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多半围绕着两宋“帝国”（帝制国家[1]）与“地方社会”这一论题展开，旁及其他一些议题，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尚可归纳出一定之规。笔者努力将这些论题纳诸“两宋帝国”和“地方社会”这两个关键词之下，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既有印象中的“两宋帝国”，是近代以来中外学人不断共同“建构”的结果，而非全然历史文献呈现的所有，更非历史实有的“宋朝”。“她”是否应有全然一新的“面貌”，搁置（至少部分）既往历史理解的经典模式，还有待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地方社会”的范围更为广泛，但笔者并没有将学术视野局限于此。读书日多，对于“两宋帝国”的认知也日益丰富，举凡“帝国”范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尤其是意识形态，无不令笔者迷恋而沉醉其中。但是，受教于先师漆侠先生的“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我也用更多时间阅读了秦汉晋唐乃至明清和近代史领域内的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对几位研究晋唐史的前辈的研究仰慕之至。那一巨细无遗、密不透风，前后左右无不观照的研究理念，那一种将每一反证都要斟酌再三的探考理路，令我向往。

最近几年来，对欧阳脩与宋朝政治领域问题的阅读和思考，促使自己更多认定：宋史研究应取法乎汉唐史研究反复斟酌文献的方法，关注文本，史料批判，追求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般的实证，而避免大胆想象之后的各种建构。从而，颇多倾慕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汉学家所秉持的翔实缜密的研究取径。而有关宋史的研究，视野当然不能仅关注两宋320年的历史，瞻前顾后，做长时段的关注，方可有更加深入的成果。至于“地方社会”的议题，则更多取法乎明清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无论是华南学派的研究取向，还是欧美汉学界“地方史”“区域史”的思路，笔者在阅读和写作中，常常警示自己不惑于“整体史”“碎片化”的方法论陷阱，且一定要在尊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更多追问“为什么”？譬如，某一议题的论断，会不会有正好“反向”的认知？能不能立足于基本文献而大胆怀疑既有的论断？而不是满足于全然接受前辈的结论。窃以为，正如已故著名史家严耕望先生所说“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2]但是，恰恰由于历史文献的相对丰富，两宋史的研究，既不允许学者类如汉唐史那样驰骋其想象力，写出富含诗性艺术性的文本，也因而遮蔽了不少学人的眼光，譬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被丰富的历史文献所牵引，或受惑于宋人的言论而被宋人牵着鼻子走，未能跳出宋人的视野而研究宋史；或受蔽于元朝人、明清时人的“宋史观”，理所当然地认定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资料”及其既定结论，就是“宋朝”的历史，而毫无怀疑。宋人在党争和政治高压背景下、处江湖之远时“公开文本”和“潜隐剧本”的“隐微修辞”，颇含“弱者的武器”和“被统治的艺术”的表达策略，其间隐含的历史实相，值得大力发掘，或可在某些议题中重现私文本视域下的“新宋史”。

至于“评骘”部分的文字，笔者也曾拟另外编为一册，俾广流传。而今既拟作别昨日之我，也就不顾体例（大多距“学术研究”甚远，充其量只是浅层次介绍、码码字练练笔头而已），一同纳诸本书中，且来“献丑”。这些佛头着粪般的文字，其实评骘无论毁誉，均无动精金美玉之清辉。有关撰写书评文字的想法，请参阅本书最后的跋语。

冠名于一人之下的这部书，亦是教学相长的产物，笔者无意剥夺当初合作者的署名权，但所有错误均由笔者承担。当然，自己之前关注的议题，大多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更多的议题不曾穷追至其极致，故浅尝辄止者多，但未来有些议题还会继续扩展深入。

历史文献的引用，尽量使用善本和精校本，但并未完全统一，因某些整理本并不能取信于笔者；极少量精校本的标点，笔者也有断以己意者，幸博雅大家教之。

之所以不揣浅陋，今日付梓这部杂乱之章，无他，只是想向师友们汇报一下过去多年来，笔者都做了一些什么。集中旧作，聊供师友品评、批判。当然，随着近年来不断阅读思考，尤其是有关欧阳脩的研究，反复阅读文献的结果，使自己陷入“解构”与“重构”、文史混融的“迷途”，焦虑困顿，难以自拔，也想趁此暂别昨日之我。

2020年11月9日

[1] 学者或纠葛于现今的概念与认知，其实对于历史上固有的名词和概念，回到历史本身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免除了圆枘方凿之虞。参阅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

[2]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