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制度同一到顺时应变

中唐至十国以前，就目前文献所见，基本上都是上下一致、铁板一块的乡里制度，[18]似乎类似于“车同轨，书同文”下的王朝制度：只要朝廷制度一制定，百余年间甚至更长时段内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有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很少看到君臣们热烈讨论乡村民众如何强化治理的话题，也基本上很难看到君臣们讨论是否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朝廷进行局部调整后施行了不同乡村管理制度。大致可以说，唐朝的乡里制是单一性的、前后时段和区域间的变化都不太显著。换言之，朝廷的制度是全国推行的，没有哪个州县可以讲特殊性；也未曾更多考虑因俗而治、因地制宜、顺时应变的问题。当然，在实际的制度执行过程中发生偏离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存在的，但现存文献还不能更多地显现出来。宋朝则不然，不但朝廷上下都已意识到顺时应变等因素，也在实际中执行了其上述乡村控制理念，现存文献中宋朝的乡村制度呈现出纷繁多变的历史样貌。乡役制度是乡里制度的实质内核，乡里制度是乡役制度的外在形式，[19]其大致变动情况，或可从乡役制度的频繁变动中有所显现。

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在稽古行道的外在口号下随时立法，不断地发展变化，经历了多次更革，其复杂程度，远非现有文献可以完全呈显。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当属保甲制被应用于乡役制，且在北宋晚期乃至整个南宋时期，成为乡役制的主干。兹分而述之。关于负责乡村税赋催征的乡役，宋初至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的近百年间，先是以里正为主，开宝（968—976）后则以户长为主，乡书手辅助督税。自至和二年（1055）后，以户长主督赋税；熙宁五六年间，个别路分开始由保正副长承担催科之责；熙宁七年（1074），又改由甲头催科，在此前后，乡书手上升为县役，户长独自承担起督税之事。不久，复改由户长催征。元丰三年（1080），户长的职责为大保长取代。行之未及五年，复置户长主督税赋，废罢甲头和大保长。元祐元年（1086），重设甲头，取代复置之大保长。绍圣之初，复置户长，旋又以甲头代之。未及一年，又改由大保长督税，取代甲头。宣和年间，还一度出现保长、甲头同督税赋的局面。自熙宁至此60余年间，督税乡役更革至少8次，平均每8年就有一次变化，而实际则有未及半年即又更革者，尤其是在熙丰到崇宁（1071—1106）这段时期内更是如此。北宋乡役制变化之频繁由此可知。[20]

金入中原，宋室南渡，赵氏子孙苦守残山剩水的150余年间，乡役制更显复杂多变。在“诸路从所便为法”[21]的旧制和南宋朝廷募役制“行之既久，不可骤变”[22]的政策下，各地役制不一且纷繁多变。需要明确的是，当时乡役制度的发展变动，上揭文献记载恐尚难以反映宋朝所有时空下的历史面相。作为乡役制度外在表现形式的乡里制度——乡里、耆管、都保甲，因其在民间习俗和口语表述中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文人士大夫依据传统记述未必紧随当代变动而写作等因素，其格局保持相对延续性，故而其变化及其在各地表现未必有乡役制度这样频繁而迅速，但由乡役制度变化而引发的相关变动，其复杂也是可想而知的。

结合上述，可知宋人在论及役法改革时所说的“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23]“官司素无定法”，[24]或说“屡有更张，号令不一”，“朝夕不定，上下纷纭”，[25]“朝廷重于改更，因循至今”，[26]“迁延未定，上下异论”，[27]“官司取办一时”，[28]“权一时之宜”，[29]均非虚夸，言其实也。自熙丰保甲制渐次应用于乡役制后，其纷繁变化更加明显。由此可见，乡役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外在表现形式，以据地、拥众、治民，依托自然聚落与农耕区域为宗旨的乡里制度也因之而发生变化，不同时段内，或在各地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名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