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学转向

1954年，布尔迪厄获得哲学教师学衔之后，被任命为穆兰中学的哲学教师，他开设了关于胡塞尔的哲学课程。1955年，他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学术兴趣转向人种学。他最初一边从事人种学调查，一边写关于胡塞尔的时间经验结构的著作。在服兵役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开始关注阿尔及利亚社会，写出了“我知道什么”丛书中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1958），为了消除巴黎知识分子对阿尔及利亚现实的误解，“也许同样为了消除对一场残酷的战争无能为力的证人的负疚之感”。[44]他在阿尔及利亚曾与普通士兵朝夕相处，替他们站岗，甚至替他们写情书。他们对等级制度俯首帖耳的态度令他震惊，“我身上残存的民众主义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种民众主义是由加入资产阶级少年的享有特权的闲暇的沉重负罪感形成的，这种负罪感使我刚刚获得学衔就离开了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教书和有点儿用处”。[45]比受苦更可怕的是对受苦的默认。如他后来分析的，习性导致了不知不觉受奴役。服完兵役，布尔迪厄担任了阿尔及尔文学院的助教，继续从事阿尔及利亚人种学和社会学研究。炙手可热的社会问题压迫着他。他进行了系统调查，搜集关于服装的资料（与传统服装和欧洲服装进行对比），拍了大量照片，在公共场所进行谈话录音，搞问卷调查，访谈，查阅档案，参加社团讨论。他在调查过程中数次历险，受到法国军队盘查，与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士兵遭遇。他对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的亲身体验，“既是内在的又是遥远的、亲切的，也可以说是深情的、热烈的但并不是天真的或无知的”。[46]在战争中从事社会学调查必须万无一失，尤其要妥善处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在极端紧急的状况下，他调动了全部的知识和技术潜能：“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投入的批判警觉，无疑可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实验中找到根源。”[47]阿尔及利亚的现实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非现实成分，他决心与经院式哲学决裂，把实践变成理论基石，投身社会科学并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社会科学。由此，他从情感生活的现象学转向既保持距离又关注现实的科学实践。

我们看到，布尔迪厄的志业转变来自对当时学科的实践意识。他的学术策略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社会学当时在法国被视为关于民众事物的平民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科学，尤其是对人类生活的最凡俗、最常见、最共同方面的粗浅分析。布尔迪厄把介于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人种学当作缓冲地带，确保转变的合法性。他的学术定位在学科等级中逐渐下降：从哲学到人种学和社会学，再到农村社会学，为他未来的学术飞跃预备了势能。两个地理和风俗迥异的区域——他的故乡贝亚恩和他的第二故乡卡比利亚成了他的“田野工作”（fieldwork in philosophy）的优选地。关于阿尔及利亚，布尔迪厄写了四本社会学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1958）、《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erie,1963）、《背井离乡》（Le Déracinement,1966）、《阿尔及利亚60》（Algérie 60,1977），两本人类学著作：《实践理论纲要》（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1970）、《实践意识》（Le Sens pratique,1980）。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中，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各个层次的赤贫无产者进行了访谈。《背井离乡》的核心内容是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强制进行的农村人口迁移如何对社会结构和被迁移者的世界观产生影响。通过对这些原始材料的分析，布尔迪厄指出，暴动和革命的差别是以对现时的把握为基础的。他把精神气质（ethos）、时间意识（conscience temporelle）当成习性的同义词使用。他认识到涂尔干功能主义的局限性，试图以行动者的集体表现的归并（即习性）来解决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论问题。在《阿尔及利亚60》中，他用习性分析作为经济实践根源的经济结构与时间结构的关系：“作为客观状况的内在化，阶级习性是全部配置的统一结构，这些配置意味着对客观的未来的实践参照，无论涉及对眼前秩序的服从或反抗还是让经济行为服从预见和计算的禀赋，都是如此。”[48]他在《实践理论纲要》中提出，象征暴力和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斗争都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行动者的习性使他们倾向于参与统治关系的社会再生产。配置、习性、象征暴力等概念在《实践意识》中得到强化，为他构建社会学人类学提供了有效工具。

1960年，布尔迪厄回到法国，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当助教，担任阿隆在巴黎大学的助手和阿隆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创立的欧洲历史社会学中心的秘书长。1964年，他成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领域中一切具有革新色彩的事物都发端于布罗代尔主持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这种氛围无疑有助于他在社会学领域进行创新。他要提高社会学这个低等学科的地位，以哲学和人种学充实社会学，在社会学中引入他在阿尔及利亚大量使用的摄影方法、人种学观察和访谈方法，尤其是促进方法论多元化的问题和思想方法：“这是一种转向社会学而且是一种被重新定义和变得高贵的社会学的方式。”[49]他通过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与哲学人类学划清了界限，扎根到法国当代的现实中，投身于摄影、参观博物馆、学校教育遴选机制的调查。1965年，布尔迪厄在《一种中等艺术——论摄影的社会用途》中，强调社会学中没有微不足道的对象，只要它们能够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人类行为的逻辑，社会学实际上是未明言的人类学：“社会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行动的继承人，难道应该将人类学计划让给其他学科，它既然以研究经验和行动的最普遍和最抽象的条件为专门目标，怎能把未提供其历史重要性的直接明证的人类行为列入无意义的范畴？”[50]同年，布尔迪厄在与帕斯隆合作的《继承人》（Les Héritiers）中，指出社会出身造成了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别。1966年，布尔迪厄在与达尔贝（Alain Darbel）合作的《分红》（Le Partage des Bénéfices）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的关注。1968年，布尔迪厄担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如何造成社会阶级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如何再生产的问题。1969年，布尔迪厄在与达尔贝合作的《艺术之爱——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中，提出了艺术趣味的社会条件问题。1970年，布尔迪厄在与帕斯隆合作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中，阐明法国教育体系再生产社会文化差别，指出教育活动的“象征暴力”与国家对“实体暴力”的合法运用之间存在着一致性。1979年，布尔迪厄在《区分》中，以资本、场、习性等概念构建的生成结构理论解释其社会学调查结果，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社会批判，提出趣味的区分功能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对传统的阶级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布尔迪厄意欲解释和理解所有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把整个社会科学场都纳入了视野，正如他本人承认的：“我出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场中。”[51]他无疑受到了法国社会学之父孔德和涂尔干的影响。在孔德看来，社会学乃桂冠学科，在思考社会事物的总体性方面能够与哲学媲美。涂尔干在他创办的杂志《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中没有区分社会学、人种学、历史学或地理学，主张这些学科全部为人文科学服务。布尔迪厄继承了这种总体社会学观念。首先，他反对社会学的学院式划分，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等。其次，他反对学科的人为划分，主张按照构建对象的科学逻辑实行划分。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把他关于总体社会学的学术抱负付诸实践。他提出社会科学场的概念，重申了几个原则：取消研究对象的社会等级，拒绝表述研究成果的学术惯例，促进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他在自己主编的“共识”丛书中，收入了社会史和社会学、哲学史和艺术史、人种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著作。应该说，他赋予总体社会学的地位不亚于萨特赋予哲学的地位：“我不是不知道我的事业可能表现为一种追求全能知识分子的过度野心的方式，但这是另一种更严格也更冒险的方式：事实上我冒着在两方面失败的风险，在纯粹的经验论者看来过于理论化，而在纯粹的理论家看来过于经验主义。”[52]他力图使社会学通过综合理论与实践，达到哲学的认识论高度。作为社会学家、人种学家和哲学家，他差不多同时出版关于卡比尔人的文化和阿尔及利亚的《实践意识》与关于文化实践的《区分》，这两个研究领域互相呼应，互相补充。人种学家布尔迪厄曾绘制卡比尔人的房屋构图，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曾描述他的故乡贝亚恩的房屋布局。他不断穿行于卡比利亚与贝亚恩、异国文化与故乡文化、遥远的和熟悉的，努力创立一种新实践哲学。

布尔迪厄眼里的新社会学该当如何？

一方面，他尽力复兴涂尔干学派，借涂尔干模式反抗在社会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模式。当时法国社会学界对美国社会学持两种态度：要么完全服从美国社会学对科学的定义，要么断然拒绝与美国实证主义相关的统计学方法。在他看来，以帕森斯、莫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模式将“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简化和歪曲了社会科学，应该回到涂尔干及其追随者（莫斯等）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上。同时，他也到德国寻找盟友（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和卢曼），但他发现自己无法归顺经院式理论家与服从美国正统论的经验主义者的任何一方。他必须开辟新路：

这意味着建立一条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导向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拿对手的武器（尤其是统计武器；但是我们法国也有一种伟大的传统，这就是我颇从中受益的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对他反戈一击，重新恢复被美国转译误解和歪曲的欧洲传统（在“共识”丛书中大量再版涂尔干和涂尔干学派的著作，通过一种积极的重新阅读或更确切地通过一种自由的重新阐释解放韦伯，这种重新阐释使他既脱离帕森斯又脱离阿隆、舒茨和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因而最终避免撕掉标签的方法和概念的简单引进者与固执地拒绝韦伯和经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其同类之间的对立所呈现的取舍。[53]

另一方面，他主张社会学争取自主性和独特性，反对哲学的霸权主义，既反对制度哲学家，他们一心维护学衔和过时的教学大纲；也反对所谓反制度的哲学家，他们表面上与“主体哲学”决裂，想方设法与社会科学保持距离，却模仿社会科学特有的科学性修辞方式，尤其通过某某学（-logie），比如文字学、考古学等的作用，暗中占有社会科学的问题和成果。[54]布尔迪厄坦陈：“我对这些完成一半的转变从无很多好感，因为它们以最低的代价兼得科学性的利益和从属于哲学家身份的利益。”[55]他秉持对社会科学价值的信仰，以哲学家的身份及其权威为赌注，实现真正的科学转变。

最终，布尔迪厄通过反对结构主义、互动论、主观主义，建立了生成结构主义理论。

如果用两个词概括我的研究，我会说是“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这要在与索绪尔或列维-斯特劳斯传统赋予结构主义这个词的意义极其不同的一种意义上理解它。通过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我想说，在社会世界中，而不只是在象征系统如语言、神话等之中，存在着一些客观结构，这些客观结构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和意志，但能够左右或限制其实践或表象。通过建构主义，我想说，存在着一种社会生成，一方面是认识、思想和行动的模式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56]

依据生成结论主义理论，社会世界是结构的和动态的，行动者同时是受限制的和自由的。布尔迪厄对社会世界的研究过程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他的社会学最终发展为一种反思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为社会学服务的实践论，“社会学的社会学应该不断地伴随着社会学的实践”。[57]1997年，布尔迪厄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中，通过对经院式哲学的反思，指出了哲学生产的社会条件：闲暇（skholè）使哲学家摆脱日常生活的必需，造成经院式封闭并远离社会世界。2001年，布尔迪厄在《科学的科学与反思性》（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中，提出了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科学进行一种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毫不主张将科学认识归结为并还原为其历史条件，进而归结为并还原为地点和时间确定的情境，从而把它相对化，而是恰恰相反，试图让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理解支配科学实践的社会机制，并因此不仅成为笛卡尔从前奢望的‘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而且成为社会世界的‘主人和拥有者’”。[58]由此，反思社会学意欲作为科学的科学取代哲学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