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居正及其时代
第一节 张居正之时代
一 嘉隆怠政：政治之危
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担任首辅，其人生大部分时间却在嘉靖、隆庆年间度过。嘉靖、隆庆的政治危局对他后来的施政理念与作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英年病逝，无子，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由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从子、明武宗从弟朱厚熜，以藩王由湖广安陆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帝。
嘉靖帝登基后不久，就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造成了官员群体的分裂。经历“左顺门事件”和“李福达案”，嘉靖掌握朝政主导权，树立起自己的权威。随着反对“大礼议”的阁臣杨廷和等人的离职，支持大礼的新贵张璁、桂萼等进入内阁，辅助嘉靖推行革新，整顿吏治，革新科举，议处宗室，裁革镇守中官，清查勋戚庄田，改革赋役制度，国家气象焕然一新，暂时扼制住了正德荒政所造成的危殆局面。“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刷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1]
随着世宗帝位逐渐稳固，张璁等人离职，革新进程减缓，明世宗“进取求治意志的日益减弱，使革新处于停滞状态，对明代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2]。嘉靖二十年（1541）后，嘉靖把主要精力放在崇尚方术、喜好祥瑞上，追求长生不老。一些方士受到嘉靖宠信，如黄冈人陶仲文，由邵元节推荐给嘉靖。嘉靖帝遭宫婢之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时相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后因大同军功，嘉靖归功于陶仲文上玄有方，特加其为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3]。在嘉靖的推崇下，一些无耻官吏以进献方术献媚嘉靖而求用。无锡人顾可学，曾因在部时盗窃官帑，被言官弹劾而罢官，家居20余年，听闻世宗好长生，而同年严嵩方柄国，乃厚贿严嵩，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严嵩为之言于嘉靖，嘉靖遣使者赍金币到其家赐之。顾可学后诣阙谢恩，嘉靖遂命其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1545），超拜至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尚书，再加至太子太保。人人“咸畏而恶之”[4]。对那些反对斋醮的正直大臣，嘉靖帝予以重惩。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冬，户科左给事中杨允绳弹劾光禄丞胡膏伪增物值，下法司按验，胡膏辩称：“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数。充绳憎臣简别太精，斥言醮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择，其欺谤玄修如此。”嘉靖大怒，命下杨允绳于诏狱。居五年，杨允绳竟死于西市。[5]
嘉靖帝长期不上朝，朝政日坏，正直官员忧心如焚，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陈六事疏》中直言不讳：
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后，历年之久，未有过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列祖。乃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者未得其人与？抑上下之志犹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虽陛下神圣独运，万几之务，无所留滞。然天道下济而光明，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亲近文学侍从之臣，而能独治者也。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6]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疏，痛陈时政：
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7]
隆庆登基后，“端拱寡营”，不理政事，“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8]。隆庆元年（1567）元月，兵部侍郎邓洪震疏言：
伏见陛下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经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蒙虚心询访。传闻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升，所谓“女宠渐盛者”，未尽无也。左右近习，恩荫徇情，赐与颇滥，所谓“嬖幸蛊惑者”，未尽无也。号令非一，前后背驰。邪正混淆，用舍犹豫，所谓“仁柔不断者”，未尽无也。[9]
隆庆依然我行我素，尤其好女色，“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来，稍好内，掖廷充斥矣”[10]。隆庆的软弱，使阁臣争权日烈，“柄臣相轧，门户渐开”[11]。徐阶、高拱、李春芳、赵贞吉、殷士儋、郭朴等阁臣争构其间，张居正亦参与其中。阁臣政争，严重影响朝政运行。
二 国帑空虚：民生之艰
嘉靖、隆庆怠政，国事日坏。他们肆意挥霍，加之宗室繁衍日盛，供应增多，以及“北虏南倭”，军费虚耗甚大，导致国帑日渐空虚。对民众，则盘剥更重，百姓生存更加艰难。
（一）皇室享受
嘉靖时因斋醮需要，多大兴土木：
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12]
隆庆则贪财好货，追求金银珠宝。如隆庆二年（1568）四月，明穆宗令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要户部以银六万两，买金一万两进用。户部尚书马森等言：
皇上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暂贮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布政司亟进年例以供上用。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陛下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明穆宗诏令云南银两不必发，取太仓见在金进用。[13]隆庆三年（1569）正月，诏令以内织染局所呈袍服花样，要织造太监李佑取办一千八百六十匹以进。[14]隆庆四年（1570）五月，户科都给事中李已、给事中陈吾德疏言：
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买珠，传帖屡下。人情汹汹，咸谓“陛下诏书不信”，无所适从……矧今府库空虚，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边方年例，奏发无时。畿省饥荒，求济不已。司计之臣，方日夜忧怀，计未有所出。陛下为民父母，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费数十万之资乎？……恐将来效尤，肆意希求，转相欺蔽，不至于空人之国不已也。[15]
疏入，隆庆怒甚，李已以沽名犯上命，被廷杖一百，并送刑部监候，陈吾德被黜为民。
（二）宗室需索
明太祖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分其诸子到战略要地为藩王拱卫中央，有很大权力。“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16]朝廷不准宗室从事四民之业，养尊处优。但明代宗室人口繁衍迅猛，亲郡王以下，洪武中只有男女58人；至永乐，增长至127人；隆庆初，隶属籍者4.5万人，而见存者2.8万人。[17]人口增长，禄米增加，国家负担增重。嘉靖时的礼部尚书梁材以晋府、周府、鲁府、楚府为例，说明禄米增长惊人：
洪武年间，如山西初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石零。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山东初封鲁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三百六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湖广初封楚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五百八十七位员，共岁支禄米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石。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蕃衍无穷。举此五府，则天下王府可知也。[18]
嘉靖末，御史林润疏言宗藩禄米之弊：
今天下之事，极蔽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19]
（三）军费浩大
“北虏南倭”的军事威胁，使军费开销成为明朝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户部尚书孙应奎条上京边备用刍粮之数，“自臣入都至今，计正税、加赋、余盐五百余万外，他所搜括又四百余万。而所出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20]。隆庆登基后，财政仍然紧张，谕户部查内库太仓粮出入数，尚书马森奏：
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银该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粮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五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月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有余。窃惟积贮，天下大命，故无三年之畜，则曰“国非其国”。今帑藏所积似此，可谓匮乏之极矣。平居无事，尚难支推。万一有不虞灾变，供费浩繁，计将安出？今日催征急矣，搜括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处库藏空矣。势时至此，即鬼运神输，亦难为谋。[21]
明王朝巨大的财政压力，都转移到民众身上，国家加大了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嘉靖四十一年（1562）户科都给事中何煃，疏言宽民力：
近来，有司日事诛求，民不堪命。即以南直隶言之，军门有加派养兵银两矣。工部有坐派料价矣。而军之外，复有操江之募兵，兵备道之壮丁，府州县之乡兵。马料价之外，复有采木、颜料等费，预征、劝借等名焉。而当其事者，又或已停尚征，或指一科十。[22]
可见民众生存之艰难。隆庆初，张居正亦言：
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道御史清理屯盐，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睹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23]
三 北虏南倭：边疆之患
元朝统治退居漠北后，防范蒙古势力南下复辟成为明朝军事防御重点之一。经过明太祖多次主动打击及北元统治集团内部争斗，蒙古分裂为鞑靼与瓦剌。明成祖时期，蒙古部落与明王朝建立了朝贡制度。“土木堡”之变，改变了明朝与蒙古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丧失了对蒙古的军事威慑力。
嘉靖二十一年（1542），鞑靼右翼首领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势力既分，俺答独盛，实力雄厚，不断骚扰延绥诸边。俺答在与明朝军事冲突中占据优势，但不利于蒙古社会经济发展，蒙古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依靠明朝提供，需与明朝建立正常经济往来，“抢虽获有人畜，而纱缎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24]。嘉靖二十年至嘉靖二十八年（1541—1549），俺答多次遣使请求贡市，均被嘉靖所拒绝。宣大总督翁万达特为上疏，建议朝廷考虑与之通贡：
遣使求通，虽已被杀，犹屡请不已。或谓“虏性贪利，入寇则利在部落，通贡则利在酋长”。即其所请之急，意在利吾赏赐耳。使处之当，而不拂其情。虏众虽狂，或可抚定。[25]
意见未被嘉靖接受。俺答屡次求贡不成，多次南下掠夺边境。嘉靖二十八年（1549）春，鞑靼军进犯宣府滴水崖，明军把总指挥江瀚、董旸战死，全军覆没，鞑靼军又犯永宁、大同。[26]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在投降的汉人赵全、丘富等唆使下，鞑靼军进犯京师，“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兵临北京城下，造成“庚申之变”。经徐阶纵横捭阖，俺答退兵。事后，兵部尚书丁汝夔、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被诛。嘉靖三十年（1551）春，宣府、大同开马市，一年两次，由侍郎史道负责其事，并拨付白金十万。[27]嘉靖开马市，乃城下之盟，非其本意。俺答马市后，又入掠宣、大等地，还潜约河西诸部内犯，攻城略地。嘉靖深为厌恶，诏罢马市，“各边开市悉令禁止，敢有效逆逮言者，斩”[28]，召史道还京。从此，俺答日掠西边，边人大困。
隆庆四年（1570）冬，俺答孙把汉那吉率众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与宣大总督王崇古通力合作，在高拱、张居正支持下，实现“俺答封贡”，抓回板升叛人赵全等，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子侄、部下等授予相应官职，北方恢复了和平。“北虏俺答率众款塞，稽首称臣，奉贡阙下。数月之间，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罕觏之事，而今有之。”[29]
明朝初年，“倭寇”开始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传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30]。嘉靖时，倭患日益严重，倭寇还与大陆沿海海盗、世家大族等相勾结，“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31]。嘉靖为肃清倭寇，实行海禁政策，使得沿海居民从倭之人趋之若鹜。海盗汪直等与倭寇合作，“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32]。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犯江浙沿海，“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33]。嘉、隆间，广东巨寇曾一本等亦引倭为助。倭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昆山“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34]。
嘉靖先后委派朱纨、王忬、张经、赵文华、胡宗宪等到东南沿海御倭。胡宗宪重用名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戚继光以“戚家军”威震天下。谭纶、戚继光、俞大猷密切配合，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取得平海大捷，斩级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纶上功，继光首，显、大猷次之。帝为告谢郊庙，大行叙赉。继光先以横屿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遂代大猷为总兵官。”[35]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倭患基本平定。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又开放海禁，东南实现海波平。
面对深重的内忧外患，明朝士绅阶层开始谋求挽救危局，实现国富民强之路，从嘉靖初年的杨廷和、张璁到嘉靖中后期的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在不懈探索。他们采用的方式各异，个人及政治生涯结局迥异，但他们目的都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成为显学，对士绅阶层影响甚大，张璁、徐阶服膺此说，亦体现于他们的施政方略中，徐阶更是推崇讲学。高拱、张居正却主张实学，强调经世致用，张居正认为：
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
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36]
最后，明朝中兴的历史使命还是由张居正来领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