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如其人：桑塔格论本雅明

文学作品无论以何种样式呈现，或者试图表现何种内容，都必须经由作者产生，因此，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情感乃至生活经历都有着直接的联系。此种作者观曾遭到20世纪初期以新批评为首的形式论批评家的大力批判，被认为是一种“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他们反对把作品当作作者表达情感的工具，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9]换句话说，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作者的情感气质与生活经历可以是毫不相关的。

然而，深受形式主义批评影响的桑塔格对此种作者观却相当不以为然。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文中，她描绘了一个“文如其人”“因内符外”的作者本雅明，认为他是“法国人所谓的郁郁寡欢的人”（《土星》110）。在桑塔格看来，要理解本雅明的主要作品，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土星》110）。换句话说，本雅明作为作者，他个人的性情投射到了他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在他论述卡夫卡、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人的文章中，他看到的正是他自己的性情。“他甚而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土星》111）

这样的批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恰恰是“文如其人”的。作者在对自己的批评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或者在笔下构建其风格秩序时，通常与他/她自身的才情禀赋和审美情趣密不可分。《文心雕龙·体性》篇认为，作者与其文章“表里必符”，并举例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10]如此看来，古今中外那些风格独特的艺术作品，无不源于其作者独特的个性与性情。创作主体所具备的文艺才情与气质是形成文艺作品风格及体调的根本。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等论述，也呼应了这种才性特征对应审美面目的内容。[11]阮籍之旷达，陶渊明之淡然，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深沉，都体现在他们或旷达淡然，或飘逸深沉的诗文中。桑塔格论述本雅明的作品，就是从他忧郁的外貌和个性开始的。

“在他的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土星》109）在桑塔格看来，照片是我们认识作者的一种非常直接的途径。透过照片，作者的独特性格特征得以展现。在本雅明1927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桑塔格描述道：“他低着头，……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般的那种凝视——似乎瞟向了照片的左下角。”（《土星》109）低头、俯视、白日梦、凝视，这些词都成了接下来桑塔格论述本雅明作品的关键词，也构成了读者了解本雅明的直观线索。

除了这些直观线索，桑塔格在这些照片中还加入了自己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张照片中，他“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或者在聆听”。（《土星》109）这些判断从照片中来，但很快就走进了他的作品。本雅明不仅在照片中若有所思，更是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思考能力。“本雅明在《柏林纪事》的其他地方讲到，有好多年，他都在玩索如何图绘自己的生活。”（《土星》112—113）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地图与草图、记忆与梦境、迷宫与拱廊、远景与全景是他自身气质的某种隐喻。利用这些隐喻，他提出的，实际上是关于方位和空间的问题，并且在“建立关于困难和复杂性的一种标准”（《土星》113）。

这种对于作品的审美或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桑塔格对作者本雅明整体人格和气质的认识。“他是法国人所谓的郁郁寡欢的人”（《土星》110），这种郁郁寡欢的性情整体上影响了本雅明所有创作的体调。在桑塔格看来，这正是把握其创作风格的钥匙。这种“郁郁寡欢”来源于本雅明所生活的现代都市，来源于“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对未知的、无法把握的世界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导致本雅明一直以来自觉生活在迷宫中，把城市想象为一张灰色的地图。为了寻找方向，他将每个地点都打上丰富多彩的标志符号，然而，每个标志符号却又是另一个迷宫的入口。在现代都市的迷宫中，本雅明自觉将自己迷失于其间，成了迷宫的一部分。他的漠然、犹豫和迟钝让他放任自己成为没有答案的问题本身，化身为空间，而非时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土星》116）本雅明在审视自己的空间维度时，同时也映射了于己相关，甚至自己眼中看到的事物。这是一个迷路者给自己的定位方式。

在中国诗文传统中，这种从作者内在性情出发而对其外在才情及作品进行认识和判断的方法相当普遍。“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12]也就是说，虽然文章的体例范式有相对规范的特征，可以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但是，作者的才力源自其血气，它侵入情志，外显为文章的文辞，最终不会背离各自的禀赋性情，并成为主体能够如何创造文章以及创造何种文章体调的决定性因素，内在的主体活力和外在的艺术生命由此得到贯通。

在运用照片进行作者个性说明的基础上，桑塔格在文中最主要使用了“土星”这一星象术语来论述本雅明的作者人格及其作品风格。“土星的标志”原本是本雅明为自己贴附的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耽搁停滞的行星……”（转引自《土星》110）在古希腊神话里，土星掌管农业与耕种，是一个农业与耕种方面的神。在占星学上，土星代表老年人、障碍与困难，以及一切已经被岁月所侵蚀并业已衰微的东西。具体到人的性情，土星会对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倾向于产生一种忧郁的情怀。在桑塔格笔下，作为作者的本雅明几乎所有作品的特征都可以用“土星”这一星象加以比拟。“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漠然、犹豫、迟钝’，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写道。……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控制、不足、重复、仅仅实现等等的媒介。……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土星》114—117）

这种用自然物象作为人物性情的比拟，在中国诗文传统中可谓历史悠久。《周易》中的八卦取象法，就是把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归结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符号。这八种符号（八卦）两两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及其变化。“天”所代表的光明、刚健，与“地”所代表的阴暗、顺从等取象方法，在中国人看来，是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原型。据说，华夏始祖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感悟鸟兽之文与万物之宜，拟容取心，立象尽意，神用象通，而作八卦。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13]换句话说，想要做到神思如泉，可以大量借助外在的物象。作家的思维活动和外物相结合，构成作品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外物以形貌触动作家，作家也可以借用外在的物象，由此及彼，达到神扬意现的目的。

桑塔格把本雅明归在“土星”的标志之下，有着相似的意图。土星气质的特征之一是迟缓、犹豫不决，桑塔格以此来说明本雅明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地图和迷宫等意象。“本雅明方向感差，看不懂街上的路牌，却变成对旅游的喜爱，对漫游这门艺术的得心应手。”（《土星》117）另外，“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土星》117）。在桑塔格看来，本雅明收藏寓意画册，设计字谜游戏，以及频繁使用假名等都是他土星气质的标志。而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借助忧郁理论对王子和弄臣两种角色进行了分析，认为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另一个特征是不忠实。这完全是他自己本身的土星气质在这两种角色身上的投射。

土星的忧郁气质还表现为对收藏的热情。“本雅明本人作为一类收藏家，对作为物的物始终是忠实的。”（《土星》120）本雅明的书房收集了很多初版本和珍本，藏书是他个人表现最为热情、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事情。在桑塔格看来，本雅明的忧郁气质“在物一样的灾难面前无动于衷，倒会因为一些特别的宝贝东西激发起的激情而变得精神振奋”（《土星》120）。除了初版本和巴洛克寓言画册，本雅明还专门收集儿童书籍和疯子所创作的书籍。其书房奇怪的格局，在桑塔格看来，就像本雅明的作品中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在其作品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超现实主义灵感激发下对短暂、不可置信和被忽略的有价值的宝贝的搜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对高品位的传统经典所保持的忠实。通常说来，忧郁的人总觉得物样的东西会控制他，因而感觉受到威胁，但是，超现实主义趣味嘲笑这些恐惧感。在桑塔格看来，“超现实主义在感受力方面的禀赋就是让忧郁的人变得开开心心”（《土星》124）。

在中国诗文批评传统中，这种依据某一具体意象厘定作者或者某一人物特征的方法同样相当普遍，被称为“拟象批评”[14]。《乾嘉诗坛点将录》以九纹龙、美髯公、花和尚等小说人物形象来对作者进行类比的时候，读者便依据在阅读历史中所获得的共同感受力，对这一意象进行再创造。换句话说，批评家对作者所拟之“象”，并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之象，而是一个“拟容取心，立象尽意”之象。例如，《易经》中乾卦取“龙”为象，并不就是说乾卦就是龙的形象，而是取其刚健之意，因此，爻辞中才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龙之象，而这诸种龙“象”均是由其向上、刚健之“意”作用而来，因此有着巨大的包容性。

桑塔格对本雅明作为作者的论述，就是包裹在这个“土星标志”巨大的“象”之下的。“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土星》116）正是由于这一主题特征，桑塔格认为，本雅明一再讨论并因此成为其风格特征的主题就是将世界空间化的途径。“记忆，作为往昔的重现，将一幕幕的事件变成一幅幅画面。本雅明要做的不是恢复他的过去，而是要理解他的过去：将其压缩成空间形式，压缩成先兆的结构。”（《土星》116）本雅明作为作者之性情，恰恰是在其作品风格的主题中不断得到自然而然的彰显。

“土星标志”之“象”还体现在本雅明的思考方式和写作风格中。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撰写《巴黎：十九世纪之都》时的“土星式的缓慢进展”，在桑塔格看来，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总体的思考方式。“每个句子写出来就好像是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土星》128）写作时的本雅明正是那个原本忧郁的本雅明。“心理过程和历史过程变成了概念图表；思想转换成极端的文字，知识的视角呈现出多变的面貌。”（《土星》128）本雅明笔下的文字，与其说是作者思索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其风格与作者的性情源自同一种力量。在一篇赞扬卡尔·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写道：“如果说，风格是思想在语言中游刃有余而不落入平庸的力量，那么，获得这一力量主要依靠伟大思想心脏的力量，它驱使着语言的血液流经句法的毛细血管，而流到距心脏最远的地方。”（转引自《土星》129）换句话说，本雅明自己也认为，写作的风格是天然的，源自作者内在的思想力量，而不是外在于作者的一种独立存在，对此，桑塔格显然有着同样的认识。

无论是主题也好，语言风格也罢，都是“土星标志”之“象”具体到本雅明作品之中的一个侧面。中国的文学批评历来重视对于个体生命整体人格的把握，对人与文一体性的强调，使得文学批评在审美意识的发展中，偏重作者人格的整体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形成的某种风格总是源于其整体气质，所谓“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15]钟嵘的《诗品》以三品论诗，更是直接把对诗人的品评和对作品的品评对等起来，以作者人格因素作为评价文学风格和品格的主要标准。钟嵘论诗，首推曹植，认为其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6]，足见诗文作者的整体的性情风骨对其文其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解读中，这种对其人格整体性的评价可谓无处不在。自杀与反讽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两项。本雅明多次试图自杀，并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桑塔格看来，自杀所代表的破坏性因素是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之一。“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不是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是成为一个破坏者——破坏浅薄的内在性，破坏普遍人性、半瓶子醋的创造性及空洞的言词所具有的安慰人的意图。”（《土星》130）这种破坏性因素在本雅明的作品里体现为一种兴高采烈的激情和超越英雄主义的努力。他从来不会有被什么困住的感觉，因为他视所有障碍为可破坏的废墟，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出路。他把自身置于十字路口，“兴高采烈地忙碌于将存在化为瓦砾”（《土星》131）。

除了自杀这种破坏性因素，体现在本雅明作品中的反讽也是其整体人格及风骨的展现。本雅明赞扬反讽，认为反讽“让个人得以有权过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存在权利”。这种权利，在桑塔格看来，则是“忧郁之人赋予其孤独和非社会选择的一个积极的名号”（《土星》131）。本雅明恰恰是这样一个未被社会选择的孤独的忧郁者。他生前默默无闻，而在身后为他留下“特立独行”之盛名的，恰恰是其生前被人广泛诟病的那些著述：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未能通过大学教授资格的评选；《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也被法兰克福大学一票否决，并获评语“如一片泥淖，不知所云”；《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未能得到学院期刊的发表。本雅明终其一生所展现出的反讽，成就了他作品中的反讽，使其“以反讽姿态将自己置于十字路口”（《土星》132），其生命，则因此获得了众多立场，众多可能性。

尼采曾经说过，每种哲学都是一种气质的合理化。桑塔格对此深以为然。中国人也常说“文如其人”，桑塔格对本雅明其人其文的评价几乎可以用这四个字一言以蔽之。其土星气质、收藏嗜好、碎片情节及其破坏倾向和对反讽的钟爱，不仅仅是本雅明终生人格及性情的写照，也同样写进了他的诸多著作中。当他讨论到克劳斯[17]的时候，本雅明说：“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转引自《土星》132）在桑塔格看来，这样的评价其实就是本雅明自身的翻版。“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非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土星》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