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学术界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两千余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传统社会延续如此长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众多的原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而政治上层建筑在维护传统社会进程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中国历朝历代中有抱负、有作为的统治者及思想家，无不重视运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调整社会内部矛盾，积极探寻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有效策略，以保持传统社会的稳固与延续。在此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从理论上作了积极的探索，逐渐形成内容丰富、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其中尤以民本政治思想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经常的、主导的作用，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

一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1]，是中国人皆熟知的政治格言，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宝贵结晶。人们通过对王朝更迭兴衰历史教训的反思和现实经验的考察，比较清晰地感知到广大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那就是民是国家的根基。当社会矛盾尖锐、在局部地区出现“官逼民反”，或人民起义的浪潮已经置一个旧王朝于灭亡的境地，推动一个新王朝崛起时，统治者要治国安民、平定天下，就会在政治上提出反对残酷专制、提倡重民，在经济上提出养民、富民，在文化思想上提出教民的主张，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以民为本的理念，并不断致力于建立一种明君在上、道德完善、公平正义的民本社会，借此引导民心的向背，创造出家给人足、国泰民安的美好局面，这是他们为人类社会寻找到的理想归宿。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大同美好社会的描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要实现此大同理想社会，必须“以民为本”，重视民众，解决民众的生存、发展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核心。在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滋生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精粹的部分之一——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及实践，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成为自西汉中期以后指导整个传统社会发展的主要理论武器，乃中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3]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不仅为开明的统治者所用，也成为人类进步的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着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4]它所代表的观点切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适应中国的统治体系，满足历朝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需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共同的政治追求，长期以来牢固地控制着中国传统社会，在治国实践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和推动力，铸造着中华民族性格，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法家、墨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见解。它是先秦诸多思想流派的理论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广为人知，它出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最先是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们为维护和巩固统治，而提出的一种“以民众为国家之根本、以民众为政权之基础”的统治观，要求统治者顺民之意、从民之欲、博民之心，进而谋求王位的稳固、国家的安宁，后经诸多明君贤臣和思想家的不断阐述、解析，才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较系统的治国思想。自秦汉以后，天下一统，先秦许多杰出的思想被新的历史形势所淘汰，民本思想却始终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作为统治阶级从政治国的重大政治原则一再显示出它的社会功能。后经过儒家的传承、吸收、总结与发扬，它形成比较系统、完善的思想体系，最终成为儒家学说的精华部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原本处于民间、为诸子百家之一种的儒学，被抬升至庙堂，成为专制王朝唯一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也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本主张，变成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臣民的指导思想，要求统治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民，爱护民，养育民，教化民，重视民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和价值范畴的“王道”“仁政”。儒家民本思想成为传统民本思想的典型代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施政政策，使之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民本思想和民本社会的指引下，漫长的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可以看到一种极为和谐的现象，它充满温情的田园牧歌式的仁爱、亲善、安乐和美好。这种现象同中国传统社会相始终，在它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历经那么多的王朝，更替那么多的皇帝，经历那么多的内难外患，传统政治统治秩序总能顺利重建起来，我们的历史始终没有中断，一直保持着中国社会政治的集权性和社会、文化的统一性。正如金耀基所说：“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此盖中国虽为君本位之政治，实具民本位之精神故也。”他进一步引陈顾远的话说：“中国的民主政制不过民国以来的事，倘追溯往古数千年间的史实，也无非演变在神权与君主政制中，然而在其政制上，虽为神权而非永为巫觋政治，虽为君主而非即是独裁政治，这就是因为在政理上有一个民本思想巨流，冲洗了实际政治可能发生的弊害，便和他族的神权或君主政制有其分野。”[5]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6]，传统社会的许多印痕一直保持到今天，构成了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人们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所作的思考，所提出的民本论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谋略和政治智慧，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且在特定历史阶段客观上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为今天的中国继续提供着富有极大启发性的政治智慧。当然，传统民本思想中也有一些属于糟粕性的内容，它们有着时代、地域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因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应当挖掘、借鉴传统民本思想中合理、积极、进步的因素，并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加以发展，推陈出新，赋予民本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力求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二 明清时期的历史转型

关于明清社会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等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都涉及如何看待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明清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史学界对此争论十分激烈，评价不一，认识分歧很大，甚至存在充满矛盾的估价。

长期以来，明清史一直被史学界置于“古代史”之末，明清时期一直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晚期”“衰落期”“后期”或者“末世”，是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时期。形成这样的认识：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到了清中期，这种发展速度已极度缓慢，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趋向稳固和成熟，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成长的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进步，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状态，从而把明清社会视为一个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停滞不前的社会，因此与近代中国是性质和特征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这就是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它曾是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从西方史学界来看，提出明清社会“停滞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繁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之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7]他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基本上是1840年以后西方世界评判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看法。

与明清社会“停滞论”密切相关的，则是探讨中国如何摆脱这种停滞的局面，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一种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没有自身发展起来的动力，要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只能依靠外来的力量向它提供动力，即依靠外国势力的渗透，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只能逆来顺受，被动回应。与此相应，中国诸多的近代性话语和实践就成了一个模仿西方的结果。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提出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这一模式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而将中国社会看作长期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也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具备走向近代的动力，推动中国走向近代的是外部的动力”[8]。这种外因论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因素。另外一种看法是：排除西方外界因素的强行干扰，中国传统社会顺着其发展轨道，虽速度缓慢，但最终也会走上近代西方式的发展轨道。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是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标杆，认为只有西方模式代表着社会的动态运行与发展方向，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

在认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也有中国学者对这种“传统的停滞的”解释模式的回应和质疑。20世纪50、60、80年代，史学界出现的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即是对“停滞论”的质疑，认为明清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其标志就是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劳动”。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不少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李伯重先生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论”、王家范先生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死结论”和王学典先生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假问题论”等。[9]

另外，“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判，主张对明清时期的中国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被柯文所称的“中国中心观”所代替。美国学者柯文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近代性并不是西方刺激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我生发出来的。[10]中国中心观主张以中国社会内部为出发点，积极挖掘中国传统社会的能动因素来解释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社会，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1]如孔复礼指出，清代中叶时期，“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著的因素有“人口增长、物价暴涨、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等，这些现象超出了人们以往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模式用以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变化的基本过程”。[12]贡德·弗兰克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13]他还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西方经济地位的升降起伏：“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14]彭慕兰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含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15]他们都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试图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客观的态度来探讨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他们的研究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极大地扩展了学术思考的空间，在国内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批评、否定“明清停滞论”，提出重新发掘明清中国的真面貌，对明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重新评价、定位的问题，在学术界兴起。认为明清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这种发展论在学术界大有占据主流之势。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经济的发展超过以往的最高水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推动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社会内部涌动着变革的潜流，一系列新因素出现。

对于新因素的认识，至今学术界没有取得共识。但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明清中国社会确实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把中国社会的传统同近代有机地衔接起来，有些学者就把它定位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来理解，并力倡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寻求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用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范式解释中国社会各项发展”，“确立本土化的理论框架”。[16]学者们开始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因素进行积极的探索，把这些新因素作为转型起始的标志。

如傅衣凌先生认为“明自嘉靖、万历以后，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近代气息、值得重视的一个时代”[17]。他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明清社会变迁论”[18]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19]，全面认识明清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末，吴承明提出，“一国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各种现代化因素的出现时期”，并把“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定于16—17世纪”[20]。他认为现代化（近代化）的启动因素是由于思想解放和商业发展，引起了不可逆转的制度变迁，然后才是工业化。后来，他明确提出，“在16世纪，中国也有了现代化的因子或萌芽。标志是大商帮的兴起，十大商帮有五个兴于16世纪，其余在17世纪前期，同时出现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发生某些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如财政的货币化和白银化，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出台，短工的人身解放，乡绅或社区权力的兴起等”[21]。万明也明确提出，“以货币为引擎，以市场经济萌发为背景，晚明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16世纪后的晚明，处于中国乃至全球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世界向近代转型即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这种开端是怎么发生的，源自何处呢？她进一步解释：“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并不始自西方冲击或者说闯入之时，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应该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近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22]

中国社会本身规模非常庞大，结构特别复杂，改革和守旧，变化和稳定，先进和落后，富裕和贫穷等各种异质性因素都经常交织在一起。在发展、变化的道路上，固有传统的因素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应该被忽视。章开沅指出：“从历史本身来说，前后连续的过程是很难一刀两断的。”[23]王日根说：“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间断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24]万明也说：“新因素是从传统中生发出来，最终经过多种因素发展起来，近代不是与传统的断然决裂。”[25]高翔认为，中国史学界关于近代化问题的考察，就是要证明：“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并非停止不前，这是一个继承传统，但又蕴含变革的时代。”[26]

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较有一致性，沿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继承了唐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历史线索；同时，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兴旺，出现新情况、新因素的冲击和刺激，引进了社会的全局性变动，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它与之前的社会相比有所变化。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明清社会总的来看，既有对传统的应对，保持传统社会自身的发展，也有向近代的转化，出现近代化的苗头。对于明清社会变迁，更适宜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即近代化的转变过程来解释。可以把它当作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或者“近代早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把明清时期称为“前近代”时期。[27]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待建立的时期，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与角色。“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征的”[28]，出现空前的新局面。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时代”[29]。它并非以往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停滞”的社会，而是一个既继承传统社会因素，发展高度成熟，但又蕴含着向近代社会过渡因素的变革时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转型的态势，一个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显示出“转折点”的关键时期。并且从根本上说，明清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变，“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发生的，是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变迁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原生型的，即内力型生发的，而非外力型”[30]。

因此，考察明清社会的历史，应该注意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不但需要采用“变化”“发展”的观点，还要考虑其社会固有的“传统”特质。因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延续性，近代不是与传统的断然决裂，离开传统的支点，我们无法谈论任何意义上的“近代性”“近代化”或“社会转型”。更何况，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历程中，传统与近代是交织在一起的。[31]很多明清时期出现的变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甚至更早，当时已经出现的变化端倪，到明清时期才出现飞跃的契机。

三 “新民本”思想的产生

马敏对社会转型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界定，他说：“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要延续较长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结构调整、变动过程。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则体现为社会量变的积聚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又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转型还意味着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的过渡，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和阶段性特征。”[32]

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系统的、漫长的、酝酿与改变同时进行的复杂历史过程。它包含着社会的诸多方面，多种因素交织互动，旧的因素走向消亡，新的因素逐步显现。在转型起始之时，社会呈现出新旧交织，多元混合，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一方面，传统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具有近代性质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整体而深刻的渐进式变动。这样的转型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一系列整体性变迁，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思想的变迁等。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所以，思想文化的转型与社会变迁有相当的关联，它构成明清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先导部分，对明清整个社会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因为从理论上看，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中，文化思想变迁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独立性和前瞻性。“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反过来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33]张显清也指出：这一时期，“与社会开始起步转型相呼应，思想文化也开始出现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迹象。这种转型初始阶段的进步思想潮流，可以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或近代思想萌芽”。突出的表现是“提出一些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题”。[34]

总之，思想文化转型是明清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政治制度的批判，还是对国计民生实际社会问题的议论，抑或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变迁对思想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谓中国步入近代的先声，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为19世纪、20世纪的社会变迁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那么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转型中，最主要的特征和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黄卓越提出：“由社会整体转型看，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迹象即是社会分层的加速，尤其是处于长期掩抑下的民间社会作为独立客体的渐次浮出水面。而这又必然会反馈到思想文化的层面，引起后者的一系列变化。大致上讲来，这种变化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社会自我意识的提高，从而直接进入一种自述式的文化生产活动之中，并借此表达自己阶层的理念与需求，他们已非过去那种沉默的制度者，而是成为文化的主动制作者。二是仕者阶层中的一些人来自民间社会现状的启发或冲击，开始调整对待这一底层社会的认识，并将新的感受融入文化的阐述、表现等活动之中。而实际上，在民间自述与仕人认知之间又存在着有力的互动。”“由于明前期国家机制所造成的对人才与文化等的垄断，通过科举而进入体制的仕者，即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主导了整个社会思想的进程。”[35]怎样探讨社会整体变迁中的思想文化因素，葛荣晋认为，“除了‘西学’的催化剂作用外，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实学体系中去寻找实现中国现代化（近代化）的思想原动力”[36]。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在明清思想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民本思想，伴随着明清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之中，应该有一个群体主导了其发展变化进程。传统民本思想本身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它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期，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既有对以往思想的继承，也有历史性的发展和嬗变，并表现出近代化的趋向，“新民本”思想应运而生。

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并系统地探讨了“新民本”思想。他们把新民本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其哲学观念，包括自然人性论和自然权利论等”[37]；“第二个层面是政治观念，它包括激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全面限制君主权力”[38]；“第三个层面是作为政治观念外延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和学术思想”[39]。本书借用了这一概念，但是在论述具体内容时，又有所不同。本书主要是在传统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重民、养民、富民、教民）之上来对明清民本思想展开讨论，因为它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后讨论它与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相对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着重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社会基础。他们把时间界定在“明末清初”，“大致以明万历三十年至清康熙四十年（1602—1701）的100年为其时间段落”，认为这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时间段落。[40]本书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明清时代。他们的“新民本”思想中“民”的内涵，“包括三个社会群体，第一是城市手工业商业者，第二是与城市手工商业者相关的商业性地主或经营性地主，第三是基于二者之上形成的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新士人’。新士人是在城市工商业者和市民形成后，在地主阶级产生分化，一部分转向经营性或商业性土地耕作之际，产生的代表他们利益的文人士大夫集团”[41]。而本书“新民本”思想中“民”的内涵，就是富民阶层及“士绅化”的富民阶层。

前面已经说过，探讨明清社会的发展变迁，必须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自发产生的变迁动力，而“富民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动力。正因有这样一股发展动力的存在，唐宋直至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和繁荣，从而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明清时代，“富民阶层继续以财富和文化教育雄居于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的转变、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以及近代思想的变迁与发展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应从对富民阶层的研究中去寻找历史的答案。”[42]要探讨明清民本思想的发展变迁，也需要找到这一最根本的原动力。

学术界关于明清社会整体变迁的理论，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背景支撑；林文勋教授关于明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理论，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本书试图将明清时期民本思想置于当时的环境中，置于富民阶层在基层社会谋求话语权的实践活动中，来分析明清民本思想继承、发展、变化的具体特征，找出这种发展变化与富民阶层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价富民阶层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从而去发掘中国民本思想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