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宋时期乡村控制理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朝廷的治理理念一般借助于各种制度来实现，制度是其外在表现形式。虽然二者的互动难以在短时间内紧密契合并转化为现实，但是，对于制度的梳理，无疑相当程度上是在探寻理念领域的“做法”，而对制度背后王朝控制理念的梳理，则是对有关“做法”出台之后“说法”的检验。[1]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宋朝期间，王朝乡村控制的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在皇帝们和官僚士大夫们的言论和乡村管理体制中凸现出来。[2]

首先，从政治制度方面，在外在形式上由唐朝单一的乡里制，逐渐转变为宋朝形式多样化的乡里、耆管、都保甲等。[3]其次，相较唐朝，宋朝乡村管理体制似更注重不同时段、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不断调整。换言之，制度的外在形式变化频繁，日趋多样化。再次，乡村管理人员身份也由中唐以前的乡官转变为宋朝的乡役，“以民治民”的色彩更显浓重。此外，在礼俗纲常教化等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朝廷越来越多地借助宗族等胶合于朝廷和民众的中间层（非西方学术语境中所谓“第三领域”[4]），来强化社会控制。就上述看来，赵宋王朝乡村控制理念更加务实，日趋理性化了。客观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哪些历史面相隐含其中？这些问题都颇值得认真探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帝制王朝对于乡村的控制，一般采用硬的一手（国家政治制度和法令等各种外在刚性的限制）和软的一手（传统的礼俗纲常观念等思想教化手段）。[5]乡里制度无疑属于前者，我们侧重从这一制度设计的角度考察，并进而讨论其理念转变的原因。

尚需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的切入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主要限于赵宋朝廷诏令制度及君臣议论的安排，不但对制度实行“过程”和“关系”论述不够，[6]“表象”描述之后“内涵”的挖掘及提升也远嫌不足，而且也缺乏自下而上的视角观照，甚或自中（州县等基层社会）而下、自中而上乃至反观民间的应对、上述控制理念转变后的社会影响等层面的视域转换，进而自思想史的视角切入等均未能措意、深入探讨，待诸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