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宦官是古代中国皇权政治最残酷的衍生物。对此，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富有深度的研究，也发表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如实讲，迄今更多的研究往往多囿于中国史的范围内。事实是，在前近代东亚世界，“中国”“中华”或“华夏”，更多是一种文明的标签，与古代中国共享儒家价值体系的邻国朝鲜、越南有相当的同质性。它们或号称小中华，或自命“小中国”，所谓“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云者是也。出人意表的是，它们连宦官制度也仿效了中国，而且在前近代的东亚各地采取宦官制度者还较为普遍——常以阉人当贡品。尤其在朝贡体系最为典型的明清时期，朝鲜、安南和琉球等国都曾对明廷有过长期的贡阉史，其中安南和朝鲜因与中国接壤而进贡最繁，成为明代域外宦官的最大来源国。

这些域外宦官作为特殊贡品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属国间的不平等产物，可以映射出前近代东亚华夷秩序下最阴惨的一面。然而在这个表象下，这批最能接近明朝皇帝的域外人士又常常作为使臣被派遣回原籍，在执行正常出使任务的同时亦能暗中刺探情报、传递消息，甚至影响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属国的内政外交，是前近代东亚区域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可以为解读东亚区域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对域外宦官关注者的阙如已意味着，齐畅博士的专著《14—16世纪东亚国家所贡宦官研究》，无疑将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力作（下简称齐著）。

齐著发挥中国本位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优势，基于对中日韩越多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比较，辅之以墓志、碑刻等民间文献，勾勒出典型朝贡国域外宦官的不同样态，试图对明朝域外宦官做全面系统的考察。这不仅是一部较为全面和扎实的学术成果，也是东亚史研究领域“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学典范。

受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过度影响，各国研究者仍常常以今代古地去讨论前近代的民族和政权问题。欲突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先入为主的研究思路，回归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前东亚区域社会秩序的本源，则透过域外宦官的独特视角似乎不难看到在华夷秩序中恶的表象下，中央与周边属国内部的政治装置、内政外交、控制与反控制等复杂的内在机理。东亚研究只有立足于东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势，才能重塑东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诉求、话语形态和话语体系；而中国史的研究倘若缺乏世界史特别是区域史的背景或参照，中华文明在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中的独特性将难以获得凸显，中国与域外世界的古今联系和彼此短长，亦无法获得实事求是的呈现和说明。

齐畅博士硕博阶段曾认真研读过先秦史和明清史。或许因为有如此长期的中国史训练，才使她发现并且能够发现只有在前近代东亚“封贡体系”时代方能存在的区域史问题；而如此由小见大、沿波讨源的学术眼光和爬疏能力，还将为东亚史学的进一步展开提供有意义的研究方法亦未可知。

韩东育

农历甲辰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