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惠帝定嗣及其斗争

（一）武元杨皇后与惠帝太子位的确立

泰始元年（265），司马炎正式废魏建晋。作为儒学世族的代表，也鉴于汉魏之际统治者在婚姻、继嗣问题上多不守礼制的情况，泰始二年，司马炎以弘农杨氏为后；泰始三年，以皇子司马衷为太子。弘农杨氏为汉代以来一流的儒学世族，司马氏与之联姻，意在表明自己的阶级与文化立场。晋武帝共有26个儿子，其中杨氏所生嫡子有三，然长子轨早逝，以次子衷为嗣，符合儒家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对此，朝廷内外并无异议。

司马衷为太子，年仅九岁，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智力，都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当时朝臣并不清楚其智力情况。晋武帝非常重视太子的教育，他一改曹魏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2]的状况，不仅配齐东宫官属，而且极重人选。据《晋书·职官志》，东宫主要官员有太子太傅、少傅等，“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令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查《晋书》有关传记，可见不少元老重臣、宗室近戚及大族名士皆曾任职东宫。如荀顗、齐王攸、杨珧、汝南王亮、石鉴等为太傅，任恺、李胤、山涛、卫瓘等为少傅，贾充、杨骏等为太子太保，其他如王衍、乐广、傅祗、郑默、郭奕、华峤、卢浮、卫恒、夏侯湛、李重、魏混、华谭、阮浑等皆曾履职东宫。晋武帝希望通过这种安排，使太子与元老重臣和新锐后进结成特殊的关系，以提高其声望，稳固其地位。

不过，世事往往并不尽遂人意。随着司马衷年龄的增长，他在智力上表现出愚鲁、迟钝的特性。关于晋惠帝的智商，史书中虽无明确的记载，但由《晋书》卷四《惠帝纪》中所载两则故事可见其大概：“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所谓“其蒙蔽皆此类”，是指惠帝诸事皆如此，故人们素以“白痴”视之。[3]

对惠帝的智力障碍，最早发现并表示忧虑的是晋武帝本人。《晋书》卷三一《后妃·武元杨皇后传》:“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晋武帝觉得太子“不堪奉大统”。杨皇后死于泰始十年（274），此事当在此之前，约在泰始七、八年间，时太子十三四岁。又载：“及后有疾，见帝素幸胡夫人，恐后立之，虑太子不安。临终，枕帝膝曰：‘叔父骏女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许之。”武元杨皇后之所以引其堂妹入宫，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虑太子不安”，这说明晋武帝在泰始末一直在考虑改易太子。惠帝能够保位，与武元杨皇后的支持关系甚大，其理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但其内心所纠结的则是“私情”。《晋书·后妃传》末“史臣曰”有论云：

武元杨氏预闻朝政，明不逮远，爱溺私情……晋道中微，基于是矣。

宋代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九论曰：

武帝未有失德，而杨元后以市井庸妇人见识佐之，以嫡立惠，以妹继室，以贾为妇，三哲同意，乱本既成，无可救者，祸流生民数百载。

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武帝误于杨后”条也说：

武帝后杨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劝帝立之，又力劝帝为其子纳贾充女。此乃隋文帝为独孤后所误劝立炀帝正同。炎与坚皆以用妇人言败。杨后又力劝纳其叔父骏女为后，既覆司马，又倾杨氏。

可见历代史家多以武元杨皇后“爱溺私情”，使晋武帝失去了改易太子的最佳时机，给西晋混乱埋下了祸根。

（二）西晋前期党争与惠帝定嗣之关系

围绕着晋惠帝继嗣地位问题，还存在着激烈的党争。西晋自立国始，朝臣间的分化、矛盾、斗争便相当严重，其中以贾充为代表的晋廷元老勋旧人物辖有实权，成为所谓的“主流派”，其核心成员有荀勖、荀顗、冯紞等，长期垄断朝政，又有何曾、王恂、华廙、杨珧等人附和贾充；另有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与之相抗，其核心人物主要有王恺、庾纯、和峤等，羊祜、张华、卫瓘、齐王攸、裴楷、李憙等人也与此派有关联。[4]两党自泰始初至太康末的二三十年间，几乎在所有重大军政问题上都针锋相对。贾充诸人不仅是司马氏篡魏之功臣，而且为晋武帝当政立有殊勋，武帝授以“腹心之任”。然贾充诸人多“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5]，致力于个人和家族势力的经营，“欲专名势”。相较之下，非主流派人物多“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6]。两党相争，有三次高潮，其中有两次与晋武帝择嗣有关。

前述泰始七、八年间，正当武帝有意废黜惠帝之时，武元杨皇后为保住惠帝之太子位，有意与贾充结盟，以争取这一实力派的支持，其方法是将太子与贾充之女联姻。《晋书·后妃·武元杨皇后传》载：“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7]从贾充来说，由于晋武帝在任恺、庾纯等人策划下，欲将贾充外任，“西镇长安”，平定氐、羌之乱，其目的在于扼制贾党势力的膨胀。《晋书·贾充传》称：“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贾充等深以为忧，其死党荀勖等以为“独有结婚太子”，方可扭转颓势。荀勖为中书监，“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顗亦并称之。帝纳其言。”而反对派则建议以卫瓘女为太子妃，据《晋书·后妃·惠贾皇后传》，武帝一开始也倾向娶卫瓘女，以为其有“五可”，即所谓“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此则是贾氏所短。然“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可见，这一婚姻是杨后与贾充党羽合力操办的。这样，杨皇后使弱智的太子获得了贾充的支持，地位更加稳固；贾充则有了外戚的身份，声望更加显赫，双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正因为如此，贾充集团极力维持这一婚姻关系。[8]

咸宁初（275），惠帝出居东宫，见习朝政[9]。由于他与朝臣接触，其弱智的毛病便暴露出来了。对此，非主流派的忠直之士深表忧虑。咸宁四年，卫瓘委婉地向晋武帝提出易嗣的建议。《晋书》卷三六《卫瓘传》载：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扶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瓘于此不复有言。

和峤则明确要求改立继嗣。《晋书》卷四五《和峤传》载：

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

此后和峤“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对太子之愚鲁，武帝十分清楚，[10]他之所以“默然不答”“每不酬和”，正是受到贾充党羽的影响。为了应付卫瓘、和峤等人对太子的质疑，晋武帝进行了两次象征性的考核。第一次武帝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诏令和峤与荀顗、荀勖等前往观察，和峤以为“太子如初”，荀顗、荀勖则“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11]。第二次是武帝对太子进行笔试，《晋书》卷四《惠帝纪》：

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帝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

《晋书·惠贾皇后传》述此事更详，并载武帝得太子答书，“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充密遣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从中可见贾充、贾妃父女及其党羽荀勖、荀顗等人在太子保位中的作用，正是在他们的活动下，惠帝的继嗣地位终于确定下来了。

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贾充、荀勖诸人的伎俩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在于获得了晋武帝的支持。武帝先后两次考核太子，完全是为了搪塞、敷衍和峤、卫瓘诸人。如果真的要考核惠帝的智力情况，根本无须派人去观察和进行笔试，只要当面询问便可解决问题。武帝实际上在袒护太子。这除了他头脑中的儒家“立嫡以长”的陈规的制约及贾充、荀勖诸人的“蒙蔽”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武帝寄希望于皇太孙司马遹。《晋书·武帝纪》载：“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亦载司马遹“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并亲自培养，对人称“此儿当兴我家”，又称其“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显然，武帝希望将来皇太孙能替其父行使大权。为此，武帝对身后的辅政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在中央和地方加强司马氏宗室的力量，另辅之以外戚杨氏和朝臣。在他心目中，惠帝只是一个过渡，最终权力要尽快交给皇太孙。此外，惠帝得以定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反对派寄希望于齐王司马攸，这触及了晋武帝的隐痛，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