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檗谷黄氏家族的发展及其人际网络

檗谷黄氏一族，在唐代末年由河南光州固始县避地入闽，至南宋时，复经两世迁转，自黄仙举始定居于晋江仁和之檗谷村，并自号“檗谷逸叟”。永乐元年（1403），黄君仲在为族谱所作的《世系图序》中，对南宋以降迄明初檗谷黄氏的传衍情况追溯道：“仙举公，字云宾，号鹤皋，守先业而定居焉。生子二，长子文，次子海。文生子四，曰一郎、二郎、三郎、四郎，海生子五，曰廿六郎、廿七郎、廿八郎、廿九郎、三十郎，皇朝洪武初始分户籍，今复合为一。”[8]此后，黄景昉在《宗系志》中又对本支迁入郡城的情况作了补充：“仙举公，号鹤皋，子二，长子文，次子海。子文公五传至君仲，字亚甫，能文，有《族谱序》。六传顺，字宗和，以字行世。正统十四年，广寇黄萧养从海道攻掠泉州，宗和统乡兵捍御，死之，所为义烈也。义烈公殁，其季子容驰入郡城，会富人余翁奇之，妻以女。容，字祥哲，号质真，是为黄郡城始祖。”[9]也就是说，黄景昉这一支在入明以后，经黄君仲、黄顺，到正统末年，黄容入赘于余氏始移居泉州郡城，《宗宅志》记道：“既质直公入郡，赘余翁家，潜庵公继起，世居南镇抚巷，今山中人犹指为镇抚黄巷是也。”[10]

自迁入檗谷村后，黄氏一族“治田网鱼，铸铁器为生”，以是“隶于官曰匠籍”。[11]而黄容后来虽移入郡城，但其子孙仍延续着这一户籍，黄润、黄景昉在《进士题名碑录》中均标注为“匠籍”，直至晚明时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才由“匠籍”转为“民籍”，黄景昉长兄景明即以“民籍”中式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进士，景昉在《家谱·宗行志》中也曾提及“匠籍相沿已久，今改称民籍”，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崇祯年间，民籍进士占到了97%—99%”，这表明了“特殊的军、匠、灶、医等籍，成了普通的百姓”。[12]

相对于檗谷黄氏的其他支派，移居泉州郡城的黄容一系，“生长郡中者，彬彬饶文学，屡试高等”。[13]根据《家谱》的记载，在黄仙举一脉中登科第者几乎皆出自黄容、黄克复、黄润一系，呈现出家族的向上流动。[14]这除了得益于明中叶以降，晋江“人文甲于诸邑”外[15]，家族内部经济的保障和良好的教育，也是族内成员取得科考功名的重要决定因素。[16]事实上，自黄容入赘泉郡富人余氏，才在经济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此后其子黄克复受业于同乡名儒蔡清，考取廪膳生员，黄氏家族始肆力于举业之学，因此黄景昉在《家谱·参祧祀悯》中对黄容、黄克复的贡献总结道“质直公肇郡城之基，中宪公开诗书之统”，认为二人“均所谓有功之祖，百世不迁，宜与大参公并祀不祧者也”[17]，这从《家谱》所载的先人传记及谱系传衍中亦可以得到印证。

幸运的是，在经过黄容、黄克复两代的积累和奋斗后，到第三代黄润时，即考中了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成为檗谷黄氏一族在明代的首位进士。其间，黄润从正德八年（1513）中式癸酉科举人到登进士，共经历了三科会试，由于京闽路远，仅往返路费对于应试者来说已是不菲的花费，时人曾说：“闽中自宋来，号为南方邹鲁。文学之士，束带结发，以功业自奋者，恒倍于他州。然以其地之远也，计偕而上，逾连山，冒重江，担簦蹑屐，劳与费亦倍于他州。一举捷礼闱，登大廷，岁固不数人也。蹶而还复来，则其劳与费又有倍于是者。以故闽士之不偶者，不入成均，则遂领部符，教郡邑，以俟再举。其能从容翱翔归故乡，展庭闱之敬，无反顾之忧者，非高赀则宦族也。”[18]从这一方面来说，至少到黄润时，黄克复一系虽非“高赀宦族”，但在经济上已经有所保障。[19]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黄润在仕宦历程中“兢持名行，居官不苟取一文”，认为“虽宦囊空虚，犹愿以‘清白’两字遗子孙”，致使后来虽升至从三品的布政司左参政，却仍颇为拮据，以至于告老还乡后“贫不可以为家”。[20]但事实上，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更高的科名会导致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骤然提高”[21]，在他请辞归里后，乡中之人仍视其为“邑中归隐大老”，并且在“鬻废兰若以居”不久，时任泉州府推官的门生袁世荣就为黄润“捐廉请产，起盖以答师恩”，即《家谱》所言之“光孝黄氏祖宅”。[22]到了黄润晚年，甚至“积古今书五十万卷”，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作为保障，是难以实现如此之多的藏书，黄景昉曾对士大夫通籍后的经济状况总结道：“试观海内仕绅，那个是真贫的？自通籍后，谁无数亩之田，数椽之屋，但肯安心于此，勿复生事旁求，即以称贤士大夫可也。”[23]事实也正如其所言，景昉兄弟子侄在崇祯年间更是宅第毗连，园亭林沼环绕，在郡中有“钜丽之目”。[24]而与景昉颇事交游的同乡曾异撰对当时举业所需之费则记道：“一人登贤书，极俭如弟者，亦费至五百金，其余奢者可知。”[25]两相对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大夫在登第后的经济状况，即使在廉洁自守的情况下，在家资方面也颇为可观，否则世代业儒的黄氏一族，在科考所费日趋上涨的情况下[26]，是难以延续其家族的举业之路[27]。

与此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术传授也为子弟辈应试科考奠定了基础，黄氏家族的这一传统，自黄克复开其端，复由黄润光发扬光大。如前所述，晋江在明代科举中以《易》闻名[28]，始于蔡清教授乡里，时人称：“泉南人物一时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今天下称《易》学者，犹推泉南。”[29]黄克复亲炙于蔡清，传其《易》学，著有《太极图说》《人心道心解》《易备忘》等书，其《易》学著作“辞理精醇，议论警辟”，为时所称。[30]自克复以降，黄氏子弟多以研习《易》经为业，其长子黄润即以《易》为本经登科第，并历仕至山西布政司左参政，时人称其：“公志存忠孝，学本诚明，果毅之才，随试辄效，刚方之操，笃老不渝。”[31]黄润的宦学功绩及个人行止对于黄氏家族的垂范意义，黄景昉曾总结道：“自参政公兢持名行，居官不苟取一文，后人则而象之，辄以清白吏子孙自许，敦孝友，砺廉隅，闺帏谨恪，虽终老缝掖，未尝有所蹲绌。”[32]又称：“吾宗自高祖大参公，始受爵于朝，宦履亨融，学行峻洁，以启我后人，其世祀不祧焉宜矣。”[33]也就是说，黄景昉这一支派直至黄润登第才真正奠定了以学宦为业的基础，故黄氏后人将之推尊为“不祧之祖”。

黄润归乡后，不仅“读书手不释卷”“以著述自娱”[34]，在家族之内亦课子侄“勤学敏读”以承志业，时人张岳赞许其“当于古人中求之”[35]，其子伯敬、伯宪均克绳其业，督课子侄辈力学，以至于黄国彦、国贤在登科后仍“从绳督焉”。[36]梳理黄克复、黄润一系的家世传衍，可以发现除了长辈的倾囊讲授外，子弟辈自幼亦能肆力于学，如黄润长子伯敬“以积学高行，著声艺苑”[37]；次子伯光“八岁能古文辞，十四岁天文、地理、诸子、稗官野史无不精通”，所著《苏松赋》“山川、风土、人物、昆虫、草木毕具，时推与左太冲《三都赋》伯仲”[38]；三子伯宪“善古文词，诗歌著声艺苑”，与颜廷矩、黄孔昭“雅相酬倡”[39]；四子伯度亦“有文名”，为何乔远所称许。[40]孙辈国彦“读书警敏，瞥目便记，下笔滚滚”[41]、国贤“邃于经传”[42]，国元“明经术，能诗善署书，诸当道暨邑名绅多延致，尊事之如大师”[43]，且国彦、国贤均以《诗》经中式乡试；曾孙辈宗鼎“屡试高等”、宗彝亦自幼随父国彦读书。到了黄景明、景昉这一辈，其父宗彝更是“教子甚严”，母谢太夫人亦“课督诸儿从令力学”，甚至于“每出就试有司，为浃旬不寐；试场屋，为浃月不寐”，以故不仅二人同以《诗》经登甲科，称“兄弟进士”，景昉仲兄景晔亦于“毛郑小序靡不淹洽贯穿为一家言”，被推为“文在闽则冠闽，在天下则冠天下”，甚至“里中会问，未得公名弗缔社，未得公艺弗汇编”。[44]四弟景昭、五弟景暿尊父命受学于长兄景明，“一听澹叟公指示”，被誉为“一时惠连”，在乡“屡试高第”，著声文苑。[45]可见从黄克复、黄润以降，黄氏家族内部的讲习教育和学术传授，为子弟辈的举业之路和家族学术的传承提供了助力和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自黄润登科第后，黄氏一族共有五人登科、两人登第[46]，分别是黄国彦、黄国贤、黄道开[47]、黄景明、黄景昉，但以上登科第者中，除了黄克复玄孙道开仍以《易》为本经考中万历三十四年（1606）乡试外，其余出自黄润一系者皆改易《诗》为本经。这一转变与黄润长子伯敬深于《诗》学有关，《族谱》中称其：“学本渊源，邃于《诗》《易》。”[48]虽然黄克复、黄润专精《易》经，但在黄伯敬兼修《诗》经的影响之下，这一系自其子黄国彦、侄黄国贤以降，以至孙辈黄景明、黄景昉均改习《诗》经，时人就曾注意到闽中经学传授的特点：“今天下之士于艺场之习，惟闽中为专。盖非其父兄师友之所源流，必其里闾之所鼓舞也。”[49]与黄氏一族往来密切的何乔远也说道“有泉先辈之盛，士专一经者，弟子聚而师之，楷其模范而守其训诂，终身无所改徙，以故师名其家，士名其学，文献之盛，所由来也。”[50]可见父子、叔侄间于家庭内部的经学传授，自黄伯敬之后，在黄润一系由此前的专精《易》经发展为对《诗》经的递相传承以应科考，甚至于在甲申之变后，黄景昉从弟景焕仍以《诗》经获举隆武二年（1646）丙戌科乡试。[51]与黄氏一族颇有交往的骆日升将黄氏的家学传承盛赞为“名门隽轨”[52]。

在家庭教育和学术传授之外，奠基乡里的人际网络对于家族的发展、个人的功名追求和仕进中的迁转，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3]其中，通过联姻来拓展家族的人际网络无疑是较为普遍而又有效的方式之一[54]，黄景昉在《睦宗十二志》中就专辟《宗渭志》，强调：“内外家之并重，于古所从来矣。”[55]如前所述，对于黄氏一族来说，自黄容娶余翁之女为妻，“赖余氏起其家”，始为黄氏家族此后的发展确立了基础，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祀余翁妪”。[56]到黄克复时，借助姻亲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交际网络，《家谱》称：“东石公为乐平令张南溪文应公甥，母太恭人，南溪女弟也……有子天衢、天叙，并知名，今缔中表谊。”[57]“东石”即黄润，其母张氏为同乡名宦、《春秋》学名家张文应胞妹，何乔远称文应：“治《春秋》学，义据通深，读三《传》者多师之。”[58]可见文应在乡里举业中的影响，其二子天衢、天叙亦“以学行见重于时”[59]。同时，黄克复之长女嫁郡中王纲之子王宗濬为妻，林希元所作《墓志》写道：“配宜人黄氏，封松江知府黄希颜之女，东石黄公之女兄也。敬慎节俭，克相其夫。公之敭历中外，得尽心王事，无内顾之忧者，宜人之助也。”[60]黄润少时更是与宗濬共学于开元寺僧舍。[61]此后宗濬登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官至湖广佥事，其兄宗源则为正德六年（1511）进士，仕至广东按察司副使，其弟宗澄师承蔡清，“以学业著闻”，乡里名士如苏浚、张冕“俱出其门”。[62]黄克复次女则嫁同乡南京户部侍郎顾珀之子，顾珀师从与蔡清同时之诸葛骏[63]，亦以《易》为本经考中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是时，黄克复、黄润父子专研《易》经，而顾氏、王氏兄弟虽师承不同，但均同治《易》经，且黄氏、王氏更是亲传蔡清之学，有理由相信，黄、王、顾三家最初的往来即以经学的切磋研习为基础。延至黄润一辈时，因其登第通籍，所联姻者皆为泉州世家，长子伯敬所娶者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陈宁之女、正德三年进士陈尚文之妹，据黄景昉所载，其祖父黄国彦与后来的广东提学副使陈鸣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黄国鼎、知府秦锺震“咸于陈氏为外甥”。[64]黄润季女嫁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张岳之子张宓，徐阶曾记“宓，太学生，娶黄大参润女”。[65]张岳私淑于蔡清，又与陈琛、林希元相友善，在泉郡“倡明正学，风传响应”[66]，虽以《易》名世，但其学承自惠安张氏一族，根柢于《诗》，黄氏一族亦自通婚张氏，子弟辈始以《诗》为本经。[67]此后与黄氏一族联姻者，非乡里仕宦之家，即为名士之后，黄国彦之原配及继室分别为通判叶廷麟、名士庄廷芳之女[68]，黄国贤之妻为南京户部主事徐荣之女，黄宗彝之妻、景昉之母为进士谢吉卿之女，至景昉时，由于“儿姪辈以余兄弟通籍，多姻贵阅”[69]，其姻亲分别为何九云（何乔远之子）、林胤昌、周廷、郭炜、郭必昌，不但皆为晋江的簪缨世家，也是其乡里、科考、宦途之至交。

需要补充的是，借助梳理黄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可以发现随着家族的向上流动和发展，乡里的姻亲选择也随着家学传授的转变悄然发生变化。早期黄克复、黄润专精《易》学，其姻亲如王氏家族、陈氏家族亦均以《易》为本经者。而自黄润以降，与惠安张氏联姻后，其子黄伯敬即兼习《诗》经，此后黄氏一族亦多有改习《诗》经者，到黄国彦、黄景昉一辈时，姻亲如谢氏家族、林氏家族皆以治《诗》名家。可见对于科举家族来说，姻亲的选择，除了门第相当外，与自身家学传承之旨趣也密切相关，而通过家学与联姻的互动，对于家族科第的延续及人际网络的扩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具体于黄景昉，外家对其个人影响较大的则是其外祖谢吉卿、叔祖谢台卿。谢吉卿（1549—1629），字修之，号可航，福建晋江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先后任清江、海盐知县，“以曲庇前令”被劾乞归。在《宦梦录》中，景昉对其外祖回忆道：“余外祖海盐令谢公吉卿，举万历庚辰进士第五人，宦蚤废，工诗，追和唐人韵数百首。性至孝，居丧如礼。何司空公乔远赠之诗‘七十在身犹致毁，三年食旨未尝甘’，盖纪实也。”在景昉登科时，吉卿还曾以诗为赠，称：“晚及见余举乡试，忆送行首末韵云‘羡汝蚤登科，魏舒宅相多’、‘三春临别去，不觉醉颜酡’，词朴情真，诵之弥深寒泉之感。”[70]台卿（1555—1636），字登之，吉卿之弟，亦万历八年进士，初授宛陵教授，历任大理寺评事、寺副、寺正、韶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司副使、陕西苑马寺卿等职。以父忧归，遂不复再仕。[71]黄景昉对叔祖在其屡厄会试时的鼓励颇为感怀，称：“问寺谢公台卿，为先外祖同气同榜，口微吃，好追叙夙昔困阨状。余时滞公车，贫甚，公每过，语家慈曰：‘未也，愈贫乃当愈佳耳。’迄今恒有味乎其言。”[72]从上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黄景昉对外祖吉卿、叔祖台卿之感情，并且二人均以治《诗》中科第，台卿更是著有《诗经课子浅义》三卷，在世家通婚又往来频繁的情况下，以《诗》为本经的景昉得谢氏一族的传授亦自然之理，他在《上外祖海盐公冢》一诗中就称其外祖“毛郑谈经古，鸿光俪德饶”[73]。黄景昉在天启五年（1625）中式进士，该科知贡举的礼部尚书林尧俞，在往日即与其外祖谢吉卿颇有交谊。同时，谢吉卿擅诗，时人称其诗作“和平稳顺，格律不失，其长篇累句，追步古人”，在归里后集同人结社吟咏，被推为祭酒[74]；台卿宦归后，亦与兄吉卿及友朋知己“觞咏自适，敲棋赋诗”，景昉后来以诗名于缙绅之间，当不乏外家的影响。

除了家族间的通婚，同窗、社友的关系也是拓展乡里人际网络的重要一环。据黄景昉记载，仕至南京礼部尚书的同乡前辈黄凤翔（1538—1614），与其祖父国彦即为同窗，“宗伯黄文简公凤翔，与先祖尝同学，投刺称窗生”，景昉在幼年时亦曾见及：“余幼及望见之，身不踰中人，萧然儒素。”[75]曾任南京户部主事的吴龙徵（1546—1613），则与黄国彦为“里中文酒社，过从相欢”，景昉兄弟入泮时，龙徵“制骈语为贺，云：‘江夏童谁证无，双双璧诧，难兄难弟；东石裔其昌在，五五玄征，联甲联科。’”此后，景昉与之颇有往来：“公雅善尺牍，余幼所裒集往还札，若大牛腰，今无存者，犹时时怀其秀句。”[76]四川按察副使骆日升在丁艰期间，由于与黄国彦的交谊，对黄景昉关爱备至，有“国士知”，并为其少作《诗义》撰序。[77]而从何乔远（1558—1632）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早在其公车时期，黄国彦已与之往来：“余童子时读公应举文能成诵也，已从公计偕，后知公豪于酒，时望见心惊：‘夫夫也，酒人也。’公家居，余亦坐废，时时有招余同席者，见公杯罍列陈，一吸都尽，心惊曰：‘夫夫也，酒天也！’”[78]且据前文中何乔远赠诗谢吉卿来看，何、谢两家在乡里的交谊亦非泛泛。虽然黄景昉直至天启二年始识何乔远于京师，但在三代交厚的前提下，自是与何乔远往来密切，并与其子何九云结社乡里，九云后来登第也不无景昉襄助之功，到何、黄二氏子辈时更是缔结姻亲。此外，黄景昉在宦途中的同道知交，不少也是始于乡里结社、同窗旧友，如下文提及的黄道周、蒋德璟、林胤昌、郑之玄、陈士奇、李焻、张维机、何楷、周廷等等。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黄氏家族在乡里的影响，与府县中的仕宦群体亦不乏往来，从而使子弟辈受到更多的关注，如陈之淯在任晋江知县时，就对景昉兄弟之文颇有赏识：“宪副陈公之淯旧令余邑，最奇爱伯兄澹叟文，仲兄可发及余亦蒙赏识。邑汇试，伯兄第一，余第二，仲兄第三，称知己。”在这样的情谊之下，黄景昉在崇祯三年湖广乡试出闱后，即“首过其家”，时人盛赞其“有敦旧思”。[79]崇祯末年仕至吏部尚书的郑三俊，万历年间任福建学政时，黄景昉曾师从受业，后来景昉得以登第即缘自三俊的荐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