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跨文化视野下的老舍与<小说月报>文人集团——兼谈老舍的文学创作之发展理路》：老舍出国之前的文学场域研究（1905—1924）

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既成的观点将1917年视为文学革命的肇始之年，其标志是当年1月《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被认为是新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随后，在2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从而把先前胡适的技术层面的工具论上升到革命运动的高度。若按照历史时间划分新文学发展的轨迹，1917—1927年为第一个十年，是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时期。如果以老舍1926年7月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7年3月发表《赵子曰》的时间而论，老舍刚好处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末期登上文坛。由此，我们一般习惯性地将老舍视为五四新文学作家，或“五四文学巨匠”。在中国新文学走过100周年之后，我们回望历史，重新审视一番五四新文学与老舍的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实际影响。

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过著名的“场域论”观点，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本书借用这一概念对老舍的文学活动做如下分析。

二 老舍对五四新文学的态度

如前所述，若将老舍置于五四新文学作家阵营中，必定先要查考老舍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与看法。老舍一生中也确有某些文章提及五四运动，而当我们经过梳理之后会发现一个稍显奇怪的现象：老舍在1949年前后不同时期的表述中，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

以下略引几段：在1934年《我的创作经验——在市立中学之讲演》一文中，老舍说：

五四运动时，我已在做事，不在学生里面，那时出的新书，我也买了些看，并不觉得惊奇。……二十七岁到英国去教学，这是我的思想变化一大关键，若始终在中国，决想不起写小说。[20]

在1935年《我怎样写〈赵子曰〉》中他说：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21]

而在1936年《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老舍写道：

这篇东西（指《小铃儿》——笔者注）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我的那一点点创作历史应由《老张的哲学》算起。[22]

直至1944年，老舍在《习作二十年》一文中写道：

在我二十七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虽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已喜爱文学；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文艺，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23]

至此，我们可以大体了解老舍在1949年之前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开始文学创作的动因。那就是老舍始终将自己看作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其走上文学道路的真实原因是在英国工作期间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才引起了创作欲望。然而，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老舍表达了和1949年以前截然相反的态度。

例如，在1950年出版的《〈老舍选集〉自序》中他说：

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时候，白话文学兴起，不由得狂喜，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24]

除此以外，历来被引述最多的，便是发表于1957年《解放军报》上的那篇名为《“五四”给了我什么》的文章：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

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后老舍谈及五四运动及文学创作时，基本上已经不提真实的写作经验，也不再提及受过西方小说的启发与影响，完全将五四运动视为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唯一动因。关于这一现象实际上早已有学者发现并做了分析：“由于时势的变化和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老舍在1949年以后，经常在为他的旧作出版修订版本时，在序、跋中不断地自我检讨，自贬旧作，同时在大量谈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提出跟1949年前矛盾的意见与主张。”[25]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应当采用老舍1949年以前的表述还是之后的表述？如果将老舍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加以整理，可以发现在老舍一生的叙述语境中对五四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的态度经历过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十分值得玩味。其实，只要考虑到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环境的特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制约，我们应当认为老舍在1949年之前的表述相对更加符合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老舍在1949年之后发出的种种明显矛盾的声音，也正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集体遭遇的时代困境。

如果遵从老舍在1949年以前的观点，即其文学起步的动因并不是五四运动。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对老舍自身的影响并不很大，起码没有像其他同时代作家那样显著。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的是，五四运动对老舍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没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话题。

三 回溯：从辛亥到五四（1911—1919）

探讨老舍与五四的关系，应当联系老舍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环境。通过整体性场域来探究个体的思想成因是十分客观的一条途径，因此我们在此进行一番回溯，重新审视老舍从幼年到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历程。这里我把讨论的范围起点定在了辛亥鼎革，但在此之前，老舍的出生及幼年情况也需要适当做一番简略的查考。

老舍于1899年2月3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北京一户普通旗人家庭，隶属于满洲正红旗。父亲是一名皇城护军的基层士兵，每月俸禄是三两银子加春秋两季各一袋（另说为一石）大米。当时全家六口人（老舍出生时他的两个姐姐已出嫁）。以社会阶层来判断，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城市下层的家庭。老舍一岁半时，发生了庚子国变，乃父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全家生计陷入困顿。此后全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勉强度日。

在影响全家经济状况之外，父亲的过早离世对老舍个人幼年的心理影响恐怕更加严重。问题在于父亲的去世恰在老舍尚未产生童年记忆之时，因而在他的幼年及整个童年时期，父亲始终是一个缺失的角色。这在一个儿童的初期成长阶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受环境影响，老舍应当是一个精神上早熟的孩子。尽管父亲的角色在老舍的实际生命历程中是缺位的，但父亲的形象经常会出现在老舍幼年的心灵记忆中。从记事时起老舍每年要跟随母亲到城外舒家墓地给父亲上坟。他还会见到家里保存的一块父亲生前执勤时出入城门的腰牌，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描述父亲体貌特征的“面黄无须”四个字。母亲在他童年时一遍一遍地向他讲述父亲殉国的英勇事迹。“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6]

纵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人数颇为可观的幼年丧父群体，如孙中山、严复、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穆、鲁迅、茅盾、傅雷、徐悲鸿、冯友兰等。这些人中丧父年龄幼者四五岁，长者多在十岁以上，像老舍在如此幼小年龄的几乎没有。正所谓“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因而可以想见，幼年丧父对老舍身心的影响要远大于其他人。这也是老舍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

1905年，老舍在父辈故友刘寿绵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地球韵言》等传统的蒙学读物，时年六岁。而就在同一年，清廷宣诏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府厅州县先后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老舍在这个“改良私塾”中念了三年多，即转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六岁的宣统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清廷的名义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清朝灭亡，民国肇建。

历史学界一般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当作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将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视为大清帝国结束的时间。这种易代之际的巨大变革对老舍这个末世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老舍算不算清代遗民？

遗民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每当遭逢易代之际，便有少数人为了表达对故国旧主的眷恋，选择自我放逐或敌对的方式对待新朝，这类人便被视为“遗民”。如周初的伯夷和叔齐。如南宋诗人陆游，其大量诗篇的情感基调可以用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来概括。陆游是身在南宋而心系北宋故国。而清代遗民则在历史上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们来看看清代遗民的代表一般都特指哪些人呢？除了以溥仪为首的逊清宗室之外，康有为、张勋、王国维、罗振玉、辜鸿铭、林琴南、张謇、徐世昌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清遗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所谓“遗民”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遗民在心理上一定是忠于旧主。上述所列的历史人物无一不是忠于逊清皇室的代表。第二，遗民大体上属于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清遗民的概念总是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即遗老遗少。通过这两个特征来判断，老舍似乎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他在自己的文章著述中从未流露过对清室的任何眷恋与忠贞之情。另外，辛亥革命之际，他的年龄在12岁上下，还不能算作士大夫，而且也不属于汉族士大夫。

其实，老舍尽管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末代旗人，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必然与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关键的是民族身份的丧失与民族心理的挫伤，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老舍而言，一定是弊大于利。老舍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也必然是负面多于正面。

1913年7月老舍考入学费全免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书。北京师范学校初建于1906年，最早称为京师第一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组为北京师范学校。采用五年学制（一年预科，四年本科）。老舍1913年6月考入该校，是建校后的第四届，改组后的第一届学生。从老舍就学时的课程设置看，既有传统的修身、国文、习字课，又有比较新式的教育、英语、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等课。传统的国文和读经两科并重且课时最多，可见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的文学场域仍然属于传统的古代汉语言文学范畴。老舍自己曾说：“因为读过古书较多，所以国文成绩，比较好些。课余之暇，仍然读习古文。”[27]“师范学校的功课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8]“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29]据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段喆人回忆：“那时，他很喜欢作诗，在方校长和宗老师的指导之下他写作旧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记得他喜欢读《十八家诗抄》和《陆放翁诗集》。每次老师把作文批改以后，总是按优劣次序搭成一摞发给全班，老舍作文总在最前几名。”[30]引文提到的方校长，名方还，是老舍就学期间北京师范学校的第二任校长。江苏昆山人，是前清进士（一说为翰林），具有极高的国学造诣，古文及诗歌写得很好，人称“江南文坛巨匠”。宗老师名宗威，江苏常熟人，诗词造诣很高，是老舍三年级开始的国文教师。从目前能看到的登载于1919年4月《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上留下的九首旧体诗与一篇古文来看，它们应为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古文与古诗的习作，而且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见老舍在青年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已经很不低了。

当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已经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并不太平，从1913年起，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后来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之间的征伐与战争连年不断。其中许多历史事件均在北京发生，老舍都曾耳闻目睹。这便是后来他在《四世同堂》开首所描写的景象：“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31]老舍对这些事件的态度，我们或许能通过老舍在学校期间编演话剧的《袁大总统》看出一二。据同学回忆，此剧是老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讽刺话剧，因学校老师及时制止而取消。可见尽管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严令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是老舍以敏感的性格仍然对时政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老舍在就读北京师范学校期间，始终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历史大环境中。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后世史家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视为中国现代史时期。可见这场运动对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我们对这场运动始终笼统地称为五四运动。然而，仔细查考历史后会发现，五四运动实际上包含两个性质并不相同的事件。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前者是一场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由学生抗议活动引发的爱国运动。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将1917年的文学革命视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在宏观的历史学视角中，1917年的文学革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还有国语运动、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等，都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当年的老舍究竟产生过何等影响。

现在我们探讨老舍与前期新文化运动（1915—1919）之间的影响。1915—1919年这个时间范围基本与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的时间（1913—1918）相吻合。上文已经说过，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期间接受的是传统的古文教育，并在师长的培养下在古典诗文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推翻旧文学，提倡白话文。新文化运动实际是对旧的文学及文学形式进行激进的批判。在“打倒孔家店”这个宏观的题旨下，具体提出对清末以来的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甚至还远溯唐宋古文及萧统，由此形成了一个运动口号叫作“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钱玄同还更为激进地提出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替代汉字。其实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最大问题一是对传统文言文及旧文体的彻底否定，二是盲目引进照搬欧化语法。显然这种所谓的白话文运动太过激进，将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一概打倒，而且提倡全盘西化。对于老舍而言，身处底层市民阶层，在极其偶然而难得的契机下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并且通过多年的埋头苦读能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彰显自己的写作才华，并获得了师长及同学的赞誉。这些本来应当引以为傲的资本在一夕之间变成被批判的对象，恐怕老舍内心对这场运动是有所介怀的。在白话文运动过程中，同时还有多种保守势力对打倒文言文发出过激烈的反对之声。从最初的林纾，到后来的“学衡派”与“甲寅派”，都对新文化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不能彻底废弃文言文的道理。结合老舍自身的教育背景，或许能从这些反对声音中获得更多的认同。

前期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打倒孔家店的这种思想启蒙对老舍影响甚微。而五四运动引发的反帝爱国意识也没有对老舍产生多大的影响。正如某些学者前面所指出的：“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32]

四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小说月报》文人集团的出现

借助文学革命产生的社会声浪，不同的西方文艺思潮与艺术方法一时间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风起云涌，受其影响许多进步的文学青年与作家纷纷组建文学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最初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和许地山等12人共同发起。沈雁冰时任上海《小说月报》主编，其在1920年接任该报主编后大胆革新，全部刊登新文学作家作品，摒弃原有鸳鸯蝴蝶派的旧式小说，因而受到新文学作家群体的推崇，之后该刊直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会刊。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由此这里也顺势将文学研究会成员称作《小说月报》文人集团。尽管从微观层面而言，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内部彼此的创作风格与文学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在看待文学本质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大部分成员观点仍比较一致，基本上都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文学，强调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研究会作为新文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与文人组织便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新文学主流的发展方向。

五 老舍的两篇公文

几乎与文学研究会成立同一时期，老舍正由小学校长擢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成为一名年轻的教育官员。在这个阶段他仍然秉持在方家胡同小学担任校长的办学精神，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在劝学员工作期间，他多次上呈工作报告，反映辖区内学校教学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我们还能看到三篇现存报告的档案。其中一篇是1921年7月所写的调查报告：

呈为呈报事窃奉训令，命调查北郊马甸清真教国民学校，缮具报告以凭核办等因奉此。庆春当即赴该校视察。一切设施与原报之件，尚多吻合。办事人员亦极热心，苟能逐渐改进，当有可观。视察所及，除具填写报告连同教员毕业证书呈验外，理应具文请贵局鉴核。

示遵谨呈学务局局长

舒庆春

同一时期，作为文学革命的余波，国语运动蓬勃发展。1918年《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议决》提出：“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所，以专教注音字母，养成国语教员为宗旨”。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国语。当年4月，注音字母小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923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化起草委员会刊布了《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将小学及初中、高中国文科一律定名国语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纷纷设立国语讲习所，培养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所急需的国语师资。北京在1921年夏组建了“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推选老舍为经理。他亲自起草了《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期国语补习会纪事》的弁言：

民国十年夏，京师劝学会议，决议设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聘南、徐二君为主讲。假公立第七小学为会所，而推予经理之。通函仅及城内各校，因郊外私校，业经稍事讲习也。复函者凡四十余校，人数为五十，乃于七月十八日开会。会员距会所十里外者以半数，奔走酷日，曾不少怠，其苦心毅力殊为可钦。南、徐二君本教授之经验，为研究之材料，又非仅炫弄讲议者比。客岁，直皖战兴，百政俱废，国语推行，因遂停顿。今年教潮激烈，而专门以上，有讲学会之发启。小学界，有国语补习会之成立，是教育者之肝胆轮囷，终为社会范，为尤可记也。时民国十年七月二十有七日舒庆春识。[33]

通过上面两篇老舍在1921年写的公文，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几点结论。第一，1921年的老舍仍然努力为教育事业积极奔走。此时他甚至梦想在仕途有所成就。“我的志愿是在作事——那时候我颇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机会也许能作作国务总理什么的。”[34]第二，五四运动后，白话文获得全面的推广，但是社会上许多领域内仍然坚持使用文言文。白话文教育在当时的主要阵地是学校，而在社会领域，如政府公文法律条文、公私请柬、报纸社论、民间墓铭等，文言文的使用远多于白话文。正如当时有论者指出的：“现在社会上，白话文还未通行，正是中了科举时代教育的毒。写起信来，不是古雅的小简，就是骈俪的八行；至于那些寿序、颂词、祭文、挽联，总是虚伪社会生产的虚伪文学。还有些学校，特地请了书启名家，教这一类文字；美其名曰‘实用主义’。”[35]第三，老舍早年对文学的爱好，仍然体现在传统的文言文。特别是《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期国语补习会纪事·弁言》一文，情感充沛文采飞扬，不过仍然囿于旧文学的框架内。

在这一时期中，老舍与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但如果严格查考的话，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媒介的，这也是老舍在1924年旅英之前唯一一个能够与新文学发生关联的桥梁，这个媒介与桥梁就是许地山。

六 从《她的失败》到《小铃儿》

老舍在1921年中其实发表过两篇新文学作品，新诗《海外新声》与小说《她的失败》。这也是老舍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新诗与白话文小说作品。当时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关桐华、屈震骞等人在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组建了中华留广新声社，并创办《海外新声》一刊，曾向老舍约稿。老舍在1921年4月1日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新诗处女作《海外新声》，获得好评，此后再次获得邀约，便创作了小说《她的失败》。《海外新声》一诗共分三节，每节四句，是一首白话程度极高的新诗作品，出现在1921年初实属难能可贵。《她的失败》作为老舍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尽管已被收入他的作品集中，但似乎长期从未引人关注。他自己公开表述的文章中似乎只把《小铃儿》视作最早的一个短篇。不知作者本人对这篇《她的失败》是故意回避还是真的忘记了，因而也很久未能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

该文甚短，故直接抄录如下：

北风吹着阵阵的寒云，把晴明的天日都遮住。这洁净的小屋中，才四点多钟，已觉得有些黑暗。

她坐在椅子上，拿着解放杂志翻来覆去的看，但是始终没有看清那一段什么话。时时掩了书，对着镜子，呆呆的坐着。

她的一举一动，都像受了“无聊”的支配，时时仿佛听见皮鞋橐槖的声音，她却懒得向院中去看，以为这个声音，决不是假的，也决不是旁人。

拍拍的打门，小狗儿汪汪的乱叫，这冷淡的院子，才稍微有些活气。

“兰香，看看谁打门呢？”

“或者是送信的吧！”兰香答应这句话很诚恳。

兰香进来，一边走，一边念：“普安寺十五号，秦心鸢女士，秋缄。”

她赶紧站起来，接过信，不知怎样就拆开了，这是兰香看惯的，但是极注意她脸上的颜色。

她脸上忽然红了，又渐渐的灰白，很不愿意拿自己的感情，去激动别人，就面向着里说：“兰香你快泡茶去吧。”

她扶着椅子，不知想些什么，只看见镜里的灰白面孔，一阵阵的冷笑，她忽然像发狂的样子说：“我为什么要受他的驱使？我为什么要热心协助他，甚且要嫁他？”她软软的坐下。

好大半天，院中家雀，正在啁啁啾啾叫的高兴，忽然全飞了。兰香拿着茶碗进来。

“兰香！你知道宇宙间，也有热心作事的过错吗？这良心，是要寄在条规上吗？”这时候，兰香仿佛是天上降下来的神女。

“姑娘！那天我上街，见着了他，他说‘你们姑娘，实在诚实，只是少了些修饰，而且有点粗心，’姑娘！你的信，许我看看吗？”

“兰香！你替我看完了吧！”

“啊哟！姑娘！不但少些修饰，这天真烂漫，也是败事的根呢！”[36]

全文仅610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篇小说应该归入小小说或微小说的行列。作品通篇只是一种片段化的描写，内容也十分简单，大体表达了一个年轻富家小姐因会错意而自作多情。这与老舍日后的小说作品相比自然显得稚嫩而单薄许多，但总体而言，这篇小说的文本上起码有几处仍然值得肯定。第一，文字上已经算比较规范的白话，尽管个别地方还未完全摆脱文言；第二，已经开始配合情节而有了环境与景色描写；第三，小说的前半部分气氛铺垫得相当不错；第四，对女主人公春心萌动的少女情态刻画得也较为生动。关于这篇小说的语言，舒乙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评价：

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小说，寓意较深，比较含蓄，白话文写得相当流利了，标点符号使用得挺熟练，证明“拼命地练白话文”已有相当的成就。但通体看来，它只是一篇过渡性的习作，有的地方用词像清末的白话小说，譬如“时时掩了书”；有的地方像带点洋味的早期的白话新文体，并不太口语化，譬如“她却懒着向院中看”，有的字词过于抽象，不通俗，譬如“啁啁啾啾”“甚且”“去激动别人”。[37]

小说《她的失败》在语言上已经摆脱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坛上文白混杂的小说作品的特征，证明老舍本人因成长环境的特殊对白话文创作具有一种地域性的先天优势。

另外，艺术创作最初大多源自模仿，因而该小说很大程度来自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小说内容的效仿。20世纪20年代初垄断文坛的文学作品以鸳鸯蝴蝶派和翻译小说为主，新文学阵营的白话小说创作尚属凤毛麟角，数量相当有限。民初小说以鸳鸯蝴蝶的言情结合休闲、通俗的《礼拜六》风格为主流，品种又以言情、社会、历史为最多。可以说，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代表了当时文坛创作的实绩。至于新文学阵营，在20年代初产生了以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等人为代表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主题与题材广泛，但最多的仍是家庭、婚姻与妇女问题。因此，老舍在《她的失败》一文创作之初，大体也迎合了当时文坛主流的主题。即使老舍在三十年代初正式开始系统写作短篇小说之后，最初的《热包子》《爱的小鬼》《同盟》等篇依旧表现了言情主题，只不过其创作态度与作品诉求已有了更高的追求。

《她的失败》只是作者为了应付同窗兼好友的邀约而作，似乎是虚构而成的一篇小说，内容上与作者本体的实际生活毫无关联。今天看来仍然属于早期的习作。尽管它还存在许多稚嫩与不成熟的地方，但最值得称道之处仍是语言。这源于北京人先天的环境优势，特别是北洋政府将北京官话定为国语之后，北京出生的老舍获得了先天的语言优势。这是一种我手写我口的自然表达，一种将口头语言转换为文字的简单工作，对于老舍而言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因此，本人并不认同老舍在1924年旅英之前确实曾经产生过“拼命地练白话文”这样一个阶段的说法，那应当是受了《“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误导之后的结果。现在许多学者仍然将此文当作第一手材料作为论据进行研究，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谬误。

1923年1月，迄今所知的老舍第二篇白话文小说《小铃儿》发表在《南开季刊》第二、三期合刊号上。仔细研读这篇小说之后人们会发现，全篇已初具了老舍的某些写作风格。首先，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有不少来自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小铃儿家庭背景的描述，很像老舍自己的家庭。其次，小说的语言已经是相当标准的“京腔儿”，作品中某些描写，也显露出作者日后幽默笔法的端倪。这篇《小铃儿》尽管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仍然属于略显稚嫩的作品，但是相比《她的失败》一文，艺术水准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老舍的写作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呢？只需稍微查考老舍在1921—1922年的活动轨迹，便可以发现个中因由。1922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对老舍一生影响非常重大的事情，即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受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徒。在这年春天，老舍因偶然的契机来到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附设的英文夜校学习英文，由此结识夜校的主持人——刚由英国留学归国的神学院毕业生宝广林（宝乐山），并且在日常接触中十分认同宝氏的宗教理念，很快加入了他所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开始投身宗教改革和社会服务事业。同时，他又结识了在缸瓦市教堂服务的许地山，并引为同好。也正是在与宝广林、许地山的接触中，老舍选择加入了基督教。

总体来看，本阶段老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域之下，对当时国内的新文学和主流文学界的接触并不多。老舍真正的文学启蒙是1924年到英国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