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地理环境要素

一 地理区位特征

虽然已有学者如黄宗智格外关注环境要素在乡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农民生活是受到诸如气候、地形、水利等自然环境支配的，因而“研究农村人民的史学家，却不可忽略这些因素”[16]，但是，研究一座城市的发展史也需要关注地方生态系统，考察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便是所谓的“生态关系”，其中既有自然生态又包括社会生态，二者相互影响。在探讨其他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临清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

临清地处黄河泛滥冲积平原，与华北大平原相衔接，介于华东与华北之间。如果按照施坚雅地理经济视角下的地区研究方法，临清属于“华北宏观区域”或“华北大区”中的一部分。基于某些经济与人口统计数据，并引入边界性、需求差异、运输效率差异等变量，施坚雅将农业中国划分为9个由地貌和市场级序界定的宏观区域[17]。每一个宏观区域都是一个包含核心地和边际腹地的整合体，其内部拥有基本独立的经济结构和有机组合的网络体系。[18]施坚雅范式尤其适用于明清时代，这在于他区分了官僚行政区系和经济交换区系，并且重视后者在王朝国家空间结构中的作用。虽然相较于现代国家，明清时期的市场体系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但是，这种经由经济交换而成长起来的区系，避免了单纯依赖地形边界划分所带来的片面性。

周锡瑞认为，“在分析中国文化地理方面，再也没有比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更具影响力了”[19]。所称的“华北大区”范围大致为：南边以淮河流域为界，西边与太行山脉相接，北边与长城相毗邻。根据施坚雅的粗略估算，华北地区商品化程度最低，这与该地区人口密度较高不成正比。孙竞昊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华北大区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地区性差异。他进而提出“运河区”的概念，以此来解释作为一个单独社会经济区存在的可能性。“大运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变了运河沿线区域的自然因素，重塑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走向与格局，加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20]，因此，运河区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动力机制。当然，大运河贯通南北，跨度之大又使得运河带上的不同区域呈现各自的地方特色，这尤其表现在大运河所流经的华北平原。

实际上，彭慕兰也曾抱持类似的见解。他使用“黄运”这一术语，特指华北地区一块较大的内陆部分，它在数个世纪里一直都是华北宏观区域核心的一部分，黄河和大运河在这个地区的中部交汇，并且形成了这里的环境、政治和经济。[21]彭慕兰认为黄运北部和南部（以黄河为界）拥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我们有必要引述一段他所作的比较：

黄运的北部有着较为稀疏的人口、不太精细（但却更加商品化）的农作、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弱小的乡村精英、松散的村落社区及影响力几乎全都囿于本地区的居民。黄运南部有着较为密集的人口和每亩（1/6英亩）较高的作物产量，但人均产出却较低。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平均，乡村精英非常强大；村落类似于独立王国。黄运的南部，特别是济宁，经常产生有着全省或全国性影响的都市士绅和商人；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些同样的都市精英无法影响其直接腹地中强大的乡村精英。[22]

正是这样的内部差异，才决定性地形成了其对历史发展进程中新威胁与新机遇的不同反应。临清是鲁西北与黄运北部的主要港口，彭慕兰也注意到在大运河贸易处于高峰的时候，它与位于南部的济宁的重要性大致相埒。

二 水文气候条件

华北大平原为黄河冲积所形成，就其自然发展来说，黄河必然经常泛滥其上。虽然黄河的水量与其他大河相比不多，但其含沙量却十分惊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河水每立方米的含沙量平均近40公斤。[23]临清位于黄河下游流域，属于所谓“黄泛平原”的一部分。由于受到黄河改道和决口泛滥的影响，此处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略微倾斜，造就了以高地、缓平坡地和洼地相间分布的微地貌差异，其主要类型有河滩高地、沙质河槽地、决口扇形地、缓平坡地、河间浅平洼地以及背河槽状洼地。[24]此处温暖、半湿润的气候以及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该区农作物资源种类繁多，形成以种植业为主体、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平原农业生产结构。[25]其中，“最著者为棉花，产棉区占全部土地十分之六”[26]。临清植棉的历史较为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即已大面积种植，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27]

不过，由于临清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有着显著的季节性变化，年降雨时空分配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极易造成灾害事件。同时，鲁西平原低洼的微地貌造成排水不畅，加重了方志记载中常见“淫雨”和“大雨”的危害程度。而季风气候带来的降水经常趋于极端，又容易造成持续的干旱。因此，旱涝是本地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交替性和持续性等特点[28]。我们在地方文献有关自然灾害的“大事记”中，不难找见这些经常性的自然灾害，它们是制约农业生产长期低而不稳的主要因素。几条过境河流带来了相对丰富的水资源，为灌溉、运输和航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有时也会引发难以控制的洪水。

历史上，区际间的黄河其主流和支流曾多次流经临清，对地方水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河主流曾四次流经此地：第一次，周定王五年（前602），黄河在宿胥口（今河南淇县东南）改道，流经临清南部和东部470年；第二次，汉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于元封二年（前109）堵复后重回故道，又流经临清境内120年；第三次，宋嘉祐五年（1060），黄河在大名决口，向东分出一条河名为“二股河”，在今临清的走向即经魏湾向东北入夏津之马颊河位置，二股河流经临清市境21年；第四次，宋绍圣元年（1094），黄河二次东流，仍沿着马颊河流经临清市境五年。黄河主要支流亦曾三次流经此地：第一次，汉元封后黄河复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流经临清西南入今卫运河的位置；第二次，汉建始四年（前29），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并分两支，其中一支自临清东过武城至故城；第三次，北宋天禧四年（1020），黄河在天台（今滑县西北）决口，知州陈尧佐利用此前河决之东支流经馆陶、临清、夏津、德州之故道，分导水势以泄洪入海，并沿着这条故道修筑新堤，名为“陈公堤”。[29]

漳卫河从西南向东北沿西部边境穿过。漳河与卫河本不相属，两河均发源于山西太行山脉。漳河有两个源头：“一出山西潞州长子县，名浊漳；一出平定州乐平县，名清漳，东至林县合流于彰德、磁州之间，至临漳而成大河，出广平、大名达于临清。”[30]卫河由古代的清河、白沟、永济渠演变而成，今“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百门泉，东北引滏、洹、淇三水，流千里至馆陶合漳水，又北九十里至临清与会通合”[31]。漳河迁徙不定，仅明初至20世纪40年代初其干流于馆陶入卫河的570多年中，大的改道不下50余次，北夺滏阳河，南侵卫河。[32]明清两朝，“引漳入卫”，“借卫行运”。卫河又称“卫运河”，曾多次决口，使当地遭受洪水之害。受地形影响，决口多发生在河之西岸，即经常水淹现在的临西。

马颊河流经东部边境，因上宽下窄、形如马脸而得名，这是唐朝为分流黄河洪水而疏通的泄洪河道。史载：“马颊河在安德县南五十里，又在平昌县南十里，久视二年开决，亦名新河……皆唐之马颊也。”[33]其在山东的走向大致为现在的莘县、聊城、临清、高唐、夏津等。一个最显著的水文变化便是人类活动作用在大运河的建设上，元朝引导汶河之水开挖了直达卫河的“会通河”，从东南而西北穿过临清市境，将马颊河拦腰截断。在运河以东，马颊河为运河分洪和排涝，而在运河以西，因明令禁止挖河，故排水受阻，水灾连年不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人类的活动改变了地方的水网，并使临清成为大运河水系的一部分[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