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Foreword
在科学史研究中，“科学革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何为“科学革命”，这一“革命”缘何发生?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做出经典的解释。库恩指出：“有时，一个应该用已知规则和程序加以解决的常规问题，科学共同体内最杰出的成员们做了反复的研究以后，仍未能获得解决。……就开始了非常规的研究，最终导致科学共同体做出一系列新的承诺，建立一个科学实践的新基础。”科学革命也就发生了，“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它们是对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补充”[1]。库恩的著作备受瞩目，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工作还有几点可拓展之处。本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这些可拓展之处展开的。其中一点便是，库恩没有对“生物科学史”的相关问题加以讨论。[2]而对“医学革命”的认识，恰是这种“生命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体现。
不过，本书并非作者专为前贤补缺才进行的研究。作为医学科班出身的科学哲学研究者，李润虎博士敏锐地发现，尽管人们常谈医学革命，却很少思考“医学革命”究竟是什么，因此也就很难对医学的发展历程作出深刻的考察。他认为，这与真正的医学革命发展历程较长有关，从15世纪末前后开始，直到20世纪初前后才算完成。因此，他在深入剖析“医学革命”概念的基础上，长时段地考察了医学发展的历程和医学革命的发生。他先是以此为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今日又将出版，并嘱我作序。然而我既对医学缺乏了解，又没有经受过哲学的系统训练，因此是非常惶恐的。只能谈一谈拜读此书的“心路历程”，来向他学习。
坦白说，由于专业的差异，初翻此书是颇多疑问的。作者在谈医学革命前大论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让人担心是否跑偏。而从历史学工作者“掉书袋”的偏执来看，作者以极简的笔墨，从医学起源一直谈到了今日之医学进展，很多地方只是简单的引述，看起来稍显单薄。而伴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不仅明白了他的用意，还被他的论述深深吸引，且不时有击节赞叹的冲动。
要研究医学革命，就要搞清楚何为“医学革命”。作者对科学史上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指出这个词尽管最终获得了“革新”之意，但究其源起，它与“复兴”（renaissance）一样，也有“复归”之内涵。并且，医学革命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掀起这场革命的先驱们与人文主义者们有类似的追求，那就是让医学回归其本来应有的面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医学发展之初加以追溯，从历史中追寻“医学革命”的内在理路。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作者大概是要表达：医学在最初发展中，颇具巫术色彩，且受到了宗教较多的影响，但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希波克拉底、盖伦为代表的医家，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始有理性主义的精神，且围绕人本身展开实践性的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古典医学与中世纪基督教权威糅合在一起，理性受到了束缚，对人的实际关注让位于对神的僵化盲从。但幸有阿拉伯医学的传承，这种理性和实践主义并未消失，并在中世纪中晚期传到了西欧。这两者与文艺复兴的洪流融合在一起，打破了宗教的束缚，又吸收了经院主义的方法，实现了一种古典主义的“复兴”。但这种复兴并不是对古典医学的重复，恰恰是对古典医学模式的反思、突破和超越。换句话说，用古典的精神突破了古典的束缚，导致了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方法论的出现，也催生了新的医学成就。这就是“医学革命”。
这样看来，作者貌似简单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是在为“医学革命”追本溯源，客观上也是以“医学革命”为维度对医学的历程进行事实重构。并且，通过对帕拉塞尔苏斯、维萨留斯和哈维推进医学革命贡献的描述和分析，作者还阐明了医学革命内在的发生机制，展现了与医学相关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变革的意义和价值；这就与库恩的名著形成了呼应。
库恩还提到了自己对“科学革命”研究的另一个偏重性的缺失，即“一点也没有涉及关于工艺进步或外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思想的条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清醒地指出：“……外在条件可能有助于把一个纯粹的反常转变为一场尖锐危机的源泉。”[3]对此，润虎博士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将这种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他从中世纪瘟疫频发的影响、文艺复兴的思想内涵、宗教改革者的实践等方面展开，进行深入发掘，精辟地指出医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科学革命，更是一场‘社会学革命’”（第一章）。这显然又是一个创见。
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研究不仅有补缺之功，还对“科学革命”本身讨论有推进之绩，而这也正是他在开篇论述哥白尼革命的缘由之一。他认为医学革命不仅仅是一种专门化的革命，也不仅是科学革命的一个分支，而是科学革命的一个序曲；但是，因为医学本身具有特殊性，“医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其他科学学科那样普遍是‘物’，因此擅长寻找和解释‘物’的规律的科学在面对‘人’的医学面前总是显得力不从心”（第五章），所以，医学革命完成的时间相对于其他科学门类来说最晚，是“迟到的早行者”（第六章）。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科学发展历程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对医学人文性内涵的把握。对此，作者在书中有精彩的论述（特别是第五章、第六章）。
当然，从篇幅上来看，我们不能苛求作者依靠这样一本简短的著作对近代医学革命这一问题说“尽”、说“透”，有些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展开更多的研究，有一些史实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确认。如作者认为黑死病对医学界的认识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据法布瑞对黑死病后瘟疫防治手册的研究，在黑死病后200多年时间里，对这一瘟疫的医学认知并未有根本的变化，这让她对科恩（Samuel Kline Cohn）关于黑死病“为近代医疗科学开辟了路径”的说法产生了怀疑。[4]但这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在于在解决一些问题后启发出更多的问题，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发展，科学才能不断进步。为此，我由衷地为润虎博士的大作出版感到高兴，并借此寥寥数语表示祝贺。
李化成
2022年3月16日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2]本书第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引述。库恩原文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序”，第4—5页。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序”，第5页。
[4]Christiane N.Fabbri,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Plague Medicine:A Survey of 152 Plagues Tracts from 1348 to 1599,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Yale Universi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2006,pp.23-24,12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