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格局中，虚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词类，对于新诗语言的发生发展、诗歌思维、诗歌形式和诗歌美学趣味的新构型都起到重要作用。现代汉语虚词在中国新诗中的大量使用，是中国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形式特征，对于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变以及新诗自身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关系的系统研究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与形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虚词角度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首先，有益于深化与拓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本体研究。深入厘清虚词与诗体、情感、哲理、叙事、节奏、审美等方面的关系，能够为诗歌文本研究提供合理的阐释工具和审美视角，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提供多元参照，弥补现代汉语诗歌形式本体研究的薄弱环节。其次，有利于中西诗歌、语言的对话交流。中国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虚词运用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现代诗歌（主要是英语诗歌语言）的影响，并在吸收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必要的转换和改造，形成了现代汉语诗歌新的语言形态与审美特征。从虚词角度透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变化，能够有效观照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前端的中国现代诗人是如何开掘与阐发各种中西语言资源、建构新的诗歌语言形态与审美特征的，由此窥探虚词在新诗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可以为诗歌其他形式本体研究提供借鉴。本书涉及文学与语言学、语言美学与语言哲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希冀将宏观的诗歌研究落实到微观的语言层面，将知识性分析与审美分析相结合，将文学性与科学性研究互补对接，探究现代诗歌虚词诗学的发展脉络、形态变化，注重史论结合、知识建构，为现代诗学与诗歌的形式本体研究拓宽思路。
本书试图以文本细读法为重点，参照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从语言学的知识联系中，将诠释考据、计量统计与审美批评方法相结合，突出个案研究的典型性意义及规律性特征，为新诗形式研究提供参照、构拟。同时，采用比较的方法和对话意识，将研究对象置于宽广的参照系中，将古典诗歌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与西方翻译诗歌中的虚词研究进行多维并置比较，结合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思考，希冀对当代诗歌语言的研究提供参照。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以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诗人与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将其他学科领域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熔铸到新诗语言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上来，重点考察和探究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发生、发展的关系，以及虚词运用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思维、诗歌形式和诗歌美学趣味的新构型及其意义。试图对“虚词”的概念做纵深的知识学考察和辨析，从整体的、历史的视野对虚词概念、虚词功能与审美表达的源流脉络、衍生变异做宏观的勾勒与廓清，将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发展以及各种语言资源的比较选择、融通转换相结合，将之应用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研究，进而寻找到一条面对现代、面对西方语言深入交流、对话的解释途径。力求择取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凸显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与“问题”做深入肌理的阐释分析，通过经典诗人的个案研究，揭示虚词在现代汉语诗歌内容、形式建构以及传播接受中的作用。分析虚词在诗歌叙事、哲理和节奏等方面的功能，考察虚词对新诗美学趣味的影响，为当下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提供语言经验与形式借鉴。
二 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随着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深入，较系统地考察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现状，探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成就与问题，对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的建构与新诗创作实践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笔者拟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诗歌文本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与论析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研究。
（一）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
受传统语言工具观的影响，诗歌语言多在形式、技巧与风格等层面上被描述，相关理论研究囿于表现论和创作论的范畴，不能有效拓宽其路径。新时期以来，在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现代汉语诗歌研究逐渐将语言提升到“本体”的位置，在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语言理论和语言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语言学领域，“语言”突破了表达思想、再现事物本质的工具理性地位。这种语言理论给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耿占春是国内较早接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他打破了传统语言修辞学和风格学的阈限，将语言问题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在《隐喻》中重新思考诗、思、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诗和世界都是从语言中被创造出来”，“诗依靠语言建立一个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一个完美的形式与原始生命力的统一体的世界”。[1]耿占春结合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思想，论述诗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此处可以窥见海德格尔的诗与思、语言与存在等观点的影响。他后来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2]中延伸了语言的论题，将形式主义与社会学批评相糅合，从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行诗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厘定“象征”的诗学意义，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打开了新的向度。郑敏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将语言哲学与生命诗学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结合，强调诗歌语言本身的生命力，认为当写下的文字不只是作为传达工具之后，它才能作为语言而诞生，指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对僵化的符号的反抗，对语言的活力、生命力的强调应当看作是对西方文化的挽救，以期它能跳出伪科学为它布下的罗网”。[3]高玉承认语言的思想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他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4]将西方的语言哲学应用于现代文学语言研究，拓展了对诗歌语言问题的认知。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方“语言学转向”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融入个人体验，从存在诗学、象征诗学、生命诗学和文学研究等层面加深了对汉语诗歌语言本体的认识。
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从语言本体角度打开视域的同时，也在汉语诗性、符号美学、修辞论诗学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美学的自觉探讨。郑敏在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时，就尖锐地表达了对新诗语言状态的不满，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过激策略失之偏颇。她多次援引德里达对汉语的赞扬，肯定汉语的诗性特点，指出新诗“语言的阻塞与困乏”的原因在于接受西方欧化语的同时，扔掉了古诗语言的独特魅力，认为汉语文化之根能够给予新诗语言丰富的营养。“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讨论更是激发了人们对汉语诗性本身的思考。“字思维”源于《文论报》1996年2月1日发表的当代画家石虎《论“字思维”》一文，其对汉字之美及汉诗诗意的强调，引发了语言学界、文学理论界及诗歌界对汉语思想、汉语形象、汉字人文性等方面的广泛探讨。[5]这些讨论丰富了现代诗学关于诗性问题的认识，启发了汉语诗歌美学的建构。周晓风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6]更多借助西方符号学美学的路径，如谢冕在该书序中所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以符号美学思想方法系统研究现代诗歌艺术的诗歌美学专著”，也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建构打开了视域。近些年来，陈超试图建立“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在对诗歌语言修辞的分析中，引入历史话语分析的维度，开启新的批评视野”。[7]这是一种连接修辞学与历史话语批评的有效方式，突破了符号学和修辞学的阈限，将语言延伸到社会历史的动态层面，为汉语诗歌语言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问题涉及文艺学领域。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研究受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西方诗学理论的影响，结合汉语诗歌的实际发展境遇和生存现状，有着自觉的理论探究。特别是具体诗学语言问题的探讨，如林庚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8]对新诗格律问题格外关注。陈仲义在《现代诗：语言张力论》中借助西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探索现代诗的张力属性。他从现代诗的“在场”实践出发，试图“提供多一些母语滋养下的诗语范式”[9]。朱恒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综合语言学、文学的研究视角，从白话、欧化、文言、口语层面考辨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关系，指出现代汉诗的问题，“要从现代汉语本身出发”[10]。这些诗学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此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重新思考、现代诗学语言观念的梳理、诗歌文体的划界、语言技巧和方法论的探究等问题也有相应进展。代表性的论文有解志熙的《汉诗现代革命的理念是为何与如何确立的——论白话-自由诗学的生成转换逻辑》、张向东的《“人的发现”和五四白话诗的语言观》、肖学周的《试论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发展轨迹》、李玮的《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论文学革命发生后新诗语言调整与文体发展的互动》、陈本益的《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鲍昌宝的《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等，结合现代汉诗的发生、发展及历史经验，审视其与汉语要素的复杂关联，推动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建构。诗歌语言理论的研究中还有对诗歌语言发展脉络的全面考察。骆寒超、陈玉兰的《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11]中的语言卷，就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探究旧诗到新诗的语言转变、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语言策略及未来的语言建设，从整体上综合梳理了诗歌语言的发展历程。
在中西诗歌语言的比较与翻译研究中关注现代汉语自身的生存状态。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曾说过：“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12]这种模子性质在语言比较与翻译研究中尤为突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13]结合古典诗歌语言理论的模子及英美现代诗的语言经验，比较了中西诗歌语言、文言与白话、诗歌翻译中文言转化为英文和文言转化为白话的差别。他关注现代诗语言在中西诗歌夹缝中生存的艰难状况，提出将白话加以提炼的步骤，体现出关于中国文化的危机意识。中西诗歌语言的比较与翻译研究一方面重视汉语的“模子”性质（特别是古代汉语）及诗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关注现代汉语的生成要素和现代汉诗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国现代诗人的翻译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熊辉的《两支笔的恋语：中国现代诗人的译与作》[14]不仅从理论上阐述现代诗人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范式，而且具体分析了翻译中形式、语言和精神上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近年来，王家新结合中国新诗及翻译历程，指出翻译“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5]中国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翻译家在经历“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中，切身感受到翻译语言的异质力量，催发了现代汉语的诗性表现力。此外，诗歌翻译语言的“异化”与“归化”、诗歌翻译的互文性与模糊美等问题也引发了学界关注，推动了现代汉语诗歌翻译的语言研究。其中，袁进根据基督教诗歌的汉译史料及其语言特点，得出近代西方传教士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16]的结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西方传教士译诗对“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的影响，那么新诗的发生研究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写。
建立系统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有待更为细致、全面的探索。如何将诗歌语言理论同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学，同语言史、语言修辞、语料相结合等问题，还需要深入探究。
（二）现代汉语诗歌文本的语言研究
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具体诗歌文本的语言阐释。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整体研究，注重从文学史意义上总结诗歌语言的规律及演变特征。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17]不仅探讨了新诗语言的生成、架构、形态、特征，还关注新诗语言与现代时间观念、实证思维的关系，结合具体的诗歌现象和现代“阐释”体系进行诗歌语言的综合研究。从话语角度研究诗歌语言的著作比较重视语言和历史语境的关系，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据此思路介入新诗研究，旨在“对汉语言和中国诗歌语境之变迁的考察，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新诗历史和现象的探究”[18]，涉及语言资源、格律声音、语言精神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且结合具体的诗歌现象和历史语境进行诗歌文本的分析。李志元的《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19]从话语形态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史，提出诗歌话语分析的六个单位：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分析了包括诗歌文本在内的诗歌现象和话语演变谱系，更多具有史论的性质。
关注历史阶段性特征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比较重视“五四”时期诗歌语言的转型问题，从源头上梳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王晓生的《语言之维：1917—1923年新诗问题研究》[20]研究了“五四”时期诗歌语言的特征、变化及对诗歌文体的影响，涉及新诗对旧诗的“观念性秩序”的挑战。荣光启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从知识分子对新的汉语言说方式的追求和具体诗歌创作情况两个方面，考察了现代汉诗发生的语言脉络和形式依据。这些研究需要熟知新诗转型的大量史实和文本静态语言的分析，较具挑战性。其他时期的诗歌语言研究也比较多见，如胡峰和张玉芹的《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探析》、董秀丽的《“词语与激情共舞”——后新时期女性诗歌语言书写的自觉》等期刊论文，关注的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与文学史意义。这一类相关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学界对1949年之前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基本观点和视角的偏差，如《中国新诗韵律与语言存在形态现状研究》、《挣脱文字梦魇后的舞蹈与歌唱——新诗的语言和形式》等几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虽聚焦于现代诗歌，却以古典诗歌的视角和标准来评判现代汉语诗歌。我们在总体把握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展的历史潮流时，要看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区别于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偏狭的视角来锁定新诗，也不能将诗歌语言过于敞开，应将语言放在多元的动态过程中来考察。
随着诗歌语言问题研究的不断推进，部分学者开始推出了诗人个案研究，如廖玉萍的《徐志摩诗歌语言艺术》[21]、肖学周的《为新诗赋形 闻一多诗歌语言研究》[22]等论著。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开始关注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本体研究。刘景兰的《徐志摩诗歌语言研究》从语言观、语言资源、语言实践、语言影响等方面研究徐志摩的诗歌语言，推进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个案研究。叶琼琼的《论穆旦诗歌语言》从语言形态、隐喻性和反讽艺术三个方面，阐释了穆旦诗歌语言的现代性特征。自“五四”以来至今的诗人，如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于坚、黄芳、冯杰、陈先发等，以及“新月派”“九叶诗人”“七月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朦胧诗派”“朦胧后诗派”等诗歌流派的语言问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学界从对诗歌语言风格、特色的探索扩展到欧化、反讽、口语化、音乐性、隐喻性、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文贵良的《李金发：词的梦想者——新诗白话的诗学实践》、张岩泉的《论九叶诗人的语言艺术》等。
同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不断出现新的专题视角。颜同林的专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23]，陈亮的博士学位论文《新诗“口语”问题研究》都是从某个具体角度来研究现代新诗语言，关于“方言入诗”“口语写作”的探讨颇具新意。从特定角度进行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深入语言某些具体问题的内部，避免对诗歌语言的泛泛而谈。关于诗歌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刘永红《诗筑的远离——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24]，研究李金发、戴望舒及九叶诗派等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并与俄国的象征诗语相比较，使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探究有了对比参照。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诗歌语言已形成一种趋势。王维的《朦胧诗的语言特质》，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诗歌语言性质和功能的研究，强调“朦胧诗语符在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多义性”[25]。孙川梅的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语言分析》，采用艺术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诗歌的现代转型，从词义的变异、语言的超常搭配、篇章结构方法三个层面考察现代汉诗的语言特点，也体现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的逐渐渗透。同时，多种方法论的综合使用，能够在诗歌语言的研究上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如程国君、朱卫国的《沉思性·议论化·隐喻化——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与诗美追求》[26]，将文本的美学阐释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得较为缜密。当然，在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时，我们仍需注意诗歌语言研究的单一化、平面化现象。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还有待加强。如语言学方法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多局限于技术性的剖析，语言哲学、语言美学的研究又容易陷入玄学的窠臼，纯粹文学性的研究也经常显示出叙述力度的匮乏。诗歌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同时代诗人作品语言的比较，诗人前后期的语言变化，与西方诗歌、古典诗歌语言的比较等都还不够充分。涉及诗歌语言的文本分析时，也有以语言特征的普遍性遮蔽文本特殊性的倾向。从史论方面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变化发展，还需要以现代的眼光和立场进行更全面细致的辨析、评价。
（三）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
目前，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相对来说，还处于比较零散、单一的状态，缺乏更为系统、透彻的整体探究。诗歌语言因涉及句法、修辞、语境、文化、历史等因素，仍有许多尚未挖掘的领域。像“虚词”这一特殊的词类，作为现代汉语转型的显著标志，对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就具有重要意义。
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离不开文化运动、学校教育、翻译活动等外部力量对新诗内容和形式选择的推动作用，与诗歌语言自身的发生、变化也有密切关系。以往的研究常常将语言材料作为文学变革和审美阐释的注脚，对静态语言学的分析稍显不足。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语言变革更多关涉语音、语汇、语法等层面，如果能将新诗语言的外部研究同语言学技术层面有效结合，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新诗的语言建构。学界也普遍出现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语言规律应用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研究的趋势。如古代汉语单音节结构至现代汉语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变化，虚词成分的激增，从超语法超逻辑特性趋向接受语义逻辑的支配，以及增加人称代词、连词和一些表示关系性、分析性的文字等，这些观点已成为共识。反映在新诗语言上，主要表现为虚词成分的激增所带来的语言形态和语义逻辑的变化，对古典诗歌语言结构、韵律节奏的突破，以及与以口语为中心、“言文一致”新诗观念的互为影响。王泽龙的《“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27]从诗学意义上强调了虚词的激增与西方语法的融合生成关系，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功能，对新诗散文化的自由体形式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汉语诗歌句式的变化，也冲击了古典诗歌的格式。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古典诗歌语言中的虚词运用、宋诗到白话诗的演变及20世纪初诗体革命中的虚词特征，指出“诗歌的真正大变局还是在‘白话诗’彻底地瓦解了古诗的句法之后，而瓦解古诗句法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就是句式的任意安排和虚字的任意使用，当白话诗以日常语言里常有的句式、常有的虚字大量用在诗歌里的时候，诗歌大变局的时代才会真正的来临”。[28]以虚词为视角研究新诗的发生、发展，将不仅涉及文学与语言学，与语言美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而且能够为现代汉语诗歌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与方法论启示。
虚词带来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结构、文体、形式、韵律、节奏等方面的变化，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建构与理论探索。许霆在《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认为：“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多，虚词运用频繁，词序固定”[29]，进而将中国现代诗体形式进行分类。陈仲义则以为新诗难以定型，“大量跨行，是现代诗外形式与早期白话诗的主要区别之一。为突出句子某一效果，不少字词（虚词、量词、宾语成分等）独立出来，做成跨行的‘牵头’，制造了大量的‘抛词法’和‘留词法’，从而产生摇曳多姿的‘断句’，这一摇曳，庶几断送了稳定和谐的节奏‘前程’”。[30]在陈仲义看来，现代诗的分行形式使诗歌节奏不再固定化、格式化，新的语法变化是实现诗歌生命更为灵动的可能。他们分别从诗歌形式的固定性和特殊性的角度，注意到虚词带来的新诗形式变化。但虚词究竟是如何影响诗歌语言结构、体式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虚词对现代汉语诗歌节奏与韵律也有一定影响，如卞之琳的音节划分、押韵研究涉及虚词使用，林庚的词组划分、“半逗律”节奏和何其芳的顿诗主张也与虚词相关。王雪松的《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31]指出中国现代诗歌中大量虚词的增加和使用，反映了欧式语法的渗透，带来句子成分、形态、功能以及语流中轻重感知的变化，并重点论述了虚词对现代诗歌节奏单元划分、现代诗歌语音节奏和语意节奏的影响。然而，虚词诗学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还很薄弱，虚词的进入是如何逐渐打破古典诗歌既定的形式结构，如何带来句子成分、形态、功能、语流、语势以及张力的变化，如何影响经验、情感、哲思的呈现方式等，这些问题都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进一步建构和完善现代虚词诗学，能够弥补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薄弱环节，推动现代汉语诗歌形式本体的研究。
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虚词特征与功能的总结，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来分析虚词的使用，梳理虚词所带来的诗歌语言的形态变化、审美特征及其他问题。譬如虚词与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研究。李金涛《“前五四”的命名及其对考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32]，通过解读胡适的《蝴蝶》和《他》两首诗歌，谈及大量虚词对传统诗歌格律形式束缚的突破。王光明认为，郭沫若的新诗在“语法上受西方逻辑化修辞的影响，单复数、代词、虚词、因果词、时态词，以及形容词加主语的修辞格大量进入了诗歌，即加剧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33]关于虚词与诗歌节奏、韵律的关系研究，胡适诗歌虚词与节奏的关联，闻一多诗歌虚词对结构、情思的作用，戴望舒语助词对诗歌节奏的影响，以及《雨巷》的虚词音节与轻重音等问题也皆有论者关注，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多。富治平的《论〈女神〉中的虚词》[34]便详细论证了虚词，特别是部分助词与叹词，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虚词对诗歌节奏、韵律及新诗发展的影响。该文从真正意义上将虚词纳入诗歌专题，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大有裨益。此外，虚词对诗歌思维、诗歌形式和诗歌美学趣味的新构型也有重要作用。李怡指出：“我们看到，大量抽象的书面语汇涌动在穆旦的诗歌文本中，连词、介词、副词，修饰与被修饰，限定与被限定，虚记号的广泛使用连同词汇意义的抽象化一起，将我们带入到一重思辨的空间，从而真正地显示了属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的诗学力量。”[35]具有议论性、思辨性、哲理性的诗歌借助虚词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强各种语言逻辑和事物关系，扩展诗歌的知性内涵。刘士杰的《冲破严冬阴霾的春燕——论朦胧诗》[36]，就谈及舒婷诗歌中的虚词和句式有助于表达曲折的情感。进行系统的虚词功能与审美研究将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为诗歌实践提供多元参照。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对中国新诗虚词作基础性、整体性考察的研究不多，关于一些诗歌理论及文本语言的个案探究尚未形成系统性。
当然，部分学者对诗歌虚词的使用仍存有一定偏见，认为新诗、旧诗都应该“尽可能地剔除或避免过多的虚词”。的确，虚词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诗歌的审美表达，如语言组合、搭配的平淡无奇，语言的板滞、诗味的寡淡等。学界也普遍认为，李金发诗歌中的文言虚词使用半文不白，与欧化句式扭结，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艺术性和审美性。然而，虚词的运用取决于其使用效果，并非可以简单地一言以否定。其实，早在1980年，孙绍振就已经注意到虚词在诗歌建构中的作用，强调西欧诗歌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有比较大的思想容量和生活容量。这是因为它不回避诗句间的逻辑关系，不省略对于逻辑推理来说是不可少的介词和复合连接虚词。”[37]这对理解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关系不乏启示意义。虚词使用与否、如何使用、效果如何等问题也还需要联系诗歌的其他要素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中国现代诗歌史和诗学研究中的诸多语言问题还没有被系统而深入的论及。如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诗性、语象、隐喻等问题，诗歌语言包含的语体、句法、语意、语感、语境等问题，以及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比较、翻译等问题，都还是我们必须深入探究的诗学理论或诗歌形式问题。
三 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的概念及分类
中国诗歌是在语言形式的跌宕、变化、更新、起伏中不断地发展成熟的。语言是诗歌的关键要素，既是一个圆融完满的整体，又是由各语言要素所组成，涉及语词的呈现，语意的新创，语言组合与聚合的关系，语感与思维的碰撞，语言与社会历史语境、经验的纠结等。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这一现象，对当下的诗歌实践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从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和语言诗学的角度，辨析虚词的概念、虚词与实词的关系、现代汉语词汇的分类及其功能等，则能为中国现代诗歌语言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参照。
古人曾将虚词称为“词”“辞”“语词”“语辞”“语助”“助语”“助辞”“助字”“语助辞”“虚字”等，其中一些虚词被称为“声”“发声”“发语声”“发声辞”，定义和名称并不完全统一。现代汉语中的虚词研究也经历了虚词名称的变化，如“虚字”“虚辞”“辅助词”“虚词”等。中国古代汉语更多是以“字本位”为主，在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过程中，由单音节词汇向双音节词汇、多音节词汇的转化，较多的复音词融入现代汉语虚词之中。所以，“虚词”逐渐代替传统的“虚字”概念出现在现代汉语中。“虚字”更多具有古代汉语中的文言意味，虽然现在有时也称文言虚字为文言虚词。由“虚字”到“虚词”的变化，一方面，其折射了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变化，当然其中也包括西方语法的传播对中国古代汉语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虚词”对“虚字”概念、含义的接受与发展。
就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汉语虚词研究的历史悠久。早在经传诸子文献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涉及虚字，周辉的《清波杂志》、张炎的《词源》等书籍也有对虚字的诠释。譬如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对虚字的训诂：“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方然亦且。”（《墨子·经说上》）齐梁时期的刘勰按照功能和位置将虚词（词、语助、助语）分为“发端之首唱”“札句之旧体”“送末之常科”三类。古人对虚字的研究多出于明显的实用目的，从训诂释义和文章辞气出发，描述和说明虚字的具体现象及其特性。
明确提出虚字概念、区分实词和虚词的时期，据考证其最早开始于宋朝。周辉有言：“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而实字少，皆批谕之。”（《清波杂志》）南宋词人张炎也写道：“词之句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等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词源·虚字》）可见，在当时的作文、作词中，已经有意识地重视虚字的使用，且将其分为虚词和实词两大类。然而此时的汉语虚词研究还比较零散，直到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又名《助语辞》）出现，开始了虚词的专门研究。该书第一次对汉语虚词做了集中论述，也对“语助”做了相应的解释。此后，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及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吴昌莹的《经词衍释》等专著的出现代表了古代虚词研究的成果。传统虚词研究在清代发展到了高峰。然而，古代汉语的虚词研究更多的是与训诂、修辞与辞章联系在一起，属于语文学的范畴。总的说来，早期的虚词研究或搜集虚字对其进行训诂、释义、分类；或指导文章的具体写作，如刘淇：“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又如沈祥龙：“词中虚字犹曲中衬字，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全赖虚字灵活。”（《论词随笔》）通常认为，早期的虚实之分，虚词和实词的范围、类别比较模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分类。
自19世纪末《马氏文通》问世后，科学、系统的语法学体系真正意义上形成。该书吸收与借鉴西洋语言文法经验，从语法意义、语法作用、位置与功能等角度对虚字进行论述，把实字和虚字用作语言学概念对其进行分类，第一次建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虚词研究开始步入语法研究的行列。马建忠从意义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凡字有义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38]并进而将虚字分为四类，即介字、连字、助字、叹字。意义作为划分词类标准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汉语词类的划分。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对虚词、实词的划分从名称上看与《马氏文通》在实质上并无太多差异。在其汉语词类的划分中，关系词（表示各词或各语句关系的词，包括介词、连词）和情态词（表示人的意趣、情感或态度的词，包括助词、叹词）属于虚词。然而如果仅仅从意义上划分虚词、实词，否定了所有虚词的意义，这也并不全面。“感叹词都有意义，介词、连词都有意义，是毫无疑问的。”[39]因此，这种词类划分为一些学者所不满。当然，完全否定虚词的意义划分也是不妥当的。吕叔湘指出：“凡是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我们一概称为辅助词。”[40]在此，吕叔湘将实词称为实义词，虚词称为辅助词，认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指称词、关系词、语气词等。但吕叔湘也并非完全否认虚词的意义，即使是辅助词划分内部也还有虚实之分，他认为虚词的意义比较“空灵”，并指出，“虚词的数目虽然小，在语法上可比实词重要得多”[41]。实词“实在”而虚词“空灵”的意义在词类划分的角度上被普遍接受，然而何谓空灵？何谓实在？其中的界限如何？仍然没有一定的标准。虚词的概念及词汇的分类急需新的标准来参照和补充。
因此，从语法功能角度划分实词、虚词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这也同20世纪30年代结构主义语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根据词的分布和功能来划分词类的观点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认为虚词是一种语法工具，表示各种语法成分之间的关系。[42]陈望道着眼于组织上的差别，指出“实辞是在组织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可以称为‘自立辞’；虚辞是在组织上必须依附实辞才能成一节次的，可以称为‘他依辞’。……自立辞可就其自身寻求意义，他依辞必须就该辞和自立辞的连贯上寻求意义，看它如何节限自立辞的意义”。[43]着眼于语法功能角度划分词类的还有陈承泽、何容等人。黎运汉、周日健在其编著的《虚词辨析》中认为，“汉语的词跟其他语言一样，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虚词不表示具体的词汇意义，一般不能单独用来回答问题，也不能充当句子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作用是配合实词造句，表示结构和情态。汉语的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六类。它们数量不多，可是使用频繁，作用很大”。[44]一般来说，能够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叫作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叫作虚词。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45]也即采用此种分法。而实际上，将是否能充当句子成分作为判断实词、虚词的标准也有其不妥当的一面。如一些叹词和拟声词则经常充当句子成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意义，将其归入实词或虚词，似乎都不太合适。可见，在划分词类时如果仅仅依据句法功能，完全不考虑意义也是行不通的。
结合功能和意义的双重角度来划分词类，虽然也还存在一定争议的地方，但已被普遍应用到学界的虚词研究中。朱德熙指出：“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实词能够充任主语、宾语或谓语，虚词不能充任这些成分。从意义上看，实词表示事物、动作、行为、变化、性质、状态、处所、时间等等，虚词有的只起语法作用，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如‘的、把、被、所、呢、吗’，有的表示某种逻辑概念，如‘因为、而且、和、或’等等。”[46]王力对汉语词类的划分也经历从概念、意义的划分到“词义标准、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的三结合”。[47]他将虚词划分为连词、介词、语气词和感叹词，并指出“一般的副词也不算是虚词，但是某些副词能起联系的作用，如‘也’、‘却’等，仍旧应该认为是虚词”。[48]邢福义结合虚词的意义、功能和作用进行词类划分：“虚词是意义比较虚灵，不能充当句子基干成分的词。但是，虚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配合实词造句，协助实词表达意义，帮助句子成分或分句表达关系，是汉语的重要的语法手段。”[49]他进而将虚词划分为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和拟音词五大类。普遍来看，将词类划分为实词和虚词并进行分类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实际上，还有一种在实词和虚词之外另划分出一种特殊词类的方式。如马真也是从意义和语法功能的角度对虚词进行认知的，但他将“叹词和拟声词最为特殊词类另归并为一类”[50]。还有取消实词、虚词划分的做法，如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就直接将词汇划分为九种：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51]此外，还有其他词类划分，兹不赘述。
对词汇进行虚词、实词或其他的划分是有必要的。结合前人观点，我们认为：虚词的意义比较空灵、虚化，不像实字那样实在，一般来说不能充当句法成分，不能单独成句，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相对来说较为固定。相对实词来说，虚词的数目较少，但在语法上比实词更为重要，能够帮助实词构成某种语法或语义关系，添加或改变语言的表情达意功能。就虚词的分类而言，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这四类归属虚词，一般来说较无争议。然而副词、叹词、拟声词以及其他词类的划分则有较大争议。张谊生在《现代汉语虚词》一书中将虚词分为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方位词、趋向词，并将后四个词类归于类虚词和准虚词之中。[52]这种划分在学界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对助词、语气词的划分，学界还存在分歧，或将其列为虚词内部的两类，或将语气词列入助词之内等。之所以虚词内部词汇分类存在差异，大致出于“汉语副词自身的特点、各家分类标准的差异、历史传统观点的影响”[53]三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意义上的虚词分类更多是在依据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酌情从简，将副词、介词、连词、助词作为虚词的基本分类，叹词和拟声词作为特殊的虚词纳入其中，且将语气词列为助词的一个分支——语气助词，将叹词分为两类，一类为语气助词，一类为拟声词。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意义上的虚词分类仅仅是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并非语言学意义上词汇划分的唯一标准。在具体的诗歌虚词例释中，也还有深入、细致分析的必要。必须承认，这种划分接受了西方语法格局的影响。早期传教士面对汉语语法时，照搬拉丁语法的体系，为汉语整理、划分词类。如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万济国（1627—1687），“为汉语整理出的词类有：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和量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跟一般拉丁语法书上的分类大抵一致。这些词类一直沿用到今天，说明这样的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54]他所撰写的《华语官话语法》也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自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借鉴西方语法体系研究汉语语法，对汉语词汇进行分类，已普遍成为学界研究趋势之一，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建立有重要作用。我们在承认其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中有比附的性质。当然，这种虚词词类划分有其重要意义，但也要看到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体会其综合、转化性的一面。
实际上，汉语词类的划分虽然受西方语法体系的影响，实词、虚词这两类词汇概念则更多是从对古代汉语的接受中而来。受到中国传统宇宙观、辩证法思维、阴阳学说的影响，更多具有相互依附、相互转化、相互推动的性质，如一幅包含流动、运转之气的“太极图”。而西方语法中的词类划分，则较为精密、严谨、有序，各词类有其特定的位置、语序和功能，这也是由西方特定的语法规律所决定的。的确，中国语法研究在接受了西方语法规则影响后，也将汉语语言进行了精微、细密的划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也出现了部分语法难题，如词类的交错、兼类、专类、活用现象，实词与虚词的转化，部分词类的归属等。这些也需要重新体认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律，来进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并不是要否定现代汉语语法词类划分的合理性，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传统语言学的有效成分，综合看待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实词和虚词。虽然古人、今人对虚字、虚词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古人朴素的辩证法和宇宙观的思想，在虚词的某些关键性问题上能对现代汉语虚词研究起到一定作用。程抱一评价清代学者袁仁林在《虚字说》中“赋予虚字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地位，因为在他的‘序’中，他将实词和虚词之间的辩证游戏等同于激荡宇宙的虚与实的生机勃勃的运动”。[55]这种虚实观念，与中国传统“易经”哲学中的阴阳思想有一定关系。《老子》也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56]关于阴阳的划分以及“有”与“无”的辩证思想也影响了汉语的虚实观念。虚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即虚词、实词内部之间也有虚、实之分。郭绍虞特别注意到虚词的综合性及汉语词类的虚实转化问题：“就实词讲，即就名词、形容词、动词三者而言，当然名词最实，形容词和动词较虚，而在形容词、动词之间也各有虚实之分。于是，在三者之间也就发生转化关系，如名词动化，动词名化，形容词名化，以及动词、形容词的相互转化……就虚词讲有从实词转化来的，也有从极虚的——虚到连语法意义都谈不上，只表声气作用的语气词转化为有语法意义的虚词的。”[57]中国古人对虚词的使用较为灵活，更多是从修辞、文章的角度来谈虚词。“用虚字押虚字，须极有意味、极有气象。用虚字要沉实不浮，用实字要转移流动。”（明·费经虞《雅论》卷二十二，引范德机说）从虚字和实字的用法转化而言，文章中的修辞、声气与脉络更多依靠虚字、实字及相互间的斡旋流动。古人所谓的虚实，也并非绝对定位。所谓汉语文章在语法严密性上与西方不同，其更多是依靠语意、修辞等，来措辞达意。这对于汉语诗歌来说，形成了中国古诗迥异于西方诗歌的特质。自五四以来，诗歌语言的现代转化突破了古典诗歌以名词、动词为中心的语言组织形式，较多接受了西方较为严密性、科学性的欧化语法，增加了虚词特别是关联词语的使用。同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又是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来接受这种影响，有着对古典诗歌、古代汉语的合理继承，且摒弃了西方诗歌及欧化语法的一些浮沫。换言之，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展既透露出科学实证思维的痕迹，也深受传统哲学辩证思想的影响。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在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跌宕、纠缠中不断向前摸索前进的。从虚词的角度管窥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发展与成熟，或许能进入另一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诗语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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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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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黎运汉、周日健编著：《虚词辨析》，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45] 胡裕树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6]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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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王力：《什么是虚词和怎样用虚词》，《王力文集·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49] 邢福义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50] 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51] 参见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52] 参见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3] 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54] 姚小平：《西洋镜中的汉语——17、18世纪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语言文字》，《语言文化十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55] [法]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56]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6页。
[57]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4—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