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一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是大英帝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巅峰时期，其狭义的时间范畴主要指英女王维多利亚一世执政的1837年至1901年。这个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1830年至1850年），中期（1850年至1870年），晚期（1870年至1901年）。维多利亚早期是推行各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年代，这个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是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改革成果凸显，经济指标连创新高。这一方面是英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工人和农民剥削压迫加重，致使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劳资冲突激烈。在这种情况下，1832年的选举制度改革法案出台，这个法案削弱了贵族阶层的势力，增强了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1867年和1884年又分别通过了第二、第三选举法案，从而使得广大城镇工人和乡村农工都享受到选举的权利。由于这个时期多个选举法案的通过，其他政治与经济改革也相继取得重大进展，到了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社会一举进入物质经济繁荣的新时代，交通运输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个时期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对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自豪，英国人甚至吹嘘自己是“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丰饶羊角（cornucopia），维多利亚女王也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以其独特的大国风度、精神气质和女性魅力引领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英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稳定与和谐。然而，到了维多利亚晚期，由于英国经济的衰退和殖民地国家的反英斗争风起云涌，其国家力量开始走向衰落。无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英国都大大落后于德国和美国，英国走向颓势的状况已经显现。[1]

本书所涉及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不拘泥于具体的时间起止，行文过程中可能将其之前摄政时代的文学和之后的爱德华时代的文学都纳入广义上的维多利亚文学范畴，而主要是取这个时代特有的转型气质和处于巅峰时期的大国气派。因为维多利亚时代代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经济发展迅猛，而且社会各项改革的进程也是如火如荼，尤其是大英帝国在1851年成功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使得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如日中天。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无论是外国媒体还是本国社会各阶层的评价，其主流舆论都是保持着对这个伟大时代的赞美和对其丰功伟绩的歌颂。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这种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孕育出来的维多利亚文学及其文化批评却没有对这个时代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以文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特有的姿态和社会责任，对这种表面繁荣状况下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的悖论现象已被许多中外学者所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曾经深入伦敦工人生活区，了解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的道德纯洁为代价而取得的著名论断；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出英国社会繁荣、经济增长背后工人阶级穷困潦倒的大量事实。就英国本土思想家来说，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社会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在其《时代的特征》《文明的忧思》等著作中，更是以激烈的言辞批判了英国社会进步背后的“精神贫困”。他在《时代的特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忍不住要用的不是‘英雄时代’、‘虔诚时代’、‘哲学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是‘机械时代’（The Age of Machinery）。这是个机器的时代，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是如此。如今没有一件东西是直接做成或手工制成，一切都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算计好的机械装置来完成的。”[2]他还进一步指出：“如今不仅是外在的和物质的生活受到机器的操控，内在的和精神的生活也不例外……这一习惯不仅规约了我们的行为模式，甚至也掌控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人们不仅双手变得机械，连头脑和心灵亦是如此。他们对个体努力和自然力量都丧失了信心。他们期盼和追求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在的组织和安排，是机构和政体——是这样或那样的‘机制’（Mechanism）。他们所有的努力、寄托和看法，都变得机械化，具有了机械性。”[3]这种对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描述和文化批评无疑给赞美英国社会现状和正在享受维多利亚时代荣光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从而促使人们正视社会繁荣背后的精神问题。

另一位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论著中也对英国社会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文化批判。他认为英国社会已经进入机械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创造了英国国家力量的增强和人们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长，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他说：“生活中只剩下两大关怀：一是赚钱，二是拯救灵魂，这情形是多么普遍，反映出我们中间多少人的状况！对待世俗事务的狭隘、机械的观念！两种观念结合起来给我们的人生造成何等的破坏！”[4]他还用尖锐的语气批评了造成这种破坏的中产阶级人士，即他所称的“菲利士人”（Philistines）；他甚至还把文化拟人化，以此来讽刺这些“菲利士人”的庸俗习气，如“文化则说：‘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说话的腔调。好生注意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些什么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么财富还值得去占有吗？’”[5]这与我们当今中国社会一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穷得只剩下钱”的现状何其相似乃尔！

亨利·纽曼是维多利亚时代发起“牛津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同样对这些刚刚富裕起来的英国中产阶级暴发户们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对由他们所引领的拜金主义风气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他曾经在1836年的一次乡村布道中形容“拜金主义福音”所造就的“我自信、我成功”的恶俗心态：“这个国家的特征是它的繁荣正在可耻的造成一种心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心态更为可怖。我指的是那种雄心勃勃的精神……那种低贱的雄心，它使每个人一门心思关心生活中的成功与腾达，聚敛财产，获取权力，削弱对手，战胜上司，同时又装出一副以前不曾有过的妄自尊大然而又彬彬有礼的模样。”[6]这些文化批评家们的尖锐批判对正处于巅峰时期的英国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声音，但正是由于有这种声音存在，才使得英国社会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和道德上的自我修正需要。

针对维多利亚文学创作提出批评的著名学者主要有雷蒙德·威廉斯。他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等著作中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剖析，认为小说创作具备了与历史不同的但同样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他创造的新词“情感结构”及其所蕴含的对英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忧虑。此外，卡扎米安的《英格兰社会小说：1830—1850》、凯瑟琳·佳拉赫的《工业话题对英国小说的重塑——社会话语与叙述形式：1832—1867》也都从工业小说的视角对维多利亚文学中展现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迁展开了所谓的“英国状况大辩论”（the UK Situation Debate），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英国状况问题”（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Question）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体现了这个时期的小说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转型焦虑”。另一派学者如菲利普·戴维斯的《英国文学史卷八·维多利亚人：1830—1880》和安尼特·鲁宾斯坦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三卷）则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传统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他们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显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尖锐批判，却勾画出了这个时代的文学与英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其核心要旨仍然是一致的。

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从文学史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阐述，如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21世纪以后涌现出的许多学者则主要从专题史角度，探讨英国社会在“强国之路”上感受到的道德危机和情感危机，显示出他们对英国进步话语的质疑和解构。代表性的成果如陆建德的《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篇——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钱青主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聂珍钊等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黄梅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殷企平的《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和《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此外，这些学者都有一种把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和中国关怀作为批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维多利亚文学的出发点和旨归的倾向，显示出他们热情关注国内现实的人文情怀，这种关怀无疑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和文化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课题正是受到上述中外著名学者的启发，拟从“道德”话语的角度，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关注这个时期的哲学、宗教和历史状况；以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绅士化”现象为研究的切入点，对这个时期文学关注的道德话语进行再思考，以期实现对黄梅教授推敲“自我”话语和殷企平教授推敲“进步”话语的深化和补充。虽然“道德”话语在上述学者的“自我”话语和“进步”话语中都有所涉及，但他们在阐述道德与进步的关系时，仍然沿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思路，不但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损害道德纯洁性为代价而取得的，而且把道德放置到进步之上，从而使道德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在具体分析作品时，他们也没有能够超越维多利亚作家预先设定的道德话语，致使他们不能够分清楚维多利亚文学的道德话语是中产阶级话语还是贵族阶级的话语。而对话语主体的模糊认识必然导致误判其道德性质。本课题在批判继承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道德话语深入英国思想史语境中，努力探索道德问题与英国贵族阶级的衰落和中产阶级崛起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维多利亚文学的道德说教所蕴含的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在精神领域的殊死搏斗。在英国贵族阶级的实际统治日益衰落的形势下，他们在道德领域继续其精神统治的欲望仍在延续；而贵族阶级放宽进入绅士的门槛，中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也在沿袭贵族统治的道德传统，因而出现所谓的“绅士化”倾向。这一系列的道德重构虽然缓解了维多利亚时代激烈尖锐的阶级矛盾，营造了一种表面和谐的社会状态，但贵族的道德理念并没有能够给英国现代工业社会提供活力，在精神领域反而扼杀了中产阶级本有的勤劳、自立、公平、正义和追求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中产阶级道德传统。此外，本课题的研究从中国关怀的视角上看，英国不列颠民族在繁荣昌盛的时代却造成了道德上的严重失误，这对当今中国综合国力走向强盛时期如何进行道德建设，如何处理道德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也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一）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统治地位的形成

英国中产阶级是在近现代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生阶层，它的正式兴起应该从1688年的中产阶级革命算起，“光荣革命”建立起来的政体虽然是一个具有浓厚王权和贵族特质的君主立宪政体，但中产阶级却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渐占据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到了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席位已经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他们通过议会政治，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产阶级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从而使得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英国中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迅速壮大。而这个时期的英国贵族由于土地价值的下降，贵族思想的保守和生活态度的僵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奢华无度，在中产阶级的围攻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688年的光荣革命虽然保留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传统，但贵族统治实际上流于形式，真实的政治权力已经旁落到中产阶级手里。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是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相互妥协的结果，但这种妥协却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英国发生像法国大革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革命那样的暴力事件，因而实际上它体现了英国人在社会大转型中的智慧。

但是，英国的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贵族阶级彻底放弃了统治权。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失败是他们固守土地资源、思想僵化和生活方式的奢华无度造成的，但他们却在长期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了一整套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因此英国贵族阶级在现实政治统治日益衰落的状况下，他们在道德领域继续其精神统治的欲望仍在延续。而此时的英国中产阶级虽然在经济、政治上都以其强大的实力影响着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使得中产阶级功利主义价值观得以迅速流行。一方面，英国中产阶级在个人宗教信仰上坚持的是新教传统，在道德观上信守俭朴、守时、勤奋、清洁、严谨、谦恭和顺从。一旦这种道德观被中产阶级所坚守并形成良好的习惯，它就逐渐沉淀成为中产阶级根深蒂固的阶级性格，而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得以受人尊敬，在商业和贸易等事务中能获得他人信任并使他们迅速致富，从而造就了英国中产阶级普遍的财富增长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发财致富，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也导致他们对金钱的欲望迅速膨胀。对金钱的崇拜，产生出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观。虽然中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旨归的，但具体到中产阶级个人道德观上，它仅仅表现为自私自利，唯我独尊，自高自大。马修·阿诺德就根据这种性格称他们为“菲利士人”，而这种称呼显然是具有贬义的，并且他还把中产阶级的这种性格概括为四大特征：第一，把财富等同于伟大；第二，鼓吹个人自由，轻视国家的作用和利益；第三，高傲自负；第四，趣味平庸低俗。这一形象的比喻和对其特征的描述正好说明了英国上流社会对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蔑视。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和事业上的成功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功利哲学和道德的形成，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普通英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举止，无论是中产阶级的正面形象还是他们的负面形象，都被普通大众所模仿。无论是失去往日势力的贵族，还是普通的工人阶层，都弥漫着一股“拜金主义”的风气和纽曼形容的那种“低俗的雄心”的恶俗心态。这种状况正是长期把持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所要批判和诟病的。英国贵族阶级认为中产阶级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也实际上把持着国家的现实统治权，但他们却缺乏作为统治阶级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和精神气质。因此，贵族阶级仍然可以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引领中产阶级，进而在道德精神领域实现对中产阶级的继续统治。不过，中产阶级也认识到贵族阶级的道德堕落和奢华腐败的风气，故此马修·阿诺德称他们为“野蛮人”，但同时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的本质缺陷，那就是缺乏治国理政的智慧、责任感、道德感和无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的贵族优雅生活方式，因此，中产阶级也需要延续贵族统治时代的道德传统以提升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各方面素质，他们的这种内在需要成为与贵族阶级相互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根本原因。而这个道德传统的延续是通过“绅士化”过程这种特有方式实现的。

（二）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重构的切入点：绅士化

绅士观念虽然在18世纪的英国民众生活和英国小说中被普遍提起，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绅士观念的争论却成为最为频繁的、最为人们所热衷的话题，无论是在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还是在维多利亚小说家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都热衷于讨论“什么是绅士”“怎样成为一名绅士”以及“成为一名绅士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实际上，在看似如此感性的提问背后，却隐藏着绅士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出现转折的奥秘。它实际上承载着新旧社会实现平稳过渡的重大使命，是英国贵族道德传统延续到中产阶级身上的特有方式。

在英国历史上，绅士是指具有一定土地特权的社会等级，其位置在准男爵、骑士之下，比自由民的等级要高，因此，绅士具有贵族属性，所有的贵族都是绅士，但不是所有的绅士都是贵族。到了16世纪，随着英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英国贵族开始把绅士阶层向军官、议员、英国国教的牧师、律师、英国牛津或剑桥学者开放。但到了18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对绅士的议论就不仅仅是其社会阶层和地位，而更重要的是对绅士道德素养的品评，这种对绅士地位和价值的内在化倾向，一方面打破了绅士阶层的贵族社会属性，另一方面绅士所代表的贵族符码又为中产阶级社会提供了一种有尊严感的平台，在理论上为那些自我奋斗者进入贵族阶层提供了可能性。绅士的头衔虽然在理论上是开放的，但它也可以通过传统绅士社会的排除机制将那些未达到标准的工商业者完全排除在外。只有在工商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才可以进入绅士的行列，这些达到标准的中产阶级成功人士在尽情享受生活的同时，在行为举止方面都不由自主地向绅士做派靠拢，一个成功的人士不仅应该具有绅士的举止风度，而且应该具有温文尔雅、同情心、待人友善和良好的想象力等美德。这种道德化了的绅士观念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谈论最普遍、最热烈的话题。

但是，绅士所具有的贵族符码使得绅士具备优雅、闲适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时一个真正的绅士还意味着他可以不依靠体力劳动去生活，也不需要太关心自己的经济事务，这样，绅士化就体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它让工业化社会的中产阶级获得具有贵族意味的尊严感，另一方面它又挑战了工业化社会中工作的尊严。因此，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化倾向虽然缓解了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矛盾的激化，也确实提高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道德素质，但它又把贵族时代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和道德意识一起渗透到工业社会中，使已经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绅士化过程中被腐蚀并逐步消解。英国中产阶级的绅士化甚至使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工阶层都在模仿着贵族优雅、奢华、闲适的生活方式，对自己以工作为天职（Calling）的各种具体工作逐渐失去兴趣，从而丧失了他们阶级本有的道德和精神素质。而这个时期美国社会虽然也沿袭着英国的绅士传统，但他们却把绅士化延伸到每一个成年男子身上，这样，绅士化和民主化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每一个人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具有平等的权利，也使得人们在道德上消除了英国贵族阶级所制造的等级观念，实现了道德和精神上的人人平等。而英国维多利亚社会虽然降低了中产阶级进入绅士阶层的门槛，但其中蕴含的贵族阶级的优越感和阶级地位仍然没有消除。英国的绅士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但没有从实质上降低贵族阶级的道德尊严和社会地位，他们仍然高高在上，在道德上傲视着缺乏闲暇和教养、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忙于生计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英国大思想家罗素说，绅士观念是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的等级秩序而发明的概念，其实它维护的不仅是中产阶级的而且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等级秩序，目的就是保持贵族阶级原有的阶级地位和道德上的尊严，为了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继续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化过程虽然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道德言说，但其内涵却蕴含着浓厚的贵族道德意识。庄陶教授在《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属性》一文中说，维多利亚小说涉及绅士观念与贵族阶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绅士身份的历史渊源决定了绅士观念本质上的贵族意识；第二，维多利亚绅士的道德成分也是贵族理想的历史遗产；第三，贵族意识形态以参与和控制的方式直接参加了维多利亚绅士观念的建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化虽然缓解了社会更替过程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严重冲突，但在本质上中产阶级的掌权并没有改变贵族阶级在英国社会阶层中的领导地位，他们通过精神领域的各种载体（宗教、文学、舆论工具和出版等）把贵族道德意识渗透其间，从而保持了贵族的尊严和最高等级君主的社会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说教不仅是中产阶级对自身阶级的言说，而且是贵族阶级力图通过文学及其他的文化载体延续其道德传统，进而实现其精神统治的一种政治运作。

（三）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重构的主导者

阿诺德在其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企图通过对完美和光明的追寻超越他所谓的狭隘的阶级利益，用普遍性的概念来隐藏某个特定阶级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但实际上，阿诺德的这种论述是他为英国社会寻找的一种救世良方，而他在寻找这个救世良方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各个阶级之间的问题，他正是从这些阶级矛盾中寻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的。因此，当我们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重构问题时，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忽视这些阶级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相互妥协。

阿诺德在《民主》和《平等》中深刻阐述了英国贵族阶级的现实状况，他明确提到英国的贵族阶级已经走向衰落，不再适合充当领导阶级了，他说：“在我们已进入的时代里，继续由英格兰贵族来指引并影响英格兰民族，正在变得不可能了……种种迹象确凿无疑地表明由它来带头、来领导国家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了，它的统治和领导权已经不再得到国人实质上的认可了。”[7]他还提醒说，我们所要留心的是，我们在瓦解旧体系时，不应该带有刻毒的心态，即要对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心存慈悲。但是，政治上领导权的退出是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成功所导致的，贵族阶级并没有因为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成功动摇自身在文化、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支配地位，相反，由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拜金主义思想的广泛流行，使得中产阶级在取得统治英国现实政治的实质性领导权后，仍然暴露出他们在道德上缺乏统治阶级领导素质的严重缺陷，贵族阶级统治地位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在道德精神领域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因此，贵族阶级实际上成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重构的主体。

英国贵族阶级之所以在中产阶级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后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配地位，是因为中产阶级取得政治领导权后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殖民扩张和对财富的追求，而这些经济上所谓的成功人士往往家庭出身低微，没有接受系统的大学教育，缺乏人文素养，导致他们道德素质贫乏，举止粗鲁，仅仅是靠他们的努力和运气取得的成功，却缺乏贵族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这一点，已经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思想家罗伯特·欧文说得非常精辟，他说：“我已彻底厌倦了做贱买贵卖生意合伙人的生活。这种职业败坏而且常常毁灭了我们人性中最美最好的天赋。在长期生活中，我经历了贸易、生产和商业的所有阶段。根据经验，我深信这种完全自私的制度下无法形成任何高尚的性格。真理、诚实、美德将会成为空谈，现在如此，一直以来也都是如此。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因为这种制度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受一种训练，让他们根据利益双方来互相对抗，常常是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一种低级粗俗、无知劣等的组织方式。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替代它，去塑造性格和创造财富，将不会有任何持久、全面、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善。”[8]

在欧文看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中产阶级主要以物质利益追求为目标，因而在性格上容易造成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之心，而且这种经济行为本身也体现出举止粗俗、无知劣等的特征。而欧文对自身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就是来自贵族的审美和道德风尚，因此他实际上成了贵族思想和道德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物、牧师纽曼也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对当时中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对国家的影响做出了精彩的评判，他在一次讲道活动中说：“这个国家的特征是它的繁荣正在可耻地造成一种心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心态更为可怖。我指的是那种雄心勃勃的精神……那种低贱的雄心，它使每一个人一门心思关心生活中的成功和腾达，聚敛财产，获取权力，削弱对手，战胜上司，同时又装出一副以前不曾有过的妄自尊大然而又彬彬有礼的模样。”[9]这既是对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心态的绝妙描述，同时也是宗教人士对中产阶级经济行为严厉的道德评判，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天主教人士对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是不满意的，而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只顾聚敛财产、获取权力，却不顾道德修养和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这对宗教所崇尚的诚实、仁慈等美德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成功只是社会表面的繁荣，是利益和各种物质产品的丰富，而不是人心中的美德、诚实、慈悲等的进步，因而中产阶级难以得到包括贵族、宗教人士在内的上层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正是由于中产阶级处于道德层面上的低位，它虽然在政治权力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但贵族阶级仍然在道德上和其他更深层次的精神领域有继续行使统治权的必要。中产阶级只是在经济和制度层面掌握统治权，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统治权却牢牢地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因而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言说多是来自中产阶级阶层，如这个时期的“英国状况小说”，其作者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这些小说的主要阅读主体也是属于他们这一群体，但其中言说的内容却蕴含着浓厚的贵族道德意识，而代表着贵族道德意识的各种评论刊物和其他新闻媒体则引导着小说和诗歌作者的写作态度、评价标准和读者的审美趣味，那个时代经常出现的“文学事件”（如对雪莱的道德劝诫、对拜伦的恶毒言论、哈代小说风波、王尔德案件和劳伦斯作品的禁止出版等）表明，英国贵族阶级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仍然可以拥有各种社会媒介去调控这个时代的道德风尚和贵族价值观念。因此，维多利亚时代主导道德重构的主体并非是中产阶级，而是贵族阶级，是他们在牢牢掌控着英国道德和精神领域的主导权。

同时，英国中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也深深地感受到自身在道德素养和行为举止上的严重缺陷，他们无论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提升道德水平的迫切需要。而英国中产阶级道德提升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绅士化，绅士化虽然是在模仿英国传统贵族的道德品质、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但19世纪的英国绅士和以前时代的绅士一个最大不同点就是，19世纪的绅士越来越注重绅士本身的道德评价，而淡化了绅士的出身和地位，这就使得19世纪的绅士具有了浓厚的中产阶级文化品位，也是中产阶级追求道德自我提升的重要精神产品。

不可忽视的是，英国劳工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重构也成为被动的参与者。这是因为劳工阶级在中产阶级政治统治期间的革命运动中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在个人价值观上也与中产阶级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奋斗逐渐趋向一致。贵族阶级开放的绅士阶层这时不仅仅是针对中产阶级，同时也适应劳工阶级。维多利亚时代还出现了穷人也想做绅士的社会风尚，穷人做绅士靠的是遗产继承，因为成为一名绅士要有雄厚的财富作为后盾，比如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匹普。但随着劳工阶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行为做派都模仿着中产阶级绅士，甚至在上街游行争取自己的阶级地位时也穿着礼服头戴礼帽，表现出十足的绅士做派。此外，在中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英国王室和贵族阶级还经常以关心劳工阶级的生活和贫困状况为手段，笼络劳工阶级，以此达到制衡中产阶级的目的，劳工阶级也因此被动地站在贵族阶级一边，成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重构的参与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作家群体同样在这场绅士化的道德重构中扮演了她们独特的角色。18世纪的英国妇女遵从的是基督教文化理念中“美德有报”的道德传统，因而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淑女形象。然而19世纪的英国妇女却表现出大胆的叛逆者形象，她们虽然有传统淑女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表现独特的个性、对自由的向往和大胆地追求平等爱情的勇气。这些个性特征共同构成了19世纪英国妇女形象中可贵的道德素养和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的斗争勇气。

戴维·罗伯兹在《英国史——1688年至今》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的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罢工事件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并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阶级的攻击和谩骂。如果马克思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间的妥协产生”[10]。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妥协的背后，是英国贵族阶级仍然掌握着统治英国社会的精神钥匙。

三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方法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为基本研究对象，辅之以当时著名批评家的道德批判，以维多利亚文学的“绅士化”现象为切入点，努力揭示其中蕴含的贵族道德理念。为此，本课题拟采用文学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把维多利亚文学中的道德说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紧密联系起来，把历史的阐述与文学的言说结合起来，使文学的道德内涵得到更广泛的、更真实的佐证和阐述。结合上述思考和评述，本课题的创新点至少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本课题把维多利亚文学的道德说教不仅仅看成中产阶级作家对自身阶级的言说，而是贵族阶级力图通过文学的载体延续其道德传统，进而实现其精神统治的一种政治运作。第二，本课题认为，维多利亚文学的道德说教表面上营造了一个和谐、有序的道德环境，但这种道德环境实际上确立的贵族阶级的等级秩序，代表的是贵族阶级的统治利益，从根本上说这种环境不利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追求民主、平等的社会发展潮流。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体系最终妨碍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进步导致道德堕落。

本课题研究成果共分六章。

第一章：阐述英国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及其与贵族道德的关系。包括：主要以亚当·斯密、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功利主义观点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及其影响。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中产阶级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受到贵族阶层的怀疑和激励的批判，主要表现有机械论与有机论之争、诗与科学之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新的贵族审美道德的主体，他们企图用贵族的审美道德对中产阶级的功利性道德观进行颠覆。

第二章：阐述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的道德取向与道德模式。包括：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来评述英国社会现状；马修·阿诺德则站在贵族精英主义的立场对中产阶级的兴起提出批评；亨利·纽曼站在宗教的立场批评中产阶级道德缺乏宗教感，企图以此重塑国教会的至上权威；欧文则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批评英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并企图创建他的“道德新世界”。虽然所处阶级地位不同，但他们都是站在贵族道德意识的角度针对中产阶级的道德堕落而发出的批评之声。批评家们往往是站在政治斗争的前沿，对当时贵族阶级失去政权后的反攻倒算进行了真实的反映，从中可看出政治斗争在文学和道德领域的延展和表现。

第三章：主要阐述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特质及作家的“绅士化”书写。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虽然继承了英国传统绅士的基本特质，但维多利亚绅士由于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其绅士特质包含了中产阶级的某些思想意识。中产阶级作家迪斯雷利、特罗洛普、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不管其身份如何，都对中产阶级暴发户的恶俗道德进行了尖锐批评，而他们批评的标准主要来自英国贵族的“绅士”传统，“绅士化”是维多利亚文学作品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绅士理想成为维多利亚作家们极力为中产阶级塑造的道德榜样。

第四章：阐述维多利亚作家群对贫困阶层的书写及其绅士理想。在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哈代、吉辛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对贫困阶层的书写；对这些贫困人物作家们除了饱含深厚同情和悲悯之心外，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这些人物塑造成为一个绅士崇拜者。绅士理想不仅成为中产阶级的追求，也同样成为贫困阶层的道德追求，中产阶级追求绅士做派拥有雄厚的金钱做后盾，而穷人想当绅士只能靠继承遗产。但他们塑造的标准维多利亚绅士是既有中产阶级的勤勉，又有贫穷阶层的宗教情感的维多利亚绅士。

第五章：阐述维多利亚女作家群的道德诉求及其淑女理想。这些女作家包括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等，她们虽然在塑造女性人物时都有各自的道德诉求和道德人格，但她们的淑女理想却渗透着高雅、端庄、顺从等传统贵族妇女的淑女品质。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理想与18世纪英国淑女比较起来，却多了几分责任感、人格独立和情感忠贞的成分，因而具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某些特质。

第六章：阐述维多利亚后期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和D.H.劳伦斯对贵族道德模式的反叛。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作家，他们开始不满贵族道德意识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因而王尔德提出“艺术与道德无关”的主张来倡导唯美主义；劳伦斯也提出性道德来与缺乏生命活力的贵族道德和工业文明相对抗。但他们的文学与其生活一样，都受到贵族把持的道德集团的猛烈抨击，从中可见当时贵族统治集团的道德力量是如何干预作家创作的。

结语：本部分主要总结了浪漫主义诗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批评家、作家无论其身份如何，都站在贵族道德观的立场上对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思想体系、文化素养和道德品位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批判的目的在于贬低中产阶级的精神素养的同时，抬高自己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主导地位，以确保在中产阶级成为政治、经济的领导者后，贵族阶级仍然能够在文化上掌握领导权。

综上所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统治者创造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英帝国，以贵族阶级为主体的道德精神统治者也建构起了与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相适应的道德理念，这些浸染了浓厚贵族意识的道德重构虽然给英国社会各阶层带来了表面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提高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道德素质，但实际上他们却无形中把英国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引导到贵族的道德意识中，让他们都在“绅士化”时尚中热衷于模仿贵族的寄生生活，享受贵族的审美趣味，这种道德导向从根本上严重伤害了中产阶级原有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道德体系，无疑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起到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