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陵词坛考述
杭州又称西陵、西泠、武林、虎林，为南宋旧都临安所在地，明清时期为两浙首府，辖内八县一州，包括钱塘县、仁和县、余杭县、富阳县、临安县、昌化县、於潜县、新城县、海宁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陵虽偏居东南一隅，而山水清嘉，物阜材丰，境内西湖更是饮誉千年的名胜。“西陵十子”之一张丹有云：
杭城之西有水曰西湖者，吾浙中之名川也。环以林麓之美，峰峦洞壑之奇峭，禽鱼、螺蚌、茭芰之生，皆为民利，而荒陵废殿、鼪鼬蔓草之径，与夫仙灵窟宅、渔樵庐舍、释子鬼怪异类凭依之幽谷，十居五六。若其景物秀丽之色，俯仰上下，掩映乎沦猗流沫之间者，匪独私于土之人，往往出以供四方名贤之叹赏，骚人逸士之咏歌。[1]
正所谓钟灵毓秀，西陵一地人文荟萃，文化积淀尤其深厚，“西陵十子”另一成员柴绍炳曾不无自豪地称：“我郡为人文渊海”[2]，其子柴世堂也曾感叹道：“西陵风雅之盛，素称甲天下”[3]，孙治则直言不讳地说：“西陵作者竞起，斌斌乎三百年来称盛事矣。及余远过齐赵，近越瓯闽，涉历大江南北，往往雄辞自命者众多，然未有若西陵诸子之盛。”[4]遂安毛际可曾客居此地，亦云：“西陵为人文渊薮，诗才佳丽，云蒸霞蔚。”[5]沈登苗据朱保炯、谢沛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制成《明清进士最多的46个城市》一表，数据显示，不包括海宁196位进士在内，杭州共有1039位进士，其中明代321位，清代718位，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福州933位，苏州792位，分列二、三位。[6]虽然进士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才状况，但足以呈现出西陵一郡的文化底蕴。郡内如仁和卓氏、海宁查氏、陈氏，余杭严氏等，皆为文化望族，诗书传家，久负盛名。
在顺治十七年朝廷严禁结社活动以前，郡内社事此起彼伏，或以经义相诱引，或以词章相鼓吹。吴农祥《关六钤行状》：“江道暗浩、虞仲皜宗瑶等，立读书社”“已而严灏亭沆、章淇上士斐等又立社曰‘秋声’，陆丽京圻、孙宇台治等又立社曰‘登楼’”“娄东、金坛、云间以及临川，磔然相应，鸡林虎观，残膏剩馥，一日而驰千里，江南文事之盛，亦前古所未有也”[7]。康熙年间，结社活动虽大不如前，但文酒风流，往来倡和，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丰厚的人才储备与浓郁的文化氛围，为西陵词坛的兴盛提供了雄厚基础。更关键的在于，西陵山水秀丽，风情旖旎，与词尤合。汪然明曾于鼎革之后回忆明末情境：“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8]西陵词事之盛，得江山之助尤多。陆进亦称：“西陵山川秀美，人文卓荦，宋元已来，以词名家者众矣，迄于今日，词风弥盛。”[9]不仅本地文人如此自豪，海内文人也多有称道。曹尔堪《峡流词序》曾云：
东南胜地，最称佳丽者莫若西子湖。其间柳明花蒨，步步芳妍，佛阁歌楼，层层变现，芊绵华缛之观，足与笔精墨采相映发者，似独近于词，而诗次之。盖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桧也。故或陟嵩、衡，瞻泰、华，非诗不足以颂之飏之，而西湖勺水，正宜二八女郎唱“杨柳外、晓风残月”之句耳。[10]
西陵的独特地理文化，与词确有“独近”之处。曹尔堪的观点绝非偶然，清初另一著名词人尤侗亦云：
西湖，固词人胜地也。……自柳屯田填《望海潮》一阕，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艳称千古，仆谓“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直张打油语耳。若以“杨柳外、晓风残月”移赠六桥，差强人意，然不如白公“吴山点点愁”一句道尽。西湖传词乎？词传西湖乎？曰：两美其必合。[11]
得益于西陵山水与风情，西陵词脉绵长，传统深厚，为两浙之翘楚。“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最著者也。”[12]朱彝尊追踪浙西词脉而多为杭州词人，其后继者厉鹗对于杭州词脉的梳理更为清晰[13]：
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元时嗣响，则张贞居、凌柘轩。明瞿存斋稍为近雅，马鹤窗阑入俗调，一如市伶语，而清真之派微矣。[14]
虽然西陵词人并不如浙西词派朱、厉一样将周邦彦、马洪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但相对而言，如果说周邦彦所代表的宋代词人为西陵词坛提供了丰厚的词学经验和高度的词学荣耀，那么瞿佑、马浩澜等明代词人则为杭州很好地延续了选妓征歌的词学传统。唐宋元明一贯而下的词脉，为西陵词坛的兴起提供了深厚的基础，部分卓睿的西陵词人在这种丰厚的词学积淀中形成了高度自觉的词史责任感、广阔的词学视野、博大的词学胸襟和丰富的词学创造力。
杭州词风之复兴，约在天启、崇祯年间初露端倪。徐士俊、卓人月天启五年定交，即于栖水互相酬和以成《徐卓晤歌》，崇祯初年又合选《古今词统》，流传海内，影响尤大。王庭有言：“蕊渊（即卓人月）于词家独辟生面，……余见其与徐士俊栖水倡和，有《晤歌》诸篇什，迄今倚声之学遍天下，盖得风气之先者。”[15]又云：“五十年前，予兄介人始习词。其时海内惟栖水徐野君、卓珂月，武塘王孝峙多有作，在吾里倡和，止予一人，而今倚声之学遍天下。”[16]就时间而论，徐、卓栖水倡和，约与王屋、王翃等人同时，而早于云间三子之倡和。徐士俊于康熙十九年庚申序《浮玉词初集》时亦称：“夫余当五十年前，与卓子珂月有《古今词统》之役，是时词家风气犹蓓蕾也，今则烂熳极矣。”[17]西陵词坛风会实开自徐、卓二人。于康熙前二十年，达到极盛。遂安方象瑛曾于康熙十三年秋与毛际可同寓居杭州，晚年又曾来此养疴，与诸多词人曾有交往，其于西陵词坛有最直接的感受：“数十年来，词学盛于西陵。余所见诸贤所作，莫不人擅苏辛，家工周柳，其未经寓目者，不知柳浪新声，更何若也。”[18]在康熙朝第三个十年，由于词人凋零、聚散离合，词风转衰。此时郡内词学，主要赖塘栖卓长龄、松龄兄弟与金张等人维系。在此前后新登上词坛的后劲词人也多为浙西词派所染化，如许田、许昂霄及毛先舒弟子王锡等。直至康熙六十一年，词坛耆宿徐紫凝与厉鹗定忘年交，一改西陵门径，转尚浙西一派，彻底宣告了西陵词风退出历史舞台。
由明天启至清康熙共历两代四朝，西陵一郡诞生了大批词人、词集与词学著作，今分述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