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存在巨大的非对称性，作为超级强国的美国秉持“门罗主义”立场，将墨西哥视为后院，自然地将墨西哥纳入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等级制体系。而在弱国[1]墨西哥外交政策中，独立自主是最重要的外交基石。原则冲突和利益分歧使得美墨两国在诸多双边事务上都存在错误知觉。美国和墨西哥这一对强弱国家如何维持非对称合作？美墨两国分别采取了哪些策略来维持非对称合作？哪些因素是管理强国与弱国之间非对称关系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这个概念，之后被列入安全议程的问题日益增多。具有跨国界性质的恐怖主义、毒品贩运、移民和难民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变化、跨国流行性疾病等都进入了安全问题范畴。这些事务不一定会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但会影响特定的人口，使得他们“感知”到外部因素的威胁。与传统安全强调军事实力、结盟和战争手段应付威胁不同，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威胁因素的多样性、应对措施的综合性以及国家间双边与多边非对抗性背景下合作的重要性，强调国家间的安全互动与合作是一种“非零和游戏”。[2]

然而，国家间非传统安全合作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最大原因在于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国政府赋予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对于如何开展合作存在较大的分歧。实力较强的国家在合作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自己的利益较容易得到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强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实力较弱的欠发达国家对主权问题较敏感，强调合作的平等互利性，坚决反对以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由干涉他国内政。[3]

美墨非传统安全合作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现象。就权力的物质维度而言，美墨物质实力相差悬殊，不对称显然是美墨关系的“标志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冷战后，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美国GDP是墨西哥GDP的16.99倍，美国人均GDP是墨西哥人均GDP的6.97倍。且冷战之后，美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间不对称性更加显著，由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的南北国家之间的移民、环境、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冲突更加突出。可以说，冷战后美墨合作是非对称国家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典型。

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其《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非对称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无处不在，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就是一对非对称关系。[4]在非对称关系中，由于实力差距，关系中的弱小一方比强大一方受到双方互动的影响更大，弱小一方无法威胁强大一方，但是强大一方并不能在关系中单方面发号施令，即使有时候大国会努力尝试推行偏好并偶尔遂愿，随后也会因小国的无尽反抗而备受挫折。[5]那么，在非对称关系中，哪些因素是维持国家间非对称合作的必要条件？

本书尝试以非对称理论为理论框架，研究冷战后美墨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以此推导出高度不对称国家之间不对称合作的影响因素。本书选取的研究时间段为冷战结束之后到2019年。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是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墨西哥外交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冷战结束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与美国保持“健康距离”。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从强调民族主义转向务实主义，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原则，成为美国的附庸，而是墨西哥更注重开发美墨共同利益，“自主性”不再必须披着“武力冲突”的外衣。[6]弱国依然可以通过与美国合作来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影响美国的行为，从而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墨西哥可以通过使美国参与制度安排而不是通过外交辞令上的相互“辱骂”和“指责”来最大限度地追求其利益，[7]从而促使美国承诺尊重墨西哥主权，放弃极限施压策略，使得两国在相互妥协和适应中维系非对称关系。为此，墨西哥政府选择了与美国合作的政策，采取了主动的外交攻势，即加入美国的决策中心中，确保美国人可以听到墨西哥政府的立场。这使得研究美墨合作成为可能。同时，冷战之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虽仍带有单边主义色彩，但美国政府同样也认识到加强同墨西哥合作、维持其“后院”稳定的必要性。如果不考虑邻国，美国是不可能成功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方合作态度的强化为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支持。

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选取美墨非对称合作案例，对非对称理论以及不对称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沃马克是对称理论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他认为，华尔兹提出的“战争是常态”是不对的，非对称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非对称关系不同于等级制，也异于结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间关系的类型。他的非对称理论的经验依据虽然最初来自东亚国际关系史，但在其2016年出版的《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沃马克使用了更多案例来印证其理论，力将非对称理论演变成一种普世的理论。本书对非对称理论进行梳理，认为沃马克提出的非对称关系假设的适用性非常广，但是沃马克在管理非对称关系的路径这部分草草结尾，并未系统分析。本书在美墨合作案例的基础上，尝试对非对称理论进行扩展和具体化。

本书的现实意义则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阐释。

首先是弱国视角。墨西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南北合作，如何在与强国的不对称合作中寻找利益的平衡点，保障弱国的利益，不陷入被强国支配的境地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诚然弱国可以与大国进行正面冲撞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与强国对抗，弱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通过与强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合作，在合作中制约和平衡大国的霸权，利用强国可以带来的收益通常是弱国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有效策略。弱国与强国合作并不意味着完全臣服于强国的利益。研究弱国如何在与强国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以往文献较少涉及的领域。

其次是强国视角。随着中国国力逐渐昌盛，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强国。只要中国发展壮大，周边国家定会感到中国带来的压力，不论这是否出于中国的真实意图。因此，中国与周边小国以及实力不如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呈现非对称关系，周边国家对于强国有忌惮和错误知觉，而中国要想在地区内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拥有周边国家的支持，为这些国家提供不可替代的公共产品。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普遍面临国内治安问题、政府能力弱、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如何维持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国家的非对称合作，让相对实力较弱的国家信赖中国，认同中国，成为目前中国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之一。当然，由于域外势力干涉，中国周边比美墨边境问题复杂得多，本书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探索和发展对周边国家的政策提供一些新思路，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小国的非对称关系，优化中国的周边环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后是强国和弱国互动的视角。美墨关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强国和弱国双边非对称互动的案例。美墨两国在跨界水资源合作、禁毒合作和非法移民管理合作上有合作也有冲突，研究其合作和冲突背后的驱动可以为这三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案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