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平的生活与创作历程
1954年11月，作家张平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时是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家境虽不富裕，但还可以勉强维持。按理说，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对于张平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全国范围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张平的人生命运。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父亲因响应号召给组织提意见，结果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公职。翌年，全家六口人被遣返回祖籍——山西省新绛县的刘裕村。就在这个十分贫瘠的山区农村，张平度过了自己坎坷而多舛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小小年纪的张平就饱尝了生活的苦涩与世人的冷眼，“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五天五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干过民工，做过代教，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不挨饿和那一丁点儿的生活费饭费，两年中的三个假期，全都在山上那种最原始的煤窑里度过，近1000公斤的煤车，压在像牲口一样的自己的肩上，一次来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来一次，就啃一个碗大的玉米面窝头，喝一瓢污浊的生水。所得到的报酬，也就是每天3块人民币……”[1]后来，在文章中，张平曾经写到，高晓声写的一部小说《陈奂生》，自己看一遍哭一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2]苦难当然是不幸的，没有谁会因为遭遇苦难而感到高兴，但对张平来说，苦难也培养了他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和对底层百姓的深厚感情。从根本上说，也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种苦难经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关注和同情生活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誓做底层人民的代言人的这样一种创作选择，奠定了最初的基本情感价值取向。他说：“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终年奔波并经历过无数坎坷和挫折。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与自己息息相关，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反过来，假如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生活环境里，无衣食之虞，无后顾之忧，豪杰交游满天下，吉人福相天生成，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即使成为作家，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说不定自己会很前卫，很先锋。”[3]
张平的说法当然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说，一个作家，有着怎样的青少年生活，便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怎样的创作取向。张平的青少年时代，能够让我们联想起同为作家的鲁迅与王蒙。鲁迅本来有着很是优裕的家庭条件，如果不是祖父科场案的突然发生，鲁迅这样一种自称为“小康”的生活当然会自动地延续下去。那么，鲁迅能否在最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或者说，鲁迅确实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那他的这样一条文学道路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面目，也真的是难以推测猜想的。王蒙的情形同样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虽然他自己的一生可谓一事无成，但却竭力地向王蒙这些孩子拼命地灌输着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而王蒙的母亲则是恪守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的一位家庭妇女，她与自己的丈夫之间自然存在极大的思想距离。因为夫妻之间思想距离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产生，几乎就是一定的。于是，在王蒙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之间家庭战争的发生就如家常便饭一样。关于这一点，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有着一种真切的记述。既然身处这样的家庭之中，那么对于父母的内战就是无法逃避的。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一种童年记忆对于王蒙后来的文学创作同样产生了极明显的影响。王蒙能够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且他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呈现出现在这样的一种面貌来，与他的童年生活其实存在极大的关系。张平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的，他童年时期所遭遇的家庭变故同样极明显地影响着他未来的文学创作。
张平的父亲多才多艺，闲暇时喜好拉二胡、吹笛子，虽然整天为生计奔忙，且还要经常忍受无端的政治迫害和打击，但他却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在父亲身上，很显然传承着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坚强精神意志。父亲面对苦难的坚韧和坦然的态度，深深地影响着幼小的张平。父亲的这种人生态度，再加上从小耳濡目染的来自父亲的悉心调教，他自己拉二胡、吹笛子的水平也是与日俱增，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因此，张平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黑五类”身份而就此消沉下去，反而在那个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展现出了一种过人的忍耐力和平常心。他小学和中学的同窗好友张咸虎曾经这样回忆道：“一般（成分不好的子女）会有压力，抬不起头。他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该怎么努力就怎么努力，跟老师和同学都相处得很好。”[4]当然，父亲对于张平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平对文学产生了最初的兴趣。“虽然底子不好，但家庭的影响，特别是父亲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他经常给我讲一些中外作家的作品，所以我的作文一直很好。”[5]在学校里，“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当范文。普通话说得好，朗读得很好，是语文课代表”[6]。“文革”头一年，张平考上了初中。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去闹革命了，只剩下了他和少数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与同学。他实在感觉无聊，于是就偷偷地撬开学校图书馆的窗户，爬进去看书，一直看到太阳落山才想起回家。临走时还“偷”走了厚厚的一大摞书，其中有一本《普希金诗歌散文集》，这本书是他所接触到的第一本真正的文学书籍，也是他吸收文学营养的源头。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阅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三里湾》《红旗谱》《红岩》等一些“十七年”时期以及“十七年”之前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逐步增进养成着自己的文学素养。
张平的母亲是一位将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子女的无私、伟大的女性。在其父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劳教的四年里，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五个孩子围在母亲身旁嗷嗷待哺。食物的匮乏和生活的贫困，在当时压得这个家庭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母亲却硬是用她孱弱的身躯支撑了下来，带领子女渡过了这段最为艰难的岁月，至今回想起来，张平都还会默默地掉下泪来。这样一种异常艰难的生活历程，后来曾经在张平的中篇小说《梦中的情思》中得到过艺术性的折射表现。
在一篇题名为《春节和年龄》的文章中，张平怀着十分内疚的心情写道：“一回忆起父母亲为几个孩子能在过年时穿一件新衣服，能在大年初一时吃一顿肉馅饺子，能在闹红火时给每个人口袋里塞两毛钱而绞尽脑汁，以致愁得暗暗落泪时，心里就止不住地一阵阵难过和愧疚。那时候真憨！”[7]身处逆境的父母，抚养五个孩子的艰难不易，一切都尽显在了作家张平这样一段朴实的告白中。
上初中以后，正值十年“文革”初期。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张平基本上没有能够在县城的学校上课，而是回到农村，参加了村里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那个时候，村里的文化人并不多，张平作为“右派”子弟，虽然经常要挨批斗，但也经常有机会做一些文艺类的事情。因为村里人都认为“教授的儿子有文化”，[8]再加上张平的作文不错，所以，村里就把编戏、写剧本、写材料的这样一些活儿一股脑儿地交给了他。张平最早的文学创作，其实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还记得当时手头有一本《华东小戏选》，就参考它写了一些小戏剧。”当时，由他编写的《娶媳妇》《好媳妇》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文艺节目，因为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受到了县文化局的好评。“写出之后都认为非常好，公社看上了，县里也看上了，后来公社‘革委会’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把我抽去写戏，这样在县里就小有名气。”[9]在村里搞创作时，张平的创作环境非常艰苦，“因为当时是在工地上，晚上没地方，只能在凌晨3点钟起床，钻进牛圏里，就着给牛照明的煤油灯，趴在砖头上写作。连纸也没有，字就写在旧书的缝隙当中”。[10]一直到17岁参加县里的戏剧创作学习班时，条件才有所改善：“二十几个人吃住都在一个大屋子里。屋子里摆几张简易的连抽屉也没有的桌子，大家就围在一起搞创作。”[11]更何况在当时，由于政治上的极左思想盛行，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非常严密苛刻，凡是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都可能被斥为“毒草”，而作者本人则更是有被批斗、被迫害的危险。所以大家在写作时都格外地谨小慎微，生怕越雷池一步。“每天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创作上遵循的是‘三突出’原则，写下来的东西，要当众给大家朗诵，稍有偏离，立刻就在现场召开批判分析会。”[12]张平当时创作的一个独幕小戏，“仅提纲前前后后就改了14稿，仍然过不了关。……到了晚上，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便就着大蒜喝几口劣质的烧酒”。[13]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摧垮张平的意志，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就是在这种根本不适合搞文学创作的氛围中，张平充分地利用来之不易的实践和锻炼机会，在不断地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编剧本、写戏的这几年时间里，他的作品受到家乡农民兄弟的一致称赞，还获得过奖状，奖状上面写着：“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这样几个字。
1974年，初二还没毕业的张平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了山西省运城地区的稷山师范学校读书。由于他会拉二胡、板胡，所以上的是音乐班。毕业后，又调到新绛县城的东街学校当老师。在稷山师范学校的两年时间，是张平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接受正规教育的两年，所以他的记忆尤为深刻。在为校友海涛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张平曾经充满深情地回忆过母校的一位体育老师——曹大智。“曹大智当时是我们学生非常喜爱的体育老师。那时候音、体、美这‘小三门’专业课在师范学校极其吃香，而体育这门课，尤其让大家投入。曹大智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还不到30岁。特别让人钦佩的是，他不仅朴实无华、温良敦厚，极为平易近人，而且还是当时整个运城地区的著名篮球中锋。在每年一次的全省篮球比赛中，他都代表运城地区作为主力参加。可想而知，在当时只有八个班的师范学校里，有着这样的一个体育老师，会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多么的骄傲和自豪。”[14]阔别母校二十多年后，学校的人和事依然历历如在自己的眼前，可见，稷山师范学校的两年学习生活，的确在张平的成长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师范学校学习以及在县城教书的四年时间里，张平主要写了一些小小说，并时常参加县里举办的写作学习班，与同道交流一些写作方面的经验。不过，当时的他主要还停留在写作的摸索阶段，许多作品都是模仿之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个根本性的变化给张平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为了能够抓住这根在他看来能够改变一生命运的“救命稻草”，张平刻苦学习，积极备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命运的回报，他如愿以偿在1978年考入了山西省著名高等学府——山西师范大学（当时名为山西师范学院）。也正是在被录取前夕，张平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位与他同在稷山师范学校读书的姑娘，名叫张德芳，与张平是同村。张德芳嫁给张平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张平20岁时，父母就开始给他张罗亲事了。可是在当时，由于张平父亲的“右派”帽子还没有被摘除，再加上家徒四壁，几乎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他这样一个体壮貌端、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前前后后给他介绍过的对象加起来能有十多个，不是有生理缺陷，就是有心理残疾，几乎没有一个健全人。正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善良朴实的张德芳出现了，她并不嫌弃张平的家庭成分与家境的贫穷，而是佩服他有文化，有能力，愿意嫁给这个在当时当地已属大龄青年的小伙子。张平一家人自然是欢天喜地，可是女方的父母却对这对年轻人的婚事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村里也有人说三道四。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张德芳却表现得异常坚决，非张平不嫁。顶住了来自家庭与外界的压力之后，二人最终喜结连理。婚后，夫妻双方感情很好，夫唱妇随，相濡以沫，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儿子。回忆起这段往事，张平始终对妻子心存感念。
1978年，还发生了对张平一家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以邓小平为第二代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第二年父亲平反，脱掉了一戴就是多年的“右派”帽子。与全国一样，张平的家乡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张平亲眼看到了家乡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强烈地感受到了农民们面对着土地的狂喜和欢腾”。[15]包产到户后，张平家分到了5亩责任田，当时正在大学读书的他趁着放暑假回到村里，和刚刚生孩子不久的妻子来到自家的田里整修农田。为了填平一道长10米宽5米深3米多的水沟，夫妻二人昼夜奋战40多天，妻子曾经两次累得晕倒，他自己也整整瘦了十多斤，终于把水沟填平了。他们的辛苦劳作在第二年秋天换来了大丰收。他家的5亩地打了2000多斤粮食，整整在农村挨了20年饿的父亲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粮食，不禁老泪纵横、放声痛哭。父亲当时的表现以及整个中国农村的巨变对张平的触动很大，在一篇谈及改革的文章中，他说，“说句心里话，在30年前，做梦也没想到过上像今天这样的生活”。[16]张平还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整个农村处于半饱半饥状态，农民兄弟们普遍都食不果腹。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他经常要跟着姐姐和小姨到山上去挖野菜、捡薯根。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从河南逃荒到山西的未成年少女，之所以要通过谎报年龄和比自己大十几二十岁的农村光棍汉结婚，就是为了摆脱饥饿的状态。在“文革”时期，情况更加糟糕，村里每个劳动日分红只有几分钱。他的一个邻居老太太，临死前想吃一口白面饼子，儿子寻遍了大半个村子才给她搞来一点白面，可是没等白面饼子做出来，老太太就咽气了。这些可怕而凄凉的景象在张平的脑海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当改革洪流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时，当他切身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尤其是对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时，他对改革的支持和拥护就异常强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现象就表现得极为愤慨，对鱼肉乡里、欺男霸女、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不惜草菅人命的官员就无限憎恨，他后来的一大批社会政治小说之所以敢于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敢于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对腐败官员发出声声血泪的控诉，与这段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源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才向种种人为的不公与迫害发出了批判的最强音。
上大学以后，张平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过去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而导致的知识欠缺和空白，他希望能在大学期间尽量地弥补回来，所以凡是能够搜罗到的中外文学作品，他一本也不愿意放过，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张平戏称当时的自己就是“杂食”者，“碰到什么吃什么，找见什么看什么。所接受的也只能靠自我消化，消化不掉的便一口吞下去”。[17]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文学类图书并不多，大都是公认的中外经典名著。但对于张平来说，却似乎已经足够了，他利用有限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普希金等现实主义巨匠的著作。他回忆说，自己对文学的系统认识正是从这些经典作品开始的。“在大学里接触较多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和理论，所以我写的东西，也主要以现实题材为主。”[18]这些以严格的写实主义手法为特征的文学经典作品，对他日后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自觉地以现实主义作为基本的创作文体。
在汲取文学营养的同时，张平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尝试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并向各种报纸杂志大量投稿。当时他每个月的生活补助只有20元，除了日常学习生活的花销以外，所剩无几。多亏妻子每月给他寄去10元钱，用来购买投稿用的信封和邮票，才使他得以顺利地将写好的东西投递出去。但在最初的几年，张平投出去的稿件总是石沉大海，几乎无一被采用。那时，张平差不多每天都会从收发室大爷的手中接到退稿信，以至于后来一听到大爷喊：“张平，信！”他就本能地低下了头，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为了不让别人察觉，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每天提前赶到收发室，悄悄把写有自己名字的信抽出来，然后像做贼似的转身离开。退稿信多了，张平就有些泄气，甚至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在这个时候，是妻子的默默鼓励与支持，使张平最终坚持了下来，使他在追求文学梦想的道路上得以继续前行。1981年，张平的处女作《祭妻》在《汾水》杂志上发表，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誉。这篇控诉“血统论”的短篇小说，先后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小说月报》等多家刊物选载，还被评为《汾水》杂志该年度的一等奖，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自此，张平才算是真正地步入了文坛。当年，他将自己共150元的稿酬交给妻子时，两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982年，张平大学毕业，那时他29岁，因为在文学方面的成绩，临汾地区文联指名要他去那里工作。但阴差阳错的是，临汾地区教育局却把他分到了山西省隰县，这件事让张平心里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他的家在运城地区，父母妻儿也都居住在新绛县，临汾与运城相隔不远，在那里自己可以安安心心地搞文学创作。如果到隰县工作，无异于舍近求远，也不利于自己的写作。所以他为了争取改派，前前后后跑了半年，无奈自己既没关系，又没门路，吃了不少闭门羹。正在他几近绝望的时候，临汾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建议他去找山西的两名老前辈作家——马烽、西戎，或许他们能帮上忙。此前，张平虽然认识马老和西老，但却并不熟识，于是他就先给二老写了两封信，然后才去找他们。接待他的是西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老一听说他是张平，便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你就是张平？这娃，写了信就赶紧来么，昨天我还给谢俊杰打电话问你哩。马烽也给我商量了你的事，现在究竟办到哪一步了？……”[19]西老关切的目光和温暖的话语，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半年多来为了工作奔波忙碌的委屈和心酸一扫而光，至今记起，依旧清晰可闻。在马烽和西戎的直接关怀与帮助下，张平顺利地拿到了改派通知书。张平经常说，是西戎老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1983年张平被调入了临汾地区文联工作，不久便担任了山西省临汾地区文联《平阳文艺》编辑部的文学组组长。同年，他表现农村妇女坚韧朴实性格和平凡生活的短篇小说《糟糠之妻》获得山西省优秀小说奖。
初到临汾地区文联工作，张平和妻儿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一下大雨，屋里的积水跟床一般高”，[20]生活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后来，条件虽好了一些，但也不尽如人意。然而，对于这些物质上的欠缺与不足，张平却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先后发表了《月到中秋》、《他是谁》、《静》、《山洼地》、《军民的女儿》、《争地》、《夏夜》、《婉儿》、《情分》、《姐姐》和《梦中的情思》等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构成了他最早的那个 “家庭苦情”系列。其中《姐姐》荣获了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也是张平从事文学写作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是张平创作生涯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姐姐》还先后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多家刊物选载，并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姐姐》是张平以自己的亲姐姐为原型创作的短篇小说，张平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他们和张平一样，共同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张平考上大学后，离开了农村，但是他的姐妹们却因家庭条件所限，不得已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永远留在了新绛老家。那生离死别般的悲剧场面，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的是重重叠叠的伤痕。然而，即使是这样，她们似乎还是逃脱不了悲苦的命运，后来，她的妹妹和姐姐相继得了癌症，当时，家里很穷，妹妹又有个儿子上大学，花销也比较大，妹妹为了不再拖累家人和儿子，竟然趁人不注意时自尽了。这件事对张平的刺激非常大，成为他心中“永远也无法解脱的痛”。[21]身边亲人太多的不幸，使张平的心里总也有着解不开的疙瘩，所以他才希望用自己的笔书写下这一切，书写下亲人、书写下自己姐妹们为命运所俘虏的苦难经历，《姐姐》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下写就的。除了《姐姐》之外，张平前期的“家庭苦情”系列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有他周围亲人或朋友的影子。张平说：“开始写别人不熟悉，也不敢，只好写自己，写自己的父母、姐妹、朋友和亲戚，写他们的悲苦，他们的喜悦。”[22]张平早期的作品与自己和家庭的苦难遭际是密不可分的。
《姐姐》的巨大成功，给张平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1986年，张平在山西省文联主办的《火花》杂志主编董耀章的推荐下，调到了山西省文联担任《火花》杂志的副主编职务。刚到省会太原时，张平就住在编辑部的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个人住在里面，倒也消停惬意，开始张平还乐得逍遥，但是，时间一久，他就觉得没有妻儿在身边，有些寂寞了，他在太原需要有个家，有个可以让灵魂停泊的港湾。所幸的是，一年以后，妻子就调到了太原群众艺术馆工作，孩子也跟了过来，一家人得以团聚。接着就是房子的问题，三口人总不能都挤在办公室里，经多方打听，他向朋友借到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对张平一家来讲，却已经很知足了。“妻子喜欢得不得了。有厨房，有厕所，有暖气，采光也不错。刚一进了房子里，妻子东瞅瞅西摸摸，激动得简直能掉下泪来。自己也一样欣喜若狂，房子再小，比起办公室来，毕竟要大多了。”不过，说实话这间房子的确是太小太小了。张平曾经这样描述房子中的陈设：“一张写字台一个双人床一个电视架，便把屋子里放得满满当当，连一个最小的沙发也无法摆下。客人来了只能放一把折叠椅。客人多了，就只好坐在床沿上。那半间呢，放上儿子的单人床，再放上一张简易桌子，再放上一个书架两个箱子，便什么也摆不下了。不管有多好的家具，也跟这一间半的房子无缘。就算你有钱，在如此小的水泥格子里也毫无作为。没有煤气，厨房又是在家里，一个火炉子，一年四季都得在屋子里烤着。冬天还好说，夏天就难熬了，一进了屋子就像进了蒸笼，能把你的油都烤出来。……尤其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每个月还得交水费电费房费暖气费等等老大不小的一笔钱。……预制水泥板很薄很薄，单元之间的间隔也一样很薄很薄。即便是穿上拖鞋在屋子里走动，楼下也会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是个编辑，常常睡得很晚很晚。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直到终于有一天楼下的人找了上来，才明白就算是在你自己的家里也并非想象中的可以随随便便。儿子学钢琴，稍不留神，便会有人敲门拍窗户，说是影响了人家的休息。最最害怕的是来了客人，说话声音一大，穿着皮鞋在屋子里呱达呱达一走，顿时便感觉到如芒刺在背，只怕有什么人会来找麻烦。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放声大笑，不敢快步走动，连收音机、电视机的声音也不敢放得很大，夫妻俩连吵架顶嘴也不敢……”[23]这就是张平初来太原时的“家”（直到数年后，才分到了一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即使是对于普通人来讲都是无法忍受的，何况是一个已经有了一定名气，并且还要每晚工作到深夜的作家呢？然而，就是在如此简陋甚至寒碜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张平完成了他创作生涯的一次关键性转型。
在担任副主编前后，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观念及作品的影响，张平尝试创作了一些现代派作品，比如《妮儿》就借鉴了福克纳等人的西方文艺理论，但作品发表以后，引起的反响都很小。这使张平开始重新反省自己的创作观和创作定位问题，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张平意识到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虽然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领域，但是对一个本土化作家来说却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借鉴并不等于替代。“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路只会让他走进狭小逼仄的象牙塔中，况且在他本身的生活阅历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对老百姓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更不允许他脱离现实，脱离人民。他说：“在艺术和道义发生冲突时，我只可能去选择后者。”[24]随后，张平用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了自己对于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坚持。同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从家庭苦难的倾诉中走了出来，将目光投入广阔的社会现实当中。《血魂》《较量》《公判》《无法撰写的悼词》等中短篇小说就鲜明地体现了他创作思想转变后的初步探索。
1987年，山西文联组织的汾西业余文艺作品座谈会在汾西县召开，张平结识了当时的汾西县委书记刘郁瑞，初次见面，两人就聊得非常投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张平曾有一段文字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年去汾西县时，碰上个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此人五十出头，当过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办公室主任，最近几年，才当上了县委书记一把手。此人还是个作协会员，出过两本书，还写过电影电视剧本。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忘年交，聊起来便没明没黑，说到要紧处，他居然比我还要动情，还要言词激烈。”[25]在他们的悉心交谈中，张平了解到了汾西县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乡长和农民打官司，把农民的妻子铐到树上；一个律师被无辜关押105天”[26]，等等。这对张平的触动很大，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国法治还不健全的社会转型阶段，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一心想着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而是跑官要官、欺上瞒下、损公肥私，只要是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事情，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同时，他对眼前这位敢于站出来保护老百姓利益、严惩贪官污吏的县委书记则顿生敬意和好感。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他积极深入老百姓当中，采访、记录了许多人、许多事。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现状和山区老乡的苦难际遇，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那么触目惊心，那么感人肺腑。1987年和1988年，张平以这段所见所闻和真实经历为依据，相继发表了四个中篇小说，1991年合集为《法撼汾西》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品甫一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读者反响强烈，并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法撼汾西》的出版发行，对张平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张平文学创作的分水岭。如果说张平的前期创作还囿于“家庭苦情”的题材范围的话，那么《法撼汾西》则从根本上确立了他以社会变革中的矛盾斗争和民生疾苦作为书写对象的写作方向。他说：“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么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27]
《天网》是《法撼汾西》的姊妹篇，1993年发表。《天网》的原型是一位十六年如一日上访告状1500多次都无人受理的农村老人，名叫陈培基。这个满肚子冤屈的倔老头找到张平，张平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作家，恨不得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我没有打断他，让他不要停下，老头儿身上病特别多，过两个小时就要吃去痛片，整整讲了两天一夜，光他的录音采访就有17盘磁带，材料堆了一车，涉及的内容很多，他把他写在日历上的日记全给了我……”[28]但是后来张平觉得问题太尖锐，就暂时搁置了下来。没想到老人在几年后就去世了。这让张平感到十分愧疚，觉得对不起这个老人家。随后，他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天网》，这也是他唯一一口气写下的作品。《法撼汾西》和《天网》的发表，为张平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惹来一场不应有的官司，汾西县240多名干部联名上书，称张平的这两部纪实小说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而后又告到法院，这场官司一打数年，最终以张平的胜诉而告终。在法庭上有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细节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有一个原告是副检察长，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质问张平：“我的儿子只强奸轮奸了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是我老婆的办公室。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29]身为国家干部，这等卑鄙龌龊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可见这些人起诉张平的阴暗目的所在。与原告咄咄逼人，必置张平于死地的无耻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则坚决拥护和支持张平，正是善良的老百姓使他渡过了这个难关，也更坚定了他一辈子为老百姓写作的信念。
此后，张平步入了创作的高峰期，相继创作了《凶犯》《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一系列反映社会政治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许多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先后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建国五十周年重点献礼长篇”和茅盾文学奖等数十个奖项，获得了“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同时，张平开始担任不同层级的领导职务：1998年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2001年任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同年12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2年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任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1月22日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生活中的张平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无论有多么高的官衔，都始终牵挂着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他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是任何名誉和地位都无法阻隔的。即便做了副省长，他的内在品性和灵魂也丝毫没有改变，“张平还是张平，没变！”已经退休的山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董耀章说。
还是张平自己说得好：
“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决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30]
“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对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的关注。”[31]
[1] 张平：《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见《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页。
[2] 张平：《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见《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 张平：《作家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关于文学创作的答问》，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4] 柴爱新：《有“反腐作家”之誉的张平》，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3月12日。
[5]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6] 柴爱新：《有“反腐作家”之誉的张平》，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3月12日。
[7] 张平：《青春和年龄》，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8]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9]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10]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2]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3]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14] 张平：《小人物，大作品》，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15]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6] 张平：《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17] 张平：《作家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关于文学创作的答问》，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18]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19] 张平：《高山景行 德厚流光——追忆西戎老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5页。
[20] 张平：《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见《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1] 柴爱新：《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最大的领导才能是没有私心》，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3月12日。
[22] 梁智华：《文学创作是一辈子的事——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平》，载《玉林日报》2007年1月17日。
[23] 张平：《故乡 太原和家》，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24] 张平：《作家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关于文学创作的答问》，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25] 张平：《我们麻木得还不够吗？》，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6]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27] 张平：《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8] 张平：《文学写作上的“生死抉择”——与评论家杨矗的对谈》，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29] 张平：《作家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关于文学创作的答问》，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30] 张平：《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见《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31] 张平：《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见《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