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出版自著诗词，曾经是我中学时代的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家和诗人。但1962年高考时，我因作文题选择“论不怕鬼”，却不知道1961年2月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领衔编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只是就鬼论鬼，没有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突出论述不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国内天灾人祸这些“鬼”，致使语文成绩稍逊，未能按第一志愿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贸易系录取后，我的理想也就从当作家、诗人调整为做经济管理干部。在此后的岁月里，虽也吟诗填词，但那纯粹是一种时断时续的业余爱好，出版诗词的想法也就放弃了。

我的业余爱好不是很多，基本上就是读书、旅游、议论时政、吟诗填词。未曾想到，这一“业余”，在近半个世纪中，竟也积累了200余首古典诗词。丁亥春节期间，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朋友，鼓动和鼓励我出一本诗集。我思忖再三，特别是考虑到既然已经下决心65岁以后不再写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转攻文史方面的课题，选点诗词公开出来试探一下，也许有点意义。于是在2008年纪念我与老伴的红宝石婚时，曾以《潇湘斋诗词选》为名匆匆出版了一部选本。那部集子辑录的诗词不足百首。有朋友说：你那么酷爱古典诗词，怎么半个世纪才写这么点？说起来，我也确实汗颜。由于自己资质驽钝，在诸种业余爱好中，以吟诗填词最苦，成果却少之又少。客观地说，自由诗、民歌体、打油诗，甚至不拘声韵的五言、七言诗，都好写些，若写此类诗，数量肯定要多不少。但我平生对这几类诗了无兴趣，甚至偏激地认为，只有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才配称为“诗”，其中我最偏爱的又是唐诗宋词，认定其为诗中的珠穆朗玛峰。我早年就决定，写诗只写这样的诗。然而，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我这一辈子写的诗词数量和质量均不尽人意。

第一，我的国学功底差，学力不逮。比如，诗作的一大对象是大自然的造化神奇，我这些年去了不少中外风景名胜区，却往往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主要的倒不是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实在许多名胜区，前人并未留下传世名篇——而是“我愧无才状自然”。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诗作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然而我却既欠风力，又缺丹彩。虽然中学时代我的语文学得不错，先师蒋炼、先师陈烈曾予谬奖；在大学时，先师王轶能也认可我的国学水平，1963年元旦曾题赠我贺卡，上书“勇猛精进”，对我勉励有加。但惭愧的是，自大学始我已移情别恋于经济学，在国学方面，我迄今仍停留于高中水平。

第二，我爱上了一种不宜我爱的诗的形式。我终生崇敬毛主席，一直以来，都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唯在写诗上与其教诲稍有不合。毛主席早在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的信中就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格律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而我作为毛主席眼中的青年，却不愿学写新诗，执着地去作青年不宜的旧诗。钟嵘曾认为诗应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主张“直寻”“自然英旨”“真美”，反对过分“拘于声韵”，指出“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与此相关，他还反对用典：“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写新诗完全可按钟嵘所说去做。然而，既写律诗，就得遵循非常严格的格律要求；格律诗中使用成语典故，既经济，又生动，几乎是好诗不可或缺的。写律诗是我自讨苦吃。有时尽管有了诗兴，有了创作冲动，但“拘于声韵”和想不起适用的典故，当时只得忍痛搁置，而事后一忙，也就没有再写的念头和工夫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对欧美亚澳十余国的访问中，曾有多次触景生情，对许多情景相见恨晚，却很少写出诗词，就是如此。

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求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统一，诗词尤应如此。在《诗品》中钟嵘提出诗的创作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他最推崇“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感情必须真实，否则最易流于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只有来自三大实践、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感情，加上语言艺术，才能写得有“滋味”。还有，我国历来有“愤怒出诗人”之说，更有甚者，言“江山不幸诗人幸”。我并不赞同这类失之偏颇之论。我赞同诗言志、诗言情。愤怒、哀怨、悲凉，不是“志”“情”之全部。在我看来，言志的诗完全能写得非常有“滋味”；较强烈的、正确的喜与乐也都可以产生有“滋味”的诗词。上述偏颇的认识，大抵源于特定历史时代所产生的诗人创作实践：在过往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的苦难多于康乐，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下，诗人的怀才不遇、颠沛流离、蒙冤受屈、贫病交加、失恋失宠等现象屡见不鲜；而外族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民族深受屈辱，国人饱受凌辱、蹂躏、杀戮之苦难，这些都给了诗人极其强烈的刺激，因而相对说来，这类诗词自然数量多、质量高。但这绝不意味着诗词是怒与悲的专利，而喜与乐就不能产生好的诗词。何况时代不同了，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当今之世，在中华民族振兴崛起之时，后者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诗词。我的这些诗词，就是多喜乐而少哀怨，有奋发而无颓唐，如果说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身处丛林世界和转型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匕首与投枪”。虽不敢望古圣先贤诗仙词圣之项背，然跻身同辈中好此道者，庶几无愧更无悔。

关于写诗的方法，我没有正式学过，只约略知道一点，比如明白毛主席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道理，又比如粗读过钟嵘的《诗品》，知道他主张比兴赋兼用：“故诗有三义焉：一曰比，二曰兴，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但我终究知之甚少且甚为肤浅，更何况知易行难，收入这本小册子的诗词中，尽管也有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但总体看来，本诗存毕竟只是一个老中学生的习作，“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欠“词采葱倩，音韵铿锵”，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谈不上“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做不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聊可自慰的是，诗言志、诗言情，我做到了矢志明言、真情直抒、爱憎分明、俯仰无愧。

无论科技怎么进步，医学如何发达，我今年届八旬，毕竟已是迟暮之年，日后恐怕写不了诗了，于是清理旧作，又选出几十首加以注释，补充进《潇湘斋诗词选》，并新配能找到的旧照，形成现在这本一百三十多首的《诗意人生诗存》。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诗意人生诗存》，相较于十几年前的《潇湘斋诗词选》，虽有不少改进，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肯定还有不少问题，诚盼方家教正，在此预致谢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爱妻八十华诞

改定于北京望京西园潇湘二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