人考略》皆有转引；《梧园诗文集》中亦有词集序跋数种。再如李式玉《词源》22则，至今未见提及者。

许多词学文献长期寂寂无闻，一方面限制了对西陵词学思想、词风词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导致学界的研究视野长期停留在以沈谦、毛先舒为核心的狭小范围内，深刻制约了西陵词坛研究的推进。

（二）理论研究类

西陵词坛庞大的群体，宏富的词学文献背后，是其独到的理论建树和丰硕的创作实绩。但目前为止，西陵词学的学理性研究却相当冷清。谭新红的《词学档案》一书以皇皇三百余页的篇幅结撰《近百年词学论著提要》，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主要研究成果，但其中关于西陵词学的专题论著却难得一见。[59]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一状况尚不难理解，但到2021年仍未见有新著出版，西陵词坛相关研究的萧条与滞后，不能不让人惊讶。值得欣慰的是，在吴熊和《〈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一文之外，终于有西陵词学专题论文见诸期刊，以胡小林《明末清初西泠词坛与词学复兴》为代表。此外，仍以附属于词史、词学史著作，为西陵词学研究的主要存在形式。但由于研究视野有限，并习惯于简单地将“西陵十子”中的沈谦、毛先舒、丁澎等寥寥数人等同于西陵词坛整体，相关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相对集中，现分述如次。

1.词坛定性与定位

在派别林立的明末清初词坛，是否存在着“西陵词派”？西陵词坛众人是一个词学群体还是一个词学流派？它与云间词派、浙西词派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关系到明清词史格局的大问题，也是西陵词坛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截至目前，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对的声音。

以吴熊和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对西陵词人的“词派”性质持肯定态度，但是鲜有明确给出依据者。吴先生较早提出了“西陵词派”的概念，强调了其多元包容的审美主张，并指出西陵词派“与云间词派交往甚密，但不是云间支派”[60]。这一点可视作吴先生认定其为词派的核心依据，此外，吴先生并未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这一提法影响甚深，此后有许多研究者直接继承了吴先生的观点，如谷辉之《西陵词派研究》、孙克强《清代词学批评史论》、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闵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姚蓉《明清词派史论》、徐伯卿《浙江词史》等，皆以“词派”称之，而未见相关的理据阐释。其中姚蓉并未接受吴先生关于两个词派关系的定位，而是与《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一样，将西陵词派视为“云间词派的旁支之一”[61]。陈世赟的《明末清初词风研究》虽然也认为“清初西泠词派与云间词派渊源颇深”，但是同时指出“‘西泠十子’中的许多词人却并未恪守陈子龙的‘小道’观”[62]，并具体分析了沈谦、丁澎和毛先舒推尊词体的意识，观点与吴文近似。

与此同时，另有一批研究者并不认可西陵词人的词派性质。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几部词史中，如严迪昌的《清词史》、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拔荆的《中国词史》，西陵词坛未能占据一席之地。其中《清词史》指出张丹“无云间前期词风的痕迹”，丁澎与张丹相近，沈谦“与云间论词主张渐剥离”，而只有毛先舒“是清初典型的‘云间’余香末流之一”，在此情况下，该著依然将“西泠十子”与蒋平阶、计南阳等并列为“云间词派的余韵流响”[63]，所论似乎不够圆融。严先生与吴先生的文章约作于同一时期，而观点相悖如此，西陵词坛之扑朔迷离，于此可见一斑。与严先生持相似观点，李康化并不认同其词派性质而称之为“西陵词人群”，并首次给出了明确的阐释：“西陵词人反对‘派’的观念”，并且“西陵词人不具备形成流派的前提，即没有大致相同的主张和一致公认的宗主”[64]。其《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以《西陵词选》为中心，在吴先生的三阶段论的框架下，分别阐释了徐士俊、西陵十子、西陵后劲的词学思想，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西陵词学思想的流变线索，并指出其与云间词派的显著差异以及向浙西词派的过渡，这些都是非常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李著需要呈现整个江南的词学思想脉络，对于西陵词坛的考察不能过于铺张，其所以为据的“西陵词学思想”亦不出吴熊和先生“三代”论之范围，许多词人的词论并未进入作者的视野。即使如此，在现有著作中，李著所运用的西陵词论文献之广，也少有能比肩者。胡小林同样认为西陵词坛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词人群体，并不认可其流派性质：“西泠词人群体的词学思想和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开放包容、异质并存的特点；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彼此的词学观也不尽相同。所以，从严格意义而言，西泠词人群体没有形成一个词学流派”，其理由与李康化先生大同小异，但同时作者也指出“他们彼此之间亦有词学共识，气脉相通”，“又区别于毫无关联的词人群体，群体内部的词学思想虽同中有异，却也自成体系”[65]，这一点为前人所未发，是目前为止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更难得的是，作者将西泠词坛置入“词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指出其在明词向清词过渡阶段的重要意义，并考察了其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的交往。但是作者对于西陵词坛的创作和理论的总结仍有许多未尽之处，缺乏内部的比较和联系，尤其是其创作和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为相关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闵丰的《清初词选与浙派消长》通过对选阵的分析，明确指出“在《见山亭古今词选》中，二陆的作品已经呈现出风格上的多元趋势”，“陆次云编选此集，也并不是为了标举浙西词派”，此说客观公允。但受到学界长期的思维定式的影响，作者认为蒋景祁《刻瑶华集述》已“指出陆进与陆次云作词由明清之际西泠词风逐渐向浙西词派靠拢的事实。但是云间余绪仍然很重，带有相当浓厚的冶荡底气，尚不能以浙派成员视之”。[66]与此同时，该文从选阵的角度对严迪昌将卓周之争视为“浙西清空词风走上历史舞台、取代阳羡豪壮词风的一个标志”[67]提出了质疑，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却认为《古今词汇三编》旨在维护云间传统词风，将西陵词人视为云间词派的影从者。如果扩大研究视角，不难发现，“风格上的多元趋势”并非陆进、陆次云、卓回所专有，西陵词坛中持此论者甚众，远非云间、浙西所能笼罩。

2.词作与词学

由于对西陵词坛的定性与定位不同，学者在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等方面也各有不同。但现有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许多可以对话的空间，从中颇能见出西陵词坛的某些共性特征。

目前为止，最具广度的研究成果当属胡小林的《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研究》，论及三代词人的创作风貌、六部词选的价值意义，以及众词家的词体论、词风论、词法论等。该文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学人之词三个角度对西陵“异质并存”的词风进行了划分，是学界首次对西陵词风全面系统的考察，意义非凡。此外，该文还从词源、词韵、词谱等角度考察了西陵词人的词体学理论。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初步阐释了西陵诸选本婉约豪放并重的相似追求。然而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这一审美取向之于西陵词坛乃至清初词史的价值，并未得到重视。相对而言，胡著之长在考察的全面性，其短在学理的深刻性。

张宏生的《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从〈古今词统〉到〈词综〉》较其高足胡小林的论著，更注重纵向的比较和联系，提出《古今词统》的统序观念问题。文章揭示了《古今词统》变革风气的意义，由其标举辛词、以“典雅格律”为选词标准、重南宋词等角度出发，重点挖掘了其与《词综》的区别和联系，认为“从《古今词统》到《词综》，可以看出一种特定的思路，即越来越明确地在词学中确定统序”，“《古今词统》的统序观念还不够明晰与自觉，其选词也难免杂芜，至朱彝尊则有了更为强烈的建立统序观的意识”[68]。此文视野开阔，目光犀利，见解深刻，从内在理路上呈现了明清词学嬗变轨迹之一端。但白璧微瑕，文章考察《古今词统》统序观念的视角，受到了《词综》不小的影响，与卓人月、徐士俊本人的编选意图与标准有所偏离。另外，徐士俊论述“统序”的文献或为先生所未经见。

后此三年，张仲谋在《明代词学通论》的基础上发表《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将《古今词统》的统序观念阐释得尤为清晰：“合古、今为一体，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69]，非常准确地揭示了该选的编选宗旨与意图。

两位张先生关于西陵词坛词统观念的考察，是现有研究中颇具深度和高度的成果。二人皆以微观见宏观，从明词和清词的不同角度关注着《古今词统》的统序观念，一位向后追寻余绪，重在其外在影响；一位向前追溯动机，重在其内部解剖，全面揭示了《古今词统》的内在和外在价值，对相关研究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也正因两位先生各有立足点，并非西陵词坛的专题研究，所以该词统观念在其直接继承和弘扬者西陵词人内部的强大生命力及动态演化过程，并未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尚付阙如。

方智范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也曾经略及“词统”问题，该书引毛先舒、沈谦词论各一条，以认定其“云间余响”的性质，并称：“被称为‘即云间派也’的‘西泠派’，倒有不少论词文字，然而，在承继‘词统’的问题上，却未曾表现出接棒前行的足够热情”[70]，颇有将“词统”观念归于云间的意味。

沈松勤著《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一书，通过对徐士俊、卓人月《徐卓晤歌》中46首倡和词的分析——自设词韵者“调寄小令，以‘妇人语’抒闺阁情，风格倩丽婉约”，步前贤韵者“调寄长调，以‘文士语’写须眉志，风格刚健豪放”，“卓、徐二人通过调寄小令与长调的倡和模式，共同昭示了多元化的词学主张，这一主张便成了崇祯年间他们合选《古今词统》的宗旨”[71]，敏锐地指出“《古今词统》的首要任务在于建构词的统序”，“两宋以来词的统序就是由多层面的情感世界与‘种种毕具’的表现风格所构成的，《古今词统》所呈现的正在于此”[72]，此说颇能契合徐卓二人词学之大旨。此外，沈著也初步揭示了《东白堂词选》“融合异同，兼采各种风格，‘以为词学正法’”的选词宗旨。[73]虽然限于体例，西陵词坛亦未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史论》中，作为该词坛三部重要著作——《东白堂词选》与《徐卓晤歌》《古今词统》在词学祈向上的前后联系及区别也不在该著的关注范围内，但是这种前后联系已隐然于其中。

沈著关于《徐卓晤歌》《古今词统》《东白堂词选》的分析，恰可与李康化关于西陵词人“没有大致相同的主张和一致公认的宗主”等观点以及胡小林关于西陵词风“异质并存”的论述相发明。对于西陵词坛的这种认知，在现代词学研究者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此不具论。

近年来关于西陵词坛的词谱学、词韵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江合友的《明清词谱史》将明末和清顺、康朝分别看做词谱学的发轫期、成立期。对谢天瑞《新镌补遗诗余图谱》的得失及其与张綖《诗余图谱》的关系都做了精细的分析和中肯的论定，对沈谦《古今词选》的图谱性质进行了挖掘，并指出《词学全书》本《填词图谱》系赖以邠、查继超二人合作。另外，本书还对《填词图谱》《填词名解》的贡献、成绩与其局限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张宏生《清词探微》之《明人词谱及其在清初的反思》一节通过《倚声初集》附录沈谦、毛先舒的词韵著作来说明王士祯等人对于《诗余图谱》《啸余谱》的反思，而忽略原作者沈谦、毛先舒在其中的价值与意义。李宏哲的《康熙词坛研究》以浙西词派为主体，论康熙词坛词选、词派、词谱，但种种迹象表明西陵词坛并未进入到作者的研究范围内，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西陵词坛诸人在现代词学研究中所面临的窘境。

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为数最多的是通代史论性著作。限于体例，此类著作关于西陵词坛多未遑申论，仅仅偶及，但也最能体现学界关于西陵词坛的整体认知。上述《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明清词谱史》即为其中较为深入者。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认为《词学全书》“未能脱离明人的积习，粗疏讹误，未能达到编者所预期的效应”，“适应了清初一段时期填词的实际需要，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仅为词学复兴做了准备工作”[74]，揭示了该书的历史局限性，肯定了其历史价值而否定了其学术价值。朱崇才的《词话史》对沈谦《填词杂说》、毛先舒关于北宋词的看法、丁澎的词源理论进行了简短评价。[75]孙克强的《清代词学》第七章论广陵词学与西陵词学，于西陵一地以“西泠十子”之沈谦、毛先舒、丁澎为据，分析了其尊体理论、词体观念，以及“宏通的词体风格取向”[76]。

以上著作可代表当前多数学者对于西陵词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名声在外的西陵十子身上。此外，极个别论著也关注到了其他西陵词学。如丁放、甘松、曹秀兰合著的《宋元明词选研究》，考察了陆云龙《词菁》的版本、体例、选词宗旨及其之于清初词论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了《古今词统》的集大成意义及其中的词学评点。[77]闵丰的《清初清词选本考论》抽取了《见山亭古今词选》与《古今词汇》作为通代选本的范例，对其选阵、选旨进行了比较和联系，认为二者虽有一定的差别，但“作为同出西陵词人之手的词集，《古今词汇》与《见山亭古今词选》的选心可谓相通，这两种通代词选当属同一选系”[78]。其所谓选心，乃指偏爱小令这类问题，并不涉及二者在基本选旨上的深刻联系。

综合而言，西陵词坛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还远远滞后于其他词坛。

（三）已解决及待解决的问题

截至目前，关于西陵词坛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视野窄而高度不足，基础弱而深度不足，话题多而共识少，分歧大而争论少。

就非理论问题而言：第一，西陵词坛的群体阵容及内部构成，尚未全面吸收《全清词》《全明词》的成果，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充；第二，西陵词别集与总集的版本流变、词论与词谱等文献的考辨与整理尚未展开；第三，关于西陵词人或作品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今词统》、西陵十子等个别专题，就事论事，不同个案研究之间往往相互孤立，缺少比较和联系。

就理论问题而言，西陵词坛研究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麻烦，由于西陵词人词风多样，或者说不具有一致的创作风格，这就决定了西陵词风不太可能由特定的几位词人作为代表。但恰恰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整体研究的难度非常大，研究者不得不以个案考察代替整体考察。而个案的选取差异、理解角度差异、缺乏整体立足点等因素又导致对西陵词坛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不可弥合的分歧。由陆进词学切入的研究者，将西陵词人视作浙西词派，由卓回词学切入的研究者，将其视作云间词派，殊不知二人词学思想的核心旨趣并无二致。这就暴露了西陵词坛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陷阱：由整体无法切入，由个体也无法切入。

概括起来，西陵词坛研究尚存在如下问题需要系统性考察：第一，明末清初的西陵词人是一个词学流派还是一个词人群体？第二，西陵十子是不是能够代表西陵词学？西陵十子在西陵词坛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是什么？第三，西陵词坛词风与词学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过程？其成因与影响如何？第四，西陵词坛与云间词派、浙西词派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五，西陵词坛是否具有某种一致的词学主张与创作风貌？开放性的审美取向、多元化的创作风貌，能得到西陵词人多大范围内的认可？能够获得多大力度上的文献支撑？

其中的核心问题：西陵词坛的定位与定性，与其创作风貌和理论主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建立在个案考察的深入性与广泛性的基础上，也需要在前后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整体视角和动态视角，破除先入为主的“云间”支派论和“浙西”支派论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将西陵词坛置入明末清初词学演化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观照，不深入揭示明代词学的基本情况，很难深刻理解清初词学的演化逻辑。对于云间、浙西等其他词派来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