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空坐落中的临清和大运河

第一节 临清的历史定位

一 昔日繁华的记忆考古

2015年的国庆节假期第一天，笔者参加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临清胡同游活动。胡同游的发起者是刘顺吉[1]先生，他为大家义务提供导游与讲解服务。从小他就喜欢听家人聊他们世代居住的胡同，喜欢听那里过去发生的故事和传说。明清时期，临清曾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刘家是以经营布匹起家的商业世家，兼之外公家为当地的漕帮船家，这给喜欢探听“老事”的刘先生以极大的便利。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他也成了临清胡同文化的“百事通”。自2007年开始组织胡同游，在每年的春节、五一节和国庆节等假日里定期举办，参加胡同游的人数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几千人，规模逐渐壮大，影响力与日俱增。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后，更是促进了这一活动的升级。胡同游的线路以古城区的老胡同、老街巷为主，将古河道、古建筑、历史遗址、运河遗存等串联起来，用“以游代传”的方式，展示并宣传临清昔日的辉煌与繁荣。（参见图1-1）

图1-1 参加临清胡同游的民众
（照片系笔者于2015年10月1日拍摄）

像刘先生这样的民间文化痴迷者也不乏其人，有一次笔者在考察元代运河故道的时候便遇到了另一位有特点的民俗专家。在刚刚修缮一新的会通桥上，有人正声情并茂地向大家讲述着运河故事：“临清的桥，四周的水；德州的船，天津的嘴。这桥和北京的回音壁一样，声音传播很远。因为桥中心下有‘发音井’，声音叫‘通天叫’。”这位先生名叫王明德，祖籍河北，从曾祖那辈起就在运河沿岸做些小生意，家人四代居住在运河边上，一直以向过往船只出售特色小吃来维持生计。他是喝着运河的水、听着运河的事长大的，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运河痴”。他尤其酷爱收藏有关运河和临清古城的老照片，并用自家的房屋和院子建立了运河老照片博物馆，许多当地人和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这些老照片重现了临清逝去的繁华，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历史。（参见图1-2）

图1-2 临清市老照片博物馆
（照片系笔者于2016年12月6日拍摄）

这是临清田野考察的两个片段与场景，权且当作本节开头的引子。要了解一个地方，无论是一个村落、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区域，都需要追溯它的历史。“临清”之名缘于临近清河[2]之意，历史上的“清河”“清渊（源）”“清泉”等皆因此而来。对于临清的历史想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明清时期大运河穿城而过，它是一座非常著名的运河城市，它与其腹地都是商业发达的区域。那么，临清及其周边地区在明代以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元朝以前，临清地僻位偏，“未为要地”[3]。元朝建都北方后“仰给于江南”[4]，通过对大运河进行改造和疏浚，建立起沟通南北的运输线。在山东境内开挖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5]。临清处于卫河与会通河的汇合之处，区位优势大为改观。商业的发展带动着这个偏僻之地走向了城市的舞台，同时也使临清在中华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沿河途经临清，在游记中对这座城市作了精彩的描述：

临清也是契丹的一个市，位于南方，隶属于大汗。居民也同样使用大汗的纸币。从景州到这里有五天的路程。途中经过许多城市和城堡，也属于大汗的版图，它们都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征集的税收，数额非常巨大。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它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便利。[6]

关于明朝以前临清地区的历史，并没有使用一种相对系统的方式记录过。临清未设州以前的志书无可考见，已知最早的应当是明朝本州知名学士方元焕于嘉靖年间编纂的十卷本州志。[7]虽然此部志书今已不传，但通过清朝几部志书所收录的旧志序，可知在方元焕之前临清仍然有过志书的编纂。[8]现存的地方文献给予临清很高的赞誉，经常以“运河名城”“江北都会”“著名港口”等形象流露笔端，也成为今人拿来“说事”的文化遗产。当地的历史编纂也会强调临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将其追溯到三代时期传说中的“有鬲氏”部落[9]，稽诸史料上溯到商周的“王畿之地”[10]。在临清域内还曾先后出现过几个古城，如贝丘城、清河国、清渊城、清泉城、临清城等，不过均因地理环境、政治军事等因素，没有产生向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临清及其腹地在历史时期的范围要比今天广袤许多，这种盈缩实为区划与建制的结果。

二 行政区划及建制沿革

我们在认知临清空间的时候，首先应当考察这一给定区域所包含的历史时间。[11]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临清之地没有行政的建制，归属无定，夏朝时为兖州之域，商末被纳入纣畿内地，战国时又先后成为齐、晋、卫、赵等国的属地。秦朝的统一使临清划归为巨鹿郡，这是秦灭六国之后所设36郡之一。汉承秦制，当时建制清渊县，隶属于冀州魏郡。至此，此地纳入王朝国家的行政区划中。三国时期仍为清渊县，隶属于冀州阳平郡。西晋咸宁年间，改为清泉县，隶属于司州阳平郡。十六国时期归属于后赵，建平元年（330）改称临清县。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复设清渊县后，又在县西另置临清县，[12]二者同属司州阳平郡。北齐时废临清县，清渊县改成清泉县。隋朝复置临清县，与清泉县同属清河郡。开皇十六年（596），在临清之西析置沙邱县。大业年间实行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改州为郡。大业二年（606），省沙邱入临清[13]，时属清河郡。唐朝沿用隋朝行政体制，后又设府代郡，将全国划分为道、府、州、县。武德四年（621），析临清置沙邱县，之后再并入临清县。武德九年（626），废清泉县。[14]临清时属河北道贝州。此后，五代及宋、金、元时期，临清县行政区划相沿袭。[15]

元朝建立以后，设置中书省和行中书省，省下领路，路领州，州领县。元朝开挖会通河后，虽然改变了临清的区位，但并没有在行政机构上体现出来，临清仍为县，隶属中书省大都路濮州。明朝设置直隶、布政使司、府、州、县，临清为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属县。弘治二年（1489），临清升为州，领邱县、馆陶二县。州介于府与县之间，这种升格体现出一个重要变化，因为相较于县，州表示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地位。清朝初期继续沿用明朝的行政安排，即临清仍为州，隶属东昌府，但不领县。一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临清的行政地位再次提升，成为仅次于省一级的直隶州，领武城、邱县和夏津三县。临清直隶州的行政地位持续到清末。民国时期，临清降州为县，先后隶属济西道、东临道和德临道。民国十七年（1928）废除道制，临清直属山东省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临清初为县，属河北邯郸专署。1952年，属山东德州专署，之后又属聊城。1983年，撤县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