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路径与方法

从既有研究来看，国外学界通常将中泰关系视为典型的非对称性双边关系，并在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小国”传统两分法模型下展开分析和研判。总体上，其常见研究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

其一是传统历史路径，尤以亚洲/亚裔学者较常见，习惯将中泰关系纳入“朝贡体系”模型加以分析。此类研究通常强调以史为鉴，立足于翔实的史料依据，但其逻辑推演更倾向于“历史螺旋”的学术假设，结果在美西方主流话语有意无意将“朝贡体系”臆断为“地区霸权”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研究方向误判，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发展诉求曲解为美西方所谓“中国重塑地区霸权野心”。于是，此类研究通常会追溯泰国（暹罗）在传统“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讨论近代以来泰国脱离“朝贡体系”拥抱美西方“国际体系”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泰国及地区影响开展利弊分析，进而以“历史视野”研判中泰关系的发展走势。

其二是国际关系路径，尤以美西方学者较常见，习惯将中泰关系置于中美大国关系或是东西方关系的宏大视角下加以分析。此类研究通常强调学理逻辑，依托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庞杂谱系，引经据典构筑看似严丝合缝的逻辑推演，但却无意也无力摆脱“冷战思维”的学术桎梏。其看似多元化的研究成果，多数都会得出雷同结论，即“大国霸权”下的中泰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不平等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毒剂”，即根植于所谓“民主与人权”意识形态共识的美泰关系。

其三是本土经验路径，尤以泰国学者较常见，习惯在泰国外交成就尤其是保守—保皇精英执政能力的话语体系下对中泰关系加以分析。此类研究通常强调泰国精英阶层的应变决断，并将重点聚焦于外交策略的选择与调适。由于泰国长期奉行“风中竹”策略，并在殖民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取得成功，因此在大国间保持“中立”并适时“对冲”的外交策略具有广泛的政治共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保守—保皇派的历史功绩绑定，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表述。于是，此类研究倾向于预设结论，默契保持核心论点一致性，而研究工作的多元化差异则更多体现在分析过程的论据多样性方面，包括文献筛选、案例解析，以及官方意识形态阐释等。

由于研究路径方面的局限性，造成国外学界的中泰关系研究成果不少，但客观全面准确的较为有限，难以为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泰关系提供借鉴。反观国内学界，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兴未艾，中泰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研究多为历史/文化研究或情势/对策研究，并且经常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研究的附属/分支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系统研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尤其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泰关系相较于以往更为微妙和重要。作为美国军事盟国、中南半岛唯一新兴工业化国家、老东盟创始国、坐拥克拉地峡的印太交界国，泰国在次区域、区域，甚至跨区域层面都相当有影响力，因此是百年变局下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百年变局下的中泰关系，本书力求构建体现中国视角的研究路径，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贯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泰国基本国情，通过历史和地域比较研究，辨析中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中泰战略合作开展可行性分析。

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立足泰国国情，结合中国经验，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泰关系客观上具有非对称性，但泰国却不是可以被轻易忽视的地区小国（见表0.1），而是在次区域与区域相关议题上都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中等国家”。尤其是在毗邻中国西南的中南半岛，泰国作为该区域唯一的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历史上的传统主导力量，更是拥有重要的地缘影响力。此外，泰国地处印太交界区，并且传统文化受印度影响颇深，因此近年来成为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对接东盟的重要桥梁，从而进一步推升了泰国的跨区域影响力。

表0.1 泰国相关数据统计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在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在区域或次区域议题上“讨价还价”的硬实力，泰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依托“风中竹”策略在霸权罅隙间顽强求存，不仅屡屡化险为夷，而且获益颇丰的历史记忆与外交经验，有效形塑了泰国从上层精英到底层民众自主自信自强的战略定力，使其面对大国时始终保持低调从容，并以“令各方倍感舒适”的沟通方式，引导和推动“大国间相互掣肘”的复杂局面，借以维护其国家利益。

从实践来看，泰国被誉为“微笑国度”，其外交风格圆滑，常令人如沐春风，但要开展深入合作却仿佛“掌中沙”，很难夯实基础。回顾过去百多年与泰国打交道的大国势力，无论是殖民时期的英法列强，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抑或是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构建单方面强势地位的企图都未能成功，即使一时得势也转瞬即逝，难以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予取予夺。

作为有着八百多年历史，两度被外族灭国但都旋即复国，并数次称雄中南半岛的传统民族国家，泰国拥有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相当稳定的国家/社会运行传统规范。任何大国势力如果无视泰国国情，试图强行介入甚至改变其运行规范，都会受到“软磨硬抗”的排斥与抵制。例如，日本曾试图在双边关系上建立单方面强势地位，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失利，到冷战前中期引发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在泰国屡屡受挫，直到冷战中后期日本转变立场，立足泰国国情，改善对泰工作方式，才逐步站稳脚跟，并成为当前备受泰国社会各界接受与认可的大国势力。

中泰关系从两国建交以来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更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典范，并被誉为“中泰一家亲”。之所以有此良好局面，一是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从未在双边关系上谋求单方面强势地位；二是中泰两国长期民心相通，尤其是在泰华人华侨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三是中泰经贸互补，形成了“增量发展”的合作共赢局面。

因此，百年变局下的中泰关系研究，首先要立足泰国国情。唯有深入理解泰国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的传统规范、现实流程与底层逻辑，才有可能在落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过程中，规避结构性利益冲突，降低既得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并以“增量红利”团结和引领更多力量参与推动中泰合作。

其次要结合中国经验。中泰关系当前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其中有些属于中泰双边关系的特有现象，但也有不少对中泰关系而言属于新现象，但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却是得到了妥善处置的老问题。因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将有助于更好把握中泰关系的发展走势，避免战略误判。

最后要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泰关系当前面临的最大杂音是美西方主流思想的“国强必霸”理念。从殖民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再到冷战时期，美西方长期奉行“国强必霸”的行为准则，对泰国形成了深刻的观念烙印。中泰关系研究的核心要务，就是从观念层面纠偏，依托中国和平发展实践，铲除“国强必霸”落后认知，代之以“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从而为中泰关系“更上一层楼”夯实意识形态根基。

（二）以政治权力集团为切入点，开展结构化的系统研究

随着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中泰关系涉及领域也朝着纵深拓展，从政治、经济、社会到安全和意识形态，各类议题和因素都开始成为影响中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相关甚至关键变量。

与此同时，由于泰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屡屡受挫，在原本稳定的国家/社会运行系统下，通常保持相对独立运作的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相继动荡，并产生联动效应，使得曾被誉为“不粘锅”的泰国经济在21世纪初“红黄大战”的政治/社会冲突中备受打击。2016年，长期以来被视为“稳定器”的拉玛九世驾崩，更是直接动摇“泰式民主”的官方意识形态根基，从而造成泰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支柱的风险联动困境。

这就意味着，百年变局下的中泰关系研究，必须秉持全局视野，更重视对多领域联动的理解与把握。传统上，由于泰国各领域运作稳定且独立，因此采取单一领域路径既有助于提高效率，又不会影响准确性，但在当前各领域风险联动的不确定性状态下，单一领域路径的局限性就日益凸显，难以有效剔除系统性的多领域变量扰动。为此，本书将引入“发展中国家多元权力互动”模型（见图0.1），并以政治权力集团为切入点，对百年变局下的中泰关系进行结构化的系统研究。

图0.1 “发展中国家多元权力互动”示意图

所谓“政治权力集团”，是指由多元身份认同相似的社会公众组成的、拥有政治自觉意识并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权力博弈以实现其利益诉求的社会聚合体。目前，泰国较活跃的政治权力集团主要包括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财阀、地方豪强集团、技术官僚集团、城市中产阶级、新兴资本集团、极左翼学生群体等。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的概念与特征，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1]

其一，社会公众的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多元标识序列组。

“身份认同”是在社会交往的互动过程中，用以区别我者与他者，进而规范个体行为规范的主观意识。通过塑造身份认同，有助于社会个体更明确地判断和把握自身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所承担的责任、所享有的权利，并在社会交往中保持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和态度立场。

从存在形式来看，社会公众的身份认同并不是静态的单一标识，而是动态的多元标识序列组。相较于传统社会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现代社会的关系网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变得日趋复杂，衍生属性不断涌现，从而使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也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有以下两类属性。

一类是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属性，包括职业归属、教育水平、财产状况等直接影响个体生存状态的社会属性。对社会个体而言，经济能力与社会声望是其开展社交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个体的视野范围、理解能力、行动意图。

另一类是体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包括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族群意识等会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实质性指导和制约的社会属性。尽管并不是所有社会个体都会形成自觉的意识形态，更多的不过是自发的模糊偏好，但如果拥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则必然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首要标识，甚至会超越体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属性。

其他类型的多元社会属性的重要性不及上述两类，因此经常处于隐性状态，但如果有意外事态引起社会个体相关社会属性的应激反应，有可能改变社会个体的多元标识排序，从而影响个体的既有身份认同。不过，此类社会属性的应激性显化通常不可持续，将随着事态平息而重归沉寂，从而在中长期并不会改变前述两类社会属性的基准作用。

其二，社会聚合体是多元身份认同相似的社会公众组成的松散群体。

社会聚合体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个体在相似的身份认同基础上产生的群体认同，其表现形式是社会个体的多元标识序列组中的部分标识及其排序方式与社会聚合体相契合。由于社会个体的多元标识序列组中存在复数的标识，因此在多重契合情况下，社会个体有可能同时归属于复数的社会聚合体。对此，有以下四点内容值得留意。

一是社会个体对社会属性的认同会随着排序依次减弱，因此社会个体与社会聚合体相契合的社会属性的排序越靠前，则其产生的群体归属感也就越强烈，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聚合体的凝聚力。

二是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多元标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个体与社会聚合体相契合的社会属性的数量越多，则其产生的群体归属感也就越强烈。但随着多重契合的数量增加，符合要求的社会个体数量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对社会聚合体的规模产生影响。

三是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识排序，因此除非排序一致，否则即使社会个体与社会聚合体存在多重的相同社会属性，也难以形成有效共识。

四是社会个体的多元标识序列组并不是静态存在，而是会在社会交往中持续调整，因此如果相关社会属性或排序方式有所改变，就有可能弱化社会个体对社会聚合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促使其寻求更契合的社会聚合体。

其三，政治权力集团需要满足组织、话语、资金三大要件。

社会聚合体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前置条件，即具有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人员储备，但要进一步转化为政治权力集团，还必须满足三大要件，否则难以拥有开展政治权力斗争所必需的行动力与执行力。

首先是组织要件，主要包括动员力，即能否以本集团的政治诉求为目标导向，组织发动集团成员参与政治权力斗争；以及自制力，即能否约束和引导本集团成员，避免与其他集团发生无谓的摩擦与冲突。

其次是话语要件，主要包括凝聚力，即通过特性话语塑造，进一步强化本集团与成员间相契合的多元标识及其排序方式，增进本集团成员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感召力，即通过共性话语塑造，增进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可，化解疏离感与对立感，降低本集团掌权的政治成本。

最后是资金要件，主要包括稳定的资金来源，即拥有可持续筹资渠道，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对政治权力斗争产生影响；以及有序的分配规则，即通过集团内部的制度建设，避免因派系的摩擦与争端，弱化甚至瓦解政治权力集团竞争力。

其四，政治权力集团在博弈中呈现“同心圆”式的政治权力结构。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登上政治舞台参与博弈的目的在于提高政治权力地位，以获取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所谓“政治权力”，是指政治权力集团依托国家机器贯彻政治意志、提高社会地位、争取经济利益的强制性支配能力。其主要表现为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的决定性影响力。其作用对象主要是国家资源，既包括政府直接垄断的国有资源，例如财政税收、国有土地、林木矿藏等，也包括政府通过国家政策所能影响的非国有资源，例如民族产业在贸易保护政策下所享有的国内市场份额等。其作用效果表现为参与对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前者主要通过制定重大政策法规的方式实现，例如行业准入、矿藏开发、产业保护等政策法规，有可能形成中长期影响；后者主要通过政令决议的方式达成，例如财政预算分配、税率水平调节等，通常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政治权力结构，是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权力集团在国家权力竞争与分配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其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权力集团的博弈与妥协。通过“核心—边缘”的同心圆模型，将有助于更直观理解政治权力结构的表现形式（见图0.2）。

图0.2 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

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包括三个圈层，从内到外依次是核心圈层、制衡圈层、边缘圈层，其政治权力地位逐级递减，越靠近中心区域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越多，越接近外围区域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越少，甚至有可能被彻底边缘化。

核心圈层的政治权力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握国策主导权，能够自主制定新政策，或是修订或废止既有政策，并通过国家机器予以贯彻执行。

制衡圈层的政治权力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拥有常规否决权，能够以拒绝继续提供政治支持的方式，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边缘圈层的政治权力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仅有非常规否决权，通常是被动的政策接受者，但在核心集团所提出的国策主张严重侵害其既得利益的特殊情况下，能通过暴力或准暴力的非常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从发展视角来看，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静态固化的存在，而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各派政治权力集团在同心圆模型中所处的圈层，将会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而变化更替。新兴政治权力集团在拥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后，势必要求相应的政治话语权。其目的一方面旨在维护其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免受不正当的侵害，另一方面旨在利用政治权力争取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以满足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如图0.2所示，新兴权力集团的政治权力要求，将对处于同心圆核心圈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引发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本书以政治权力集团的中观概念为切入点，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第一，泰国外交政策变化主要取决于各派政治权力集团的诉求与博弈。

尽管从表象来看，泰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决策者是极少数活跃在“前台”的政治精英，因此短期而言，部分主政者尤其是强势领袖的个人意志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泰国外交走势，但中长期而言，任何政治精英都难以背离“幕后”政治权力集团的利益诉求，否则就会面临持续上升的代言人替代压力。故而，以政治权力集团为切入点，理解各派势力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华关系上的利益诉求，把握各派势力在博弈后形成的利益共识，将有助于更准确研判泰国外交政策的中长期趋势。

第二，政治权力集团兴衰直观体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调整。

泰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关口，无论是底层的经济利益结构，还是上层的政治权力结构，抑或是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都在发生持续性的变动和调整。通常情况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调整过程相当复杂，充满了晦涩难解的不确定信号，再加上三者间风险联动引发的相互纠缠与扰动，使得直接感知三大结构调整的总体走势相当困难。

政治权力集团是根植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结构的政治行为体。各类政治权力集团分别代表着“经济利益分配—政治权力地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归属”的不同组合，因此其兴衰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三大结构调整的发展态势。通过观察和评估政治权力集团的此消彼长，将有助于及时准确把握泰国的三大结构调整进程，以及其可能的演化方向。

第三，针对关键性政治权力集团施加影响是调适双边关系的有效手段。

从泰国多元权力运作来看，理论上有可能影响其外交政策的路径并不少，但事实上，多数路径成本高、见效慢、不确定性强，难以成为调适双边关系的可选手段。因此，除了“点对点”开展高层外交，提升与主政者尤其是强势领袖的个人关系，以关键性政治权力集团为对象开展工作，也就成为影响外交政策成效比最高的可选手段，并且在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

例如，冷战期间美国以军人集团与王室—保皇派为重要抓手，扶持保守阵营建构“泰式民主”模式，从而有效推升了美泰同盟关系，为其在中南半岛的地缘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又如，中泰两国建交后，中国以在泰华人华侨群体为统战对象，并与曼谷政商集团积极合作，从而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以正大集团为代表的曼谷政商集团更是成为对华投资和中泰经贸合作的先行者。

（三）兼顾历史与国别比较研究，从普遍性中辨识特殊性

中泰关系的演化发展存在一定特殊性，尤其是两国长达千年的友好往来历史，以及深度融入泰国社会的华人华侨群体，都使得两国关系与众不同；但从比较视角来看，中泰关系同样呈现“大国—小国”关系、邻国关系、南南合作关系等国家间关系的普遍性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泰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变数。国家间关系的普遍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泰关系的宏观趋势；而两国间关系的特殊性，则将决定中泰关系的微观动向，并有可能走出“独立行情”，甚至发挥表率作用，有助于推动宏观趋势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泰关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尤其是在普遍性中辨识特殊性，有必要从两方面开展比较研究。这一方面是历史纵向比较，旨在以史为鉴，从中泰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尤其是关键节点的转折变化过程，辨析各类影响两国关系走势的核心要素，并以此为参照，研判相关要素对当前中泰关系的利弊作用。

另一方面是国别横向比较，旨在厘清中泰关系与两国其他对外关系的差异性，其中既包括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包括泰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进而通过双向交叉比对，理解和把握中泰关系在地区间国家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并以此为参照，评估地缘政治博弈对当前中泰关系的走势影响。