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全球史视域下的东西方比较：逆转时间视角与学科建构思考
李兴[1]
【内容摘要】全球史时代，关于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西方全面超过东方的时间，中外史学界虽未达到共识，但主流观点一般以作为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标志的1500年为界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该逆转要迟至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前后。在此期间国际格局尽管西升东降，但仍然是东强西弱。只有19—20世纪中期才真正是“以西统东”、西强东弱的“西方世纪”。而在此之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东强西弱、东富西追几乎是国际史学界共识。至21世纪，国际格局西强东弱和东升西降趋势同时并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根深蒂固的所谓世界文明和国际体系“西方中心论”是重构的历史叙事和神话，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全球史视域下，批判和摆脱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化”，坚持“欧亚平衡论”和“东西平衡论”，构建客观、平衡、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文明比较和国际关系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东西方比较；逆转时间；学科体系；建构
国际关系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的“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根深蒂固，似乎约定俗成，但其实这种传统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符合历史的科学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后来西方的“东方叙事”重塑而成的。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急需“东方性”建构。公元1500年以前，国际关系史发源于亚欧大陆东西部之间的互动，中心游牧民族与边缘农耕民族之间的博弈，东西方的划分不仅是相对的，并无高低主次之分，而且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东西方国际体系。而1500年以后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的历史来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中心的。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的朝贡体系，中东南亚的穆斯林体系，以及位于亚欧中心地带的斯拉夫—俄罗斯体系同时存在，并行发展。与“西方中心”的扩张性、引领性、主导性不同，东方地理位置和地缘空间，东方独特的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外交政策、领导人因素，东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认知，西方的东方政策等因素，决定了国际关系史中“东方性”的属性和性质。中国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国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运用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法，以“东方性”建构和重塑国际关系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并不是要完全推倒西方体系另起炉灶，也不是要以“东方中心”取代“西方中心”。国际关系史学科内容上要平衡、全面，时间上要宏观、整体，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上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厚此薄彼，而要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实事求是，东西平衡、兼顾，反对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宿命论。
一 关于全球时代东西方发展逆转时间的辨析
关于东西方发展比较，主要是指欧亚大陆的两端，即欧洲与亚洲。欧洲主要是指西欧，特别是指英国。而亚洲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其次是指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西方学者基本都同意1500年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东方还是比西方发达、富裕、先进，东强西弱，东富西追。关于西方逆袭超过东方的时间，众说纷纭。
（一）西方学者的看法
第一种明确地指出西方的兴起始于1500年，比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2]霍华德·斯波特著《世界通史：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2009年》中的第五部分“全球贸易：现代世界的开端——公元1300年至公元1700年”；第六部分“社会变革：西方的革命及其影响——公元1640年至公元1914年”，其中两个历史进程的交叉时间是1640年—1700年，[3]这是第二种看法。西方学者的第三种看法是1700年说，[4]如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第四种是18世纪末说，[5]如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历史上的大帝国：2000年暴力与和平的全球简史》。第五种有1750—1800年说。[6]如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他推测说：“或者，考虑到合理的误差范围，大约是1750—1800年间西方社会的发展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7]，在此之前，“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大陆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对大多数东方人来说，葡萄牙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8]。在同一本书中，后来他根据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指数，把“西方超越东方”的时间确定在1773年即乾隆时期。[9]
持1750—1800年说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10]。不过，后来他又把时间往后推了。他说：“如果我们必须要为亚洲的衰退和屈服确定一个时间的话，那它更可能是20年后的1870年，而这一转变或许开始于1860年。”[11]“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仅在这始于1870年的40年里，全球性的大转型才得以现身：‘发达’的西方或北方，与起初是不发达（Undeveloped），后来是欠发达（Underdeveloped），近来是（处于？）发展中（Developing）的‘第三世界’、东方和（或）南方之间，在经济增长、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等方面，才出现了巨大的差距”[12]。
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东西方社会发展逆转时间，但从其著述中可以推算出来。如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希瑟·斯特里兹的合著《简明新全球史》，其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1500—1800年）”，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1750—1914年”，其中两个关联的历史进程的交叉年代就是1750—1800年，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东西方文明发展逆转的时间。[13]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大体也持1750年说。[14]
第六种看法，即1783年说。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15]。第七种观点是1800年说。如约翰·霍布斯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16]。相似的，第八种看法是19世纪（1800年）说。如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17]第九种看法是1860年说。如彭慕兰《大分流》（又名《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8]。第十种看法，是1871年说。如R.R.帕尔默的《现代世界史》。[19]第十一种看法，是1850年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最近500年的东西方关系史中有两个重要的谜团，其中之一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地理上迅速扩张的原因之谜。“从1850年或稍早些开始，该体系逐渐控制了全球，从而也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压缩为欧洲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地区性分支。”[20]第十二种看法，是工业革命说。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在19世纪以前，亚洲仍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外的一个区域，它既没有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被纳入全球性市场经济成为其中一部分，也没有像非洲和中东那样成为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外缘地区”，“在工业革命给19世纪欧洲带来所向无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前，亚洲作为一个外部区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固有特点”[21]。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没有直接谈到东西方逆转时间，似乎倾向于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看成一个历史过程。[22]
（二）中国学者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15世纪后以及16—17世纪。如潘润涵、林承节、王建吉《简明世界近代史》；齐世荣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23]后者明确指出：“在近代早期，无论中国、日本还是三个伊斯兰帝国，都没有像美洲社会那样由于受到冲击而解体，甚至没有像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那样发生明显的社会改变，而是继续保持着国家的独立和稳定。保守的政治立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坚持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对外商和传教士的活动严加限制，是近代早期东方国家的共同特点……这些国家正在失去创新和进取的力量。东方帝国的全面衰退不久即将开始。”[24]第二种观点，是18—19世纪说。“实际上至到18、19世纪，海洋国家才取代了欧陆国家的势力——而且并不是完全的、彻底的。”[25]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卷（上下）》等[26]，基本也持此说。这些教材史料详实，写作专业，文笔流畅，关于东方的内容不多，基本以西方政治、军事、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为中心，关于殖民地、文化、社会、社会主义的内容相对偏少。在东西关系发生所谓逆转的问题上，涉及不多，鲜有论述，甚至完全没有涉及这一话题。[27]
第三种观点是18世纪中叶说。刘德斌在主编的《国际关系史》中写道：“1500年被看作世界历史的重要分割点，从这一时间节点开始，西方开始超越非西方并且逐渐成为全球性国际体系的构建者和主宰者，但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依然属于世界首位……然而，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已经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仍然在传统的农业文明道路上蹒跚而行。从中西对比来看，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尽管其经济总量仍旧首屈一指，但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开始向西方倾斜。”[28]
第四种观点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吴于廑先生在东西方逆转的时间节点问题上向来比较谨慎。他似乎主张视之为一个历史进程，不一定有非常具体的年份，但倾向于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欧洲扩张的时间。他认为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卧尔印度三大帝国“对东来的西方力量感到可虑，那是16、17世纪稍后的事。从通商利益方面看，伊朗和印度都有比较丰足的特产，可供西方海商转运欧洲。而当时的荷、英等国，还没有什么特别拥有优势的产品，足以占领东方国家的市场。两相权衡，得多于失。奥斯曼以地处亚欧陆海通道的要冲，从来自东方的转口贸易中也可以获得利益。后来这一形势之所以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决定性的转变，关键是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稍后工业革命又扩及欧洲大陆诸国”[29]。而英国工业革命起源的时间，吴先生只是引用了罗斯托的观点，即英国工业革命起飞于1783年[30]。
第五种观点是1800年。原因是1800年以后“世界的生产中心转移到了欧洲和北美，世界贸易的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世界生产的中心……在军事上，弓箭骑兵彻底地失去了机动性的优势，火药为主的来福枪占据了优势”[31]。
（三）西方发展超过东方（中国）的历史时间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往往语焉不详，或者避而不语；缺乏详细的历史叙事过程，或简单地一笔带过。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根深蒂固；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线条认识不清，把世界历史发展简单化和公式化；受阶级斗争、东西方斗争思维和单线论的影响，把东方的落后完全怪罪于西方的侵略和掠夺；受苏联学术界变相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本身对世界历史不熟悉，缺乏精深研究，发言权不大，难免人云亦云。
“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这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上古—中古—近代）的变种，把“中世纪”这个西欧独有的历史阶段说成是人类历史共同的阶段和“规律”[32]。
笔者认为，1750—1800年，也即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期，可以理解为东西方文明发生逆转的时间。即从1500年以来东强西弱、东富西追，经过250年左右的西升东降，逆转为西强东弱，西富东穷，世界历史才进入以西统东、一统天下的西方中心时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间，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革命开始和扩张时间，取得了对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优势和弯道超车；机器经济战胜了体力经济；西方军事技术和殖民主义也取得了对东方的武力优势。这是从东西方经济（经济规模、总量、GDP，特别是东西方在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等）、军事（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等实力对比而得出的结论。近代初期，从时间上说，是东方的衰落在西方兴起之前，而不是西方的崛起在东方的衰落之前。也就是说，东方的衰落主要是自身的原因，并非西方的兴起。
二 “西方中心论”其实是历史的神话
1500年被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历史分期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的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33]以此观之，“西方中心论”根本站不住脚，是一个历史的神话。
（一）“西方中心论”的形成
1500年前后亚欧大陆历史的真实是：发达的东方，落后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对历史的重塑是：先进的西方，落后的东方。兼具东西方特性的俄罗斯因地大物博，自给自足，避免了成为像东欧那样的第三世界。[34]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至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别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著《风俗论》（或译《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画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时间来说，他废洪水创世之误解，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以空间来论，他跨出了欧洲的狭隘范围，把当时已知的欧、亚、非、美几大洲的国家和民族全写入了历史。伏尔泰、莱布尼茨（1646—1716）以及魁奈（1694—1774）等人把中国视为道德的楷模，制度发展的导师。同时，中国也是他们倡导的绝对行善主义、德化统治以及农业经济的一个现实的标本。疆域广大，人丁兴旺，科举制度，安定祥和，特别是与欧洲社会冲突和战乱连绵相比，被视为“中国奇迹”[35]。伏尔泰称赞中国，[36]莱布尼茨首次发出中国与欧洲相当，应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慎重对待中国文化的呼吁。
从1736年始，英国史学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为单位的世界史巨著，彻底改变了欧洲学术界以往受《圣经》影响的狭隘的世界史观念，但缺少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1748年出版的《环球航行记》是英国海军准将乔治·安森远征的官方叙事，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涉及国民性、政治、军事、科学、艺术、文学等多个方面。[37]而从康德（1724—1804）到费希特（1762—1814）再到黑格尔（1770—1831），通常把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并把欧洲置于其先锋地位，对“中国”持一种批判性立场。黑格尔就认为，中国虽然延续几千年文明，看起来十分了不起，但“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38]。1810年洪堡大学从创建之始就特别重视对希腊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令人惊讶的是，大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不同意以往把“某个东方民族”视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的做法，认为不能从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的民族即中国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在对中国无真正历史进步、只有朝代更替重复的认识上，兰克继承了黑格尔。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掌控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了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39]兰克认为，世界历史的核心虽然最初起源于古埃及，但是欧洲多民族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广泛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由于兰克是19世纪欧美西方学术界最负盛名和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想观点对后来国际学术界“欧洲中心论”乃至“西方中心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康德开始，几乎所有的德国启蒙哲学家都一反“颂华”态度，几无例外地对中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中国不仅不再是未来欧洲的参照样本，而且成了比现实的欧洲更需要否定与避免的对象。中国不再是将来的，倒是已然成了过去了的。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从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哥廷根学派曾译出30卷。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这些史学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总的倾向上是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40]
遗憾的是，后来的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也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影响。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与西方同类编著相比具有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西方史学界特别是苏联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对新中国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东西方逆转时间说明“西方中心论”是一个神话
历史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就是最先产生于欧洲，18世纪产生、19世纪以来影响到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认为西方从来就是先进、文明、进步的，西方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核心、主角和主流。而东方是落后、野蛮和专制的，只是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配角、边缘、西方的附庸和追随者。[41]“西方中心论”又称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
第一，公元500—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东稳西乱，东进西滞，东学西传。
尽管西欧中世纪受到了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贬损（野蛮、黑暗、落后的中世纪），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物质财富的富裕、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先进、文明的发达描述有所夸大，但从社会发展指数来看，西方与东方差距明显，西方远远落后于东方，却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基本公认的历史事实。[42]“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43]。
第二，1500—175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追，西升东降，陆滞海进。
滨下武志指出，在欧洲新航路开辟前，“欧洲国家体系只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边缘性的和不稳定的组成部分。而很久以来，全球体系就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即使欧洲人很早就开始了第一次远航，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其经济规模、先进水平及繁荣程度仍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44]。由于中国的相对强大，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之初，并没能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挑战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相反为了从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它们采取了中国愿意见到的方式，在表面上加入这一体系之中。如155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其实是经由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取得的永久居住权。澳门仍处在当时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的行动自由也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在17世纪下半叶，曾有三个荷兰使团和两个葡萄牙使团到达北京觐见中国皇帝。这几个欧洲使团不仅在觐见皇帝时叩头，将其作为外交礼节的一部分，还按照朝贡体系的原则，在外交使团的旗舰上插上贡旗，声称献给皇帝的礼品为贡品。[45]
即便“欧洲中心论”色彩很重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也承认：“在1500至1700年之间……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和中国各地还未曾受到欧洲新兴力量的重大影响。直到1700年以后，这些地区仍在按照各自的传统、沿着各自熟悉的途径发展着各自的历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应当被看作一部竞争史，一方面是西方不断增长的干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一方面是其他民族为赶走欧洲人而进行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46]《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不得不承认：“直到19世纪，欧洲人也未能征服非洲，也无法任意摆布中国人或日本人。葡萄牙和荷兰人必须按照中国人和日本人设定的条件开展贸易，欧洲人在东亚占领的小小领土在军事上仍然非常脆弱，比如在中国台湾，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西欧人在南亚和东南亚也受到了限制……他们在那里实际上只占领了极少的领土以及有限防御的贸易港口。”[47]从经济的规模、总量以及人员的流动、社会的稳定等情况来看，东方胜于西方。
第三，公元1750—2000年：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以西塑东，西学东渐，海权战胜陆权，东西彻底逆转、易位。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历史主流。
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中国逐渐成为第三世界；俄成为地处边缘的“第三世界”，但俄率先走出第三世界。[48]不过，“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49]。这一时期“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之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粗暴、冷酷和偏狭”[50]。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曾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51]。
“这些使节和使臣尽管来自西方自豪的独立主权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恪守繁缛的中国礼仪以表示对皇帝的尊崇，包括三跪九扣首以及使用自我贬低性的语言。这些礼仪被中国人视为朝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他们不惜放弃主权国家间新近达成的外交规范。西方人这样做不自觉地支撑起清朝眼中中华帝国的优越感。”[52]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臣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出使中国，发生了礼仪之争，乾隆仍只把中国看成天下的中心，物产丰饶，无所不有，将自身看作天下所有人的皇帝，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53]
乾隆帝1793年回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说：“……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54]。直到“18世纪末期，督政府统治的法国社会中，东方仍旧遮着神秘、光荣而富有的面纱”[55]，而这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文化特色。总之，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明非常尊崇，因为它有儒家伦理道德，它有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它推崇学问而不是崇尚武力，它生产的手工艺品十分精巧。但到了19世纪，中国人在战场上表现得软弱可欺，又不愿接受西方的制造品和西方的基督教，于是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由尊崇变成蔑视。[56]
直到19世纪才真正对东方取得最后优势的西方，一改过去（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对东方的肯定、称赞和仰慕，运用二元分类法“重新塑造”了东西方的形象。归结起来，“就是欧洲历史是一种进步的线性发展史，而东方却是退步与停滞的历史循环”，把西方描绘成理性、独立、具有父亲般意志的“男性”，将东方描绘成一个非理性、不独立、无助的孩童或妇女，需要无私的西方来“救赎”，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后来又演变成“西方中心论”。
印度是另一东方文明古国。17世纪初，印度并不需要与英国贸易，印度的商人或官员并不真正需要任何英国生产的商品，只不过对西方列强的产品有一定的兴趣而已[57]。英国人向印度人学会并使用“三边贸易”的技巧[58]。1633年英国重要的商人拉尔夫·卡特赖特（Ralph Cartwright）来到莫卧尔帝国。孟加拉的行政长官阿伽穆罕默德扎曼伸出他的光脚指头让卡特赖特亲吻，“英国人并没有骄傲到拒绝在印度人面前下跪，拉尔夫·卡特赖特按照莫卧尔的风俗要求他做的去做了”[59]。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500—1800年”，并且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并明确指出：“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60]。
虽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已经暴露出了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和面临的危机，但总的来说，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整体优势还是明显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高光时刻和辉煌的顶点。
第四，公元1945年以来至今：西强东弱，东升西降，东扩西缩，陆进海退，东西胶着，多极平衡。
东西本是相对而言，并且是变化的。相比之下，比起西方，东方更为确定，即地中海以东，或欧亚大陆东部，包括近东、中东、远东等。远东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中东包括两河流域、印度和中亚，主要是以印度为代表；近东则主要以埃及为代表。当然，从地理上讲，俄罗斯也属于东方。而所谓西方，近代时期以西欧特别是英法为主要代表，现当代以来则逐渐演变成以美国为主要代表。
《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也断言：“21世纪，财富和力量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和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61]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陆进海退的趋势，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虽然总体力量对比还是西强东弱。其中，1945—2000年是两个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和交叉时间。在此期间是一个演变和量变的过程。其特点是，西强东弱、西稳东升。在此之前是以西统东，西统天下。在此以后是东升西降、西强东弱。
（三）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其他因素
1.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附属物——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解放，资本主义对立面—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也从不同的侧面冲击着所谓的“西方中心论”。
早在18世纪，海地就出现了独立运动。19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风起云涌。19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此起彼伏。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化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形成历史潮流，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殖民主义成为明日黄花。18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先后成立过三个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2.近代以来东方（亚洲）国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情况
日本是具有西方特点的东方国家、亚洲国家，深受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但19世纪“文明开化”后日本“脱亚入欧”“脱东入西”。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很尊崇日本武士，这种崇拜并非只是纸上谈兵，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他们甚至试图聘请日本人作为雇佣兵。[62]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国身上。日本独立成为近代化强国。阿富汗、泰国、伊朗、蒙古保持了独立地位。其中，阿富汗主要靠武装斗争，泰国主要源于平衡外交，蒙古则地处亚洲腹地，比较偏远。中国保持了半独立、半殖民地的地位。土耳其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只有印度、朝鲜沦为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二战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
3.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有的学者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还有的一些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类和世界历史进行综合考察。“全球化从根本上冲击了社会科学以及关于社会变化的主流叙事”，全球史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63]不同于兰克等人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虽然并没有实现彻底的克服。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提出并体现了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的倾向。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全球史纲》《全球分裂》中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排方法，更多地关注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西方中心论”提出质疑，关注东方历史贡献的国外代表性学者有美国学者彭慕兰，德国学者弗兰克，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迄今对欧洲中心论的揭发和批判可能主要还是来自欧洲学者。除了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对欧洲中心主义五种缺憾的批判之外，约翰·M.霍布斯更是把欧洲中心主义与欧洲科学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并强调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多种形式的话语体系。”[64]
“尽管欧洲境内在近代早期正在逐渐形成一套比较不一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模式，但我们也将看到这些模式本身仍然未保证西欧最终会走上一条与东亚等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欧洲的工业化程度在英国之外仍相当低，至少在1860年前是如此。因此，建立在西欧共有特征上的‘西欧奇迹’一说便值得商榷，特别是这些普遍共有的特征，有许多至少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也同样常见，因此这一假说就更让人存疑。”[65]
在16—17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行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百部有关亚洲的书籍。“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66]。在19世纪初（或中）期以前，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最高的“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惊人的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还有罗马教廷把中国定性为异教国家与异教文化，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人们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67]
至此，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每个学科里都有表现，是以欧洲的历史演进过程为标准和核心的世界史观，根深蒂固，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当20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并开始撰写新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时候。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依然在“民族国家”史的“原野”上深耕，因为这些“民族国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68]
4.我国学者也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质疑“西方中心论”
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学者就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吴先生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观点。刘新成教授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刘文明教授出版了《全球史概论》。[69]还有学者是从“东方外交史”视角批驳“西方中心论”，强调东方外交的特点和贡献。其中，陈奉林和魏楚雄两位学者贡献突出，发表了大量相关成果。[70]梅俊杰出版了批判西方道路的《自由贸易的神话》[71]。葛兆光认为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另一个“历史世界”[72]。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向国际学术界既定话语体系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一般来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原因，后者是前者的历史结果。近代初期，从时间上说，东方的长时间衰落在西方很晚兴起之前，而不是西方的兴起在东方的衰落之前。因此，很难得出西方的崛起导致东方的衰落、西方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西方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的结论。东方的长期衰落有其自身的逻辑，至少不是由西方所决定的。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汲取东方、攀上东方的肩膀、被东方成全的基础之上的。[73]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从理论上说，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中小国家是具有同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对象，甚至是由于过去比较轻视、忽视而显得更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像“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学科传统上以大国、强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学科建构时间上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差并不远。从某种意义上，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并提升为一级学科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和挑战。事实上，西方学术界主导的全球化潮流就要求“全球的非中心化”。
5.从现实的国际政治来看，不能完全排除国际体系多元中心格局出现的可能
近300年以来，国际体系的“多中心论”或许会再次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就是所谓“风水轮流转”、“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发展规律在起作用。[74]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经慨叹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当下喜闻乐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法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反映了国际体系和中外关系惊人的联系和巨变，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反映的是当时国际格局的西升东降，而后者反映的当今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
三 关于东西方比较和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西方视角，西方范式，西方中心，传统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75]其实此种史观经不起认真推敲，很不全面，也很不符合历史实际，因而是很不科学的。故学术界质疑之声一直不断。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急需“东方性”建构。而这一点，则为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忽视，研究极少，亟待加强。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研究[76]，但总的说来，还不够充分，不够系统，影响更不够，没有联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没有体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以及以中俄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如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全球影响。国家社科基金以往这方面的立项很少，成果不多，且不系统，影响有限。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学术上更应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国是最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方国家，其朝贡体系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独步一时，其和平崛起和互利共赢的国际理念在现实中影响深远。俄罗斯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是兼具东西的大国，介于东西方之间，不同于西欧，是半东方国家，不是传统的西方。它们在全球国际关系史体系的构建中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方学术界遭到了忽视。而国内学术界又多沿袭了西方体系及其观点。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研究，是一个非常重大、并且难度很大的学术问题。由于时空过大、内容过多，本文选择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作为重点和代表，努力致力于建构东西平衡的、科学的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有利于我国和东方国家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新文科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质疑、破解、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困难和问题
多年来，“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包括对学术思想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以致学者知识储备、知识结构，语言、理论功底、思维方式长年累月的固化；难以统合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不具有彻底的自觉与超前的理论储备；世界历史与中国书写之间的平衡；习惯成自然，价值观和历史观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纠结；学者个人扬短避长、避实就虚的担忧，等等。还有一些有关学术研究的具体技术问题，比如，东西方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可比，标准是什么？是重在社会制度，还是重在经济实力？以前有没有学者从事过相关研究？[77]支持“西方中心论”是否就是科学正确，批判“西方中心论”是否就是政治站队？等等。
我个人认为，这些担忧和问题完全可以理解，但并不等于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而是恰恰相反。
（二）要优先、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做好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
包括学术“三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历史“三交”（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现实“四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六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本结合，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从而实现构建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目标。
2.东西方比较和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西方中心论”的来源、解构与批判
“西方中心论”与西方的中心作用、西方的优势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西方中心作用和优势则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批判“西方中心论”并不意味着研究西方国家、西方文明、西方历史不重要，也不意味着所谓的政治上“站队”。
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近代之初的200—300年，国际体系历史多源、多中心、多元并存，相互竞合，并驾齐驱。“西方中心”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但不是永恒的历史现象。而且从后推前，以成败论英雄，是学术上的“成王败寇”、“趋炎附势”。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西方“重塑”了东方；东西方文明的互动；西方文明的东方根源；“西方中心”的均质化错误和片面性单调；“西方中心论”的袪魅过程和遭受拒绝。
人们一般把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理论上的先行者。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后又于1967年《当代史导论》、1978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力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78]
3.从东西方比较视角看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
公元500—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公元1500—1750年：西升东降，东强西弱；公元1750—2000年：西强东弱，以西统东；公元2000年至今：东升西降，西强东弱。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上古—中古—近代），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之前诸孤立地区组成的世界，与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占据优势和逐渐衰落的世界。这一方法可以说是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努力和证据。[79]“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理解为欧洲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开辟的伟大航线。”[80]
4.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东方性”建构中的中国因素
何谓“东方性”？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的“东方性”，是相对于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的“西方性”而言的，其主要观点是反对“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在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应当全面、客观，东西平衡，东西兼顾。
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在与东亚国家打交道时，也不敢忽视缔约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邻近和接壤国家的关系，否则缔结的双边条约根本无效。欧洲列强不得不考虑区域的“朝贡圈”（Tributary sphere），以及东亚地区的宗主秩序。欧洲列强试图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会默认他们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这样，朝贡体系与国际条约体系并行存在。朝贡体系及其世界历史和文明意义，当今中国和平崛起、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中华文明的重新辉煌，对于世界历史和东方发展的意义，都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5.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东方性”建构中的东方因素
东方文明和东方因素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中国和印度，还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伊朗、韩国等。日本是具有西方特点的东方国家，而俄罗斯是具有东方特点的欧洲国家，是典型的半东方国家。斯坦利·沃尔波特认为，“伟大的莫卧尔帝国”（1605—1707），肯定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强盛的，而且还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81]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17世纪之初印度并不需要与英国贸易，并不真正需要任何英国的商品。[82]
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19世纪以前，亚洲仍然处于西方全球性市场之外、亚洲有被纳入西方体系或成为西方全球体系的外缘地区的原因时说，地理位置遥远是原因之一，中国、日本与西方列强相隔万里，鞭长莫及；东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自给自足，对西方商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商品不感兴趣；中国明清王朝和印度莫卧尔帝国军事力量强大，西方商人想在美国那样以武力开路，或者在非洲和中东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人，都是不可能的。相反，西方人只能是局限于沿海一带建立少数商站，作为从事贸易活动的据点。[83]
具有比较典型意义的是中俄之间尼布楚—恰克图条约体系的签订。这是东西方历史上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的第一次碰撞和结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6.百年大变局的学术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构建东西方文明比较和国际关系史“东方性”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主要环节、关键节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有哪些？要结合以中印俄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提炼其特点，凝练其特色，开拓其特质，做出创新性探索和发展。
7.关注几个方面的学术创新
（1）新选题。
历史研究选题关照现实发展；个人兴趣选题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世界历史选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国际关系史选题与历史政治学相结合；从宏观、整体、长时段世界大历史视角，来研究、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演变和特点。选题要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2）新方法
运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方法：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区域国别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3）新观点
这些新观点包括但不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东西兼顾、东西平衡论；三大体系（学术、学科、话语）建构促进国家新文科建设；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作为非西方大国，中国从朝贡体系到和平崛起，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冠疫情中的大国担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作为半东方大国，俄罗斯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体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欧美核心西方。
这种新观点还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观片面、表面、不客观，不科学。东西互动，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单向“统一东方”；东西方分野的西方历史叙事；东方对西方的贡献和成全；西方文明的东方根源；西方语境如何“重塑”了东方？
东西方的划分本来就是相对的，变化的；西方重塑了东方形象；东西方之间互动互含互化，东方成全了西方。与“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相交”的传统西方历史观相反，东方也是西方，西方也是东方，两者不可截然分开。东方不是西方经济、文化和思想的殖民地。世界大概任何时候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明与野蛮之别，西方被视为先进和文明的代名词，东方被视为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一成不变，并企图保持永恒不变，这是非历史的，非科学的。东西方的分野，只能说明人类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世界历史主体的多极性。
根据后来历史发展结果反推前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真实性，是基于主观推测臆断，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离真实的历史有时很远。“西方中心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学术上没有依据，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构建国际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以“东方性”重塑建构，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作为非西方大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国际关系体系中决非无足轻重，中国和俄罗斯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本文的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新文科建设，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强国。[84]
四 结论
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就是欧洲或西方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和西方是世界历史的主流，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欧洲或西方中心论在近现代各个学科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实，“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都是错误的。如果以欧亚大陆为文明的中心，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和南亚，都会成为边缘。[85]“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来的，一部分不符合历史事实真相，一部分是西方“重塑”“重构”“重铸”的东西方历史情景，重塑了西方的先进，重构了东方的落后，重铸了东西方的比较。也有忽视、歪曲、贬低东方，也有历史的推测和想象。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看到历史的变化，是学术原教旨主义。后来者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东方学者也信以为真，并且深信不疑。以致“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约定俗成，影响深远。
从经济、贸易、货物流通，体系规模及影响，人员流动等因素来看，以近代西方国家代表英国与东方国家代表中国比较，现代西方国家代表美国与东方国家代表苏联比较，当代西方国家代表美国与东方国家代表中国比较。近代，1750年至1850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也是历史转折点，前者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者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从1500—1750年，甚至是至1850年，至少至1800年，这二三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东强西弱，东富西追，东优西劣，西方只能参与、纳入朝贡体系，接受东方的条件才能与东方交往，虽然总体趋势是西升东降。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框架下，东方已经发展到极致，西方很难超过东方。是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使西方工业文明实现了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弯道超车。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决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200—300年，西方才最终胜出。从1750—1945年是以西统东，西学东渐，西方一统天下，是西方的黄金时期和高光时刻，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东方国家依靠自身努力和各种原因成为独立半独立国家，如日本、阿富汗、暹罗、蒙古、中国、土耳其；两次世界大战，还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出现，表明了资本主义危机。
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非殖民化运动的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危机进一步加深。东西方阵营展开了长期的、全面的“冷战”，没有硝烟的战争，经济上两个平行市场。可惜的是，苏联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了。西方阵营貌似赢得了对东方阵营的胜利。然而，至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陆进海退的趋势，虽然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结构性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集团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G20中10个发达国家10个新兴经济体，就非常明确地表明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东方从过去跟跑，到与西方并跑，再到一些领域的领跑；东方从过去对西方的盲目仰视和崇拜，到能够相对平和、平衡、平稳地平视，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最有代表性的东方大国——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半东方大国——俄罗斯，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排除将来会成为以整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的战略竞争对手，虽然这并不符合我们良好的愿望。现在的情况是，西方貌似分裂，关键时候团结；东方貌似团结，关键时刻是分裂的。东西方的斗争与合作并存。斗争处于胶着的相持状态，未定之天，结果难料，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测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呼之欲出，“西方中心论”摇摇欲坠。
社会科学是19世纪最先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所以，毫不奇怪，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学自然如此。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86]西方的历史观是：道德+进步。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确实使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进步了，超过东方，胜过东方，有能力抢掠东方，但谈到道德，就不是西方口头上所讲的所谓“自由”“博爱”“人权”事业，唯利是图和贩卖黑奴、劫杀印第安人、殖民战争和民族屠杀等等，这才是西方历史真实的叙事。历史常常以成败论英雄，并且是胜利者书写的。以19世纪以后的历史结果推导以前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原因，成为西方并且影响全球的世界历史叙事的主流。
质疑、批判“西方中心”论也多为西方学者，但是要摆脱、批倒“西方中心论”可以说比提出、重构“西方中心论”更不容易，更需要时间，要建构“全球整体论”“东西平衡论”，比解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更艰难。因为“西方中心论”已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后来历史的结果来反推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原因。要建构就意味着一定要解构，而解构则不一定要建构。这方面，东方学者具有更多的优势，要更多地承担历史的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精神，还原和恢复历史的真相，针对西方选择性忽视，过滤性选择、局部性歪曲，予以正本清源；其次，以新的历史实践来进行检视，如20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独立、解放，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的对峙和冷战。21世纪以来，东升西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次，新的历史视野的重新审视、思考。对西方的片面性认识、狭隘性贬低、错误性偏见予以解构和拨乱反正。最后，对于所谓“以西统东”时期，如19世纪也要持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其实都是双向的、互动的，绝非单向的、单一的。第一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87]。西方是攀上东方的肩膀，东方支撑了西方，成全了西方。
通过上述论证还说明，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东西方交替领先，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变是唯一的不变；“西方”的历史演进及其心目中的“东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最早意义上的“东方”是西方学界自我构建的一个“他者”。地球是圆的，太阳不可能只是永恒关照一个所谓“中心”。东方也同时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东西方互通互化，共生共进，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传统的农耕世界孕育了工业世界”[88]。所谓“中心论”是相对的。人类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风水轮流转。近现代“西方中心论”是重塑的历史神话，重构的历史演绎，重铸的历史过程。以致西方挟种族优越、妄自尊大而盲目自信；东方携民族自卑而妄自菲薄，人云亦云，甚至鹦鹉学舌，自我贬低。其实，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现之前，西方无论是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编纂学，都只是历史学，还不是历史科学。应坚持“两点论”和“平衡论”，变“欧洲中心论”为“欧亚平衡论”，变“西方中心论”为“东西平衡论”，变“欧美中心论”为“全球整体论”，变“区域微观一点论”为“全面宏观均衡论”。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实践，历史提出了新的使命，要建立东西比较和国际关系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吸收中国的实践和经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交思想成就，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同时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矫枉过正。我们也反对“中国中心论”[89]或“东方中心论”，动辄“中国第一”“自古领先”，而是主张抱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态度。
以历史视角，“西方中心论”建立在西方强大实力基础上，不是毫无道理。问题是，“西方中心”或“欧美中心”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不是普遍性的，更不是不变的。即使在公认的世界近现代史阶段（1500—1945）的初期，东西文明多中心、多体系并驾齐驱。如果东西方逆转以1750年为界，西方占优势大体不到300年。如果以1800年或1850年为界，则西方占优连250年也不到。对于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被“欧美中心论”歪曲和颠倒的东方部分，要再颠倒、扶正过来；对于被“西方中心论”忽视、贬低的东方部分，要重新正本、正位；对于被“欧洲中心论”偏见、片面和想象的东方部分，要全面、客观重构，清源和溯源；当然，对于西方史学中关于东方合理、真实的部分，要予以科学的“确认”。我们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0]，“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91]
如果中国学者只以西方的概念、框架、理论与体系分析一切问题，不能结合新的实践，没有任何知识创新，唯西方话语是瞻，视西方话语就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西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他们虽然是中国人，东方人，但思想和精神“被殖民化”“被西方化”，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是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得不到真正大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耻辱。
或许，如同世界历史上亚欧大陆中心与边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划分一样，具有全球性质的东西方划分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既具有世界历史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鉴往知今的现实意义。至今为止人类的活动仍然很难超越时空，因此探究东西文明比较和国际体系学科建设，探讨东西融合与海陆和合的经验教训，仍然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A Comparison of East and Wes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y：Reversing Time Perspective and Thinking about Disciplinary Constructs
Li Xing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 history，although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an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time when the power contrast between East and West was reversed and the West comprehensively surpassed the East，the mainstream view generally considers the 1500 CE as the mark of the Opening of the New Route and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it and argues that the reversal was to take place as late as the mid-18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rou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landscape remained strong in the East and weak in the West，despite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Only from the mid-19th to the mid-20th centuries was the“Western century”truly a“Western century”in which the West was strong and the East was weak.Before that，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in Europe，it was almos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ical consensus that the East was strong and the West was weak，and the East was rich and the West was following the former's steps.In the 21st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of Western strength over Eastern weakness and the trend of Eastern rise and Western decline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and the world faces a great change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This shows that the so-called“West-centrism”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which has been deeply rooted since modern times，is a reconstructe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myth tha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historical reality.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y，it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hina's historians of world history to criticize and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Eurocentrism”and“West-centrism”，adhere to the“Eurasian balance theory”and“East-West balance theory”，and build an objective，balanced，scientific academic system，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mparison of East and West civiliza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East-West Comparison；Reversal of Time；Academic System；Construction
[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与中国外交，世界近现代史，中西比较与中外关系史。
[2]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金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 参见[美]霍华德·斯波特《世界通史：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2009年》（第四版），吴金平、潮龙起、何立群等译，吴金平校订，山东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
[4] 参见[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5] 参见[法]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历史上的大帝国：2000年暴力与和平的全球简史》，陈煦译，常绍民校，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6] 参见[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7]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8]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
[9]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319页。
[10]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1] [德]贡德·弗兰克、[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编：《19世纪大转型》，吴廷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59页。
[12] [德]贡德·弗兰克、[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编：《19世纪大转型》，吴廷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10页。
[13] 参见[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希瑟·斯特里兹《简明新全球史》（第三版），魏凤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4] 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庞卓恒译，高等教育出版1998年版。
[15]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6] 参见[英]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17] 参见[美]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倩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18] 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 参见[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何兆武、孙福生、陈敦全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20] [美]乔万里·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2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22]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施康德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3] 参见潘润涵、林承节、王建吉《简明世界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参见齐世荣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4] 齐世荣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25] [新加坡]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刘怀昭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26] 参见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卷（上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7] 参见傅聚文《世界近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001后重印）。
[28]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
[29] 吴于廑：《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载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30] [美]Wait Whitman Rostow，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1962，pp.105，313.
[31] 任洪生：《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32] 刘德斌：《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51页。
[33]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金景彪、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页。
[3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59页。
[35] [美]乔万里·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36] 关于伏尔泰对中国的称赞，参见[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卷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879页。
[37] 参见Richard Walter，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to 1744，London：Printed for the Author，by John and Paul Knapton，in Ludgate-Street，1748.
[38] 参见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9]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40]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1] 参见[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48页。
[42] Robert B.Marks，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2，（8）；参见[美]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方宇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304页；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新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第146页。
[43]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参见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文史哲》2022年第4期。
[44] [美]乔万里·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45]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
[46] [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660—661页。
[47] [美]菲利浦·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倩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02页。
[4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283—284页。
[49]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50]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5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52]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53] Hao Gao，Creating the Opium War：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a，1792-1840，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2020.
[5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页。
[55] [法]蒂埃里·伦茨：《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安康、陈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5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272页。
[57]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张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48页。
[58]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张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50页。
[59]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张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51页。
[60] [英]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61] [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
[62] 参见[美]菲利浦·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
[63] [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64]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0页。
[65] [美]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黄中宪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66]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67]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68] 刘德斌：《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刘德斌：《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221页。
[69] 参见刘文明《全球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70] 陈奉林：《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再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区域性的国际交往与东方外交圈的形成》，《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1期；《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走到了哪一步》，《世界知识》2021年第6期；《对东方国家崛起趋势下东亚史学科建设的总体构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等等。魏楚雄：《东方外交史研究及其现实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向西方学术界既定话语发出的中国声音》，《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中国与西方：海洋意识及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英语），《海洋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71]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72] 葛兆光：《“蒙元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文史哲》2022年第4期。
[73]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4]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75] 如David S.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London：little Brown，1998；John M.Roberts，The Triumph of the West，London：BBC Books，1985；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1981；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其代表作为1963年出版的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等等。
[76] 如：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黄中宪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德]贡德·弗兰克《白银时代：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英]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等。
[77] 作为一个先例，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在这本书中，莫里斯独创“社会发展指数”，从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4个方面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
[78] 刘德斌：《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49—350页。
[79] 刘德斌：《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50—351页。
[80] [日]滨下武志、[日]顾琳、[美]马克·塞尔登编：《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81]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张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30页。
[82]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张建欣、张锦冬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48页。
[8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84] 参见方军《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曾军《中西文论互鉴中的对话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85] 参见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刘怀昭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86]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87] [英]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于向东、王琛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88] 吴于廑：《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载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89] 参见[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化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页。
[90]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9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