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路径与方法

一 研究的主题及重要性

众所周知，大运河由不同的河道组成，这些河道流经不同的地区，各自亦拥有不同的历史起源。隋朝以前开挖的一些运道被视为早期运河，它们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覆盖了东至山东、江苏沿海，西达关中地区，北起河北北部，南到广西、四川的广大区域。因时兴时废，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系统。至隋朝建立起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中国航运事业的转折点[105]，此后河道走向趋于稳定。元朝政治中心北移，采用“截弯取直”“弃弓走弦”的方法，致使淮河以北运道格局和走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借助元朝所开会通河，临清的区位优势大为改观。尤其在明清两代，临清的地位是作为运输中转站，并逐渐发展成为北方颇具规模的中心城市。

在临清城市发展史上，大运河就是其萌生的胚胎，并促进其城市化进程。相较于富庶的江南地区，北方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会出现“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06]的局面。大运河的出现成为首要的推动力量，完全重塑了流经区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状况。它所承载的运输系统和商贸网络直接推动了像临清、聊城、济宁、德州等城市的繁荣，而运河沿线不同区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又进一步滋养了不同城市中心的形成。临清与济宁均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但二者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很大不同。例如，其中有一点不同是，在会通河开凿以前，隋唐时期的永济渠虽然流经临清地区，但是没有促进其城市发展，临清一直处于比较偏僻闭塞的地位。而对于济宁来说，由于有泗水、汶河的萦抱，自古以来就处在交通要地上。这种差异势必会影响到城市发展的进程，展示出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特征。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经由大运河所带来的南北交流与人群互动，一座运河城市如临清受到支配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变迁，尚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要理解它，还须将其置放于管理体系、政治网络、区域经济、城乡关系、国家转型、全球格局等宏观背景之下。此外，笔者选择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具体时段并没有刻意以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起讫，而是有意做了模糊处理。这是因为所谓的“大事”是此前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另一原因是为了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希望本书关于临清的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二 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的民族志

要从整体上认识一座城市，我们需要消融不同学科的边界。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在促成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融合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顾名思义，虽然学界对何谓历史人类学尚无定论，但这种研究风格毫无疑问是社会人类学方法与历史的紧密结合，即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的“人类学的历史化”或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的“历史学的人类学化”[107]。前者需要将人类学的结构性放到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历史感”；后者则需要历史学处理好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问题，强调“现场感”。科大卫一言以蔽之，历史人类学就是要“让历史学者知道文献之外有活的社会，让人类学者知道社会有活的历史”[108]。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人类学并不是人类学或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它们的交叉学科，而是一种研究的具体方法，它为人类学与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109]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历史的民族志”这个概念进行注解，“就是要在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的双重参照基础上，通过作者的体验和分析，获取一种对存在于历史中的某个特定地区社会结构的洞见，最后用民族志的手段将其全面地表述出来”[110]。一方面，要强调文献解读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另一方面，还应兼顾各自不同的学科本位。历史人类学在学术实践中拥有极大的张力，“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111]。

历史人类学者张佩国进一步区分了“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和“在历史研究中做田野工作”三种民族志实践形态，探讨了历史的民族志所面对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更好地融通“过去”与“现在”，并对“制作历史”进行了知识论反思。[112]不过，这只是为了方便分析而作的类型学划分，他也曾明确地指出这三种形态实际上都是可以涵括在历史的民族志当中，因为其间的方法论虽然没有权威的“行业标准”，但仍可相互借鉴与贯通。例如，加拿大人类学家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H.Gulliver）提倡的方法论在于关注“地点”“整体论”和“叙事顺序”三个维度的互融。[113]英国左翼近代史大家E.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站在“传统的发明”角度，认为被发明的传统“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征”，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114]。再如，法国的勒华拉杜里（E.Le Roy Ladurie）与丹麦的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二者的研究，分别代表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手法书写“历史”的典范。[115]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民族志实践中融通“结构”与“过程”，出色地呈现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历史实践逻辑。[116]

总之，历史的民族志就其方法论本质而言，是一种整体论意义上的整体史书写。在这其中，地景、空间、仪式、事件、记忆、物的生命史等诸多介质，都不是碎片化的存在，必须放在整体生存伦理视野下予以解释。这种生存伦理弥散于社会整体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很多领域中均得以存在。[117]循此路径，方能发现“文化他者”的历史主体性。

三 比较的视野

作为一项定位为历史人类学的城市研究，需要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尽量避免纠缠于前者的社会横断面分析，而更多地吸收后者的成分。这就要求在对临清的分析性叙述过程中，兼顾城市的结构与历史。当然，临清并非一座孤岛，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个案，还须纳入比较的视野。在南北贸易的直接刺激下，大运河沿线兴起了一座座繁华的城市，犹如一颗颗星星般簇拥在河之两岸，熠熠生辉。“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118]将临清放在区域性乃至王朝国家场景中，不仅能够完整地揭示该个案独具的城市特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地方社会的某些一般性特征。

人类学非常注重运用比较的视野，“比较性视角因其固有的多样性特征，将为我们的概括提供最好的反例”[119]。比较的方面并不独一，可以是个案自身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是与其他个案的比较。对于中国地方社会来说，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当下维度，不平衡的发展和异质的地方性经验非常显著。临清研究就是要突出这种差异性，寻求其独特时空坐落下形成的城市类型。导致类型分化的原因，既有自然与经济因素的无限多样，也有政治与权力结构的变动不居，而比较研究正是力求表明，这个领域的变数是出现不同走向的根本原因。建基于比较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深邃的洞察力，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欧美经验的话语权问题。比较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并尊重差异性，记录变迁抑或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